從文章里可以看出簡化字和掃盲有一定關聯。

但最終走向拼音化的方針不敢苟同。就此並僅此一點，同情和支持五味老煩。

簡化字改革五十年 （ZT)

2006-03-20 13:33:43 來源:南方都市報

　　
　　1956年的冬天。1月31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向全國推行簡化字。從1月起的60天內，國家先後出台的方案還有《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和《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

　　推行簡化字、普通話和漢語拼音，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字改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鋪開。當時的推行沒有遇到什麼阻力。清末秀才、時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的李燭塵熱情擁護簡化字，他說，“‘燭塵’兩個字簡化了，我自己寫名字都方便多了”。

　　70歲的古文字學家曾憲通那時剛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記得在入學填表時寫的還是繁體字，當時也有同學覺得部分簡體字不符合字理，但沒有明顯牴觸的情緒。“很多字原來在解放區使用，一些字早就在手寫中流行，我們當時覺得轉換很自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蘇培成目前參與國家的語言文字規範工作，他表示“當時的改革是很慎重的，先是廣泛調查，中央政府多次徵求意見，並且分四批來推出簡化字”。

　　毛澤東當時確立的方針是，“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重點研究漢字簡化問題，成員有魏建功、林漢達、杜松壽等12人，其中一部分是當年參與過國民政府文字改革的故人。

　　1955年1月，文改會擬訂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廣泛徵求意見。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來自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207名，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小學和師範、工農學校的語文教師，其餘是語言學家、文字學家等語文工作者。

　　在這次會議上，河南省試驗小學的教師胡逸生說，當他在講台上向學生介紹簡化漢字，舉出“豔”字今後簡化為“艷”字時，孩子們馬上熱烈鼓掌歡呼。根據當時的一份報告顯示，這次會議代表一致接受了文改會提出的漢字簡化的方針步驟，即“選字形要儘量採用群眾中已經通行的簡字，而推行步驟要採取逐步分批實施的方式”。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文字橫排橫寫的倡議。會議代表張壽康、吳三立、商承祚、陳望道等79個代表在會上提出推廣橫排橫寫的議案，被列入會議決議。

　　漢字自古以來是從上到下書寫，但後來受到近代西方語言文化的衝擊。從生理上說，眼睛的視野橫看比直看要寬一倍以上。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會議報告中也說明，是為了“對將來推行拼音文字亦有好處”。

　　會議提出建議“希望中央考慮《人民日報》從1956年1月1日起改為橫排”。意見被採納，到了1955年底，全國報紙期刊橫排的已占80％以上。1956年以後，全國全面實行漢字橫排。

　　文改會議之後，1956年1月28日，《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23次會議通過，31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布，在全國推行。這個方案共計簡化漢字517個，簡化偏旁54個，並廢除了近400個異體字。
　　
　　漢字簡化的方法
　　
　　1964年5月文改會編印出《簡化字總表》，共分三表:第一表是352個不作偏旁用的簡化字，第二表是132個可作偏旁用的簡化字和14個簡化偏旁，第三表是經過偏旁類推而成的1754個簡化字。由此，簡化字的數量由517個增加到2238個，這就是今天使用的簡體字的基本範圍。

　　當時簡化漢字具體的方法大致有幾種:1、採用較簡單的古字，如眾、網；2、保留原字輪廓:如龜(龜)、慮(慮)。3、保留原字一部分特徵省略其他，如，如聲(聲)、醫(醫)；4、簡化偏旁，如歡(歡)、難(難)之左偏旁改ㄡ；5、根據草書的寫法來楷化:如專(專)、東(東)、車(車)、轉(轉)等。6、相通或同音的字合並:如“裡”和“裏”相通，合為“里”，“余”和“餘”相通，合為“余”。最後一種同聲字合併方式，也是後來引起最多批評的。
　　
　　簡化字的使用現狀
　　
　　不久前，有報道稱，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日內瓦出席一項會議時說，簡化字的推廣和流行，會讓繁體字居於相對弱勢，最後可能被遺忘。馬英九嘗試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把繁體字列為文化保護遺產，但因台灣不是聯合國成員而遭拒絕。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海外華人普遍使用的都是繁體字。而隨着中國國家的開放和國力發展，簡化字的傳播範圍正在越來越大。

　　新加坡早在1969年即公布第一批簡體字，1976年頒布的《簡體字總表》修訂本，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馬來西亞於1981年出版《簡化漢字總表》，與中國的《簡化字總表》完全一致。

　　泰國本來規定，華文學校不准用簡體字教學，在聯合國以簡體字為漢字標準後，宣布取消限制，於1983年底同意所有的華文學校都可教學簡體字，繁簡兩種字體並用。

　　近年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深入，使“中文熱”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很多人選擇了到中國大陸來學習中文。中山大學國際交流學院副院長周小兵告訴記者，在他接觸過的留學生中，韓國日本的學生在國內學的是繁體。來中國學習，一般學校的要求是“認兩種寫一種”，只要求學生會認簡體字，但不排斥他們在寫作業的時候寫繁體，“基本上對學生的學習和運用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而教學的實踐，讓周小兵明顯感覺，簡體字的確是更方便有效的學習工具。“教外國學生的老師，會覺得讓學生儘快學會中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對於一個零起點的學生，尤其是歐美學生來說，教學簡體字肯定更容易快捷得多。”

　　目前，大陸對外漢語教學有所謂“漢托”，即如同英語“托福”考試的“漢語水平考試”，外國人為了取得中文程度的證書，簡體字一定得懂。今年2月18日，中國的《國際先驅導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名為《簡體漢字熱全球》，文中寫道:“出生在美國的許多華裔感慨，學中文不學簡體是落伍了”。這篇文章介紹，在美國的地鐵車廂內，涉及中文的商品廣告、說明書大量使用簡體字，而美國移民局辦理華人移民時也已經逐步棄繁取簡。

　　“如果有外國學生想要學習繁體字，在大陸也有很多途徑。當然，在來大陸學漢語的學生中，這樣的學生一千個人當中恐怕都沒有一個，絕大多數人是為了從事與中國相關的經商、文化交流工作而學漢語的”，周小兵說。目前中國政府計劃在國外建立100所“孔子學院”教授漢語，客觀上也將對簡體字在海外的推行起到重要作用。

　　即使在台灣，簡體字的影響也日益顯著。曾憲通曾在台灣清華大學講學半年，發現台灣學生寫作業有時也使用簡體字，“簡體字還是方便很多”。而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成立“上海書局”展售簡體字書，業績也出乎意料的好。

　　在這種情況下，擔心繁體字的失落和遺忘並非杞人憂天。
　　
　　漢字簡化的歷史
　　
　　事實上，簡化漢字並非始於新中國成立後。早在晚清末年，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皆主張文字拼音化。1906年，教育家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1922年，陸費逵又發表論文《整理漢字的意見》，建議採用已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並把其他筆畫多的字也簡化。

　　五四之後，一批知識分子痛感於漢字的“三多五難”:字數多，筆畫多，讀音多，因而就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用，不利於啟蒙大眾，文字改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胡適、魯迅、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鋒都倡導簡化字。魯迅曾經感慨:“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它10來年功夫，就不容易跨過。”

　　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聯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它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現行簡體字的產生依據，影響深遠。

　　1935年春，上海文化界發起大規模漢字簡化運動，稱為“手頭字運動”，意即一般人怎麼寫，書就怎麼印，使得文字比較容易寫、容易認。

　　同年8月，國民黨政府教育部採用錢玄同主編的《簡體字譜》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收簡體字324個，是歷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個簡體字表。當時的簡化原則一是述而不作，二是選擇社會上比較通行之簡體字最先採用，三是已簡化的字不再求簡。

　　這套方案後來因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反對，於第二年2月通令收回。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府的簡體字運動停頓。

　　1949年後的第一次簡化字改革獲得了普遍的贊同，但並非沒有批評。在1957年有關文字改革問題的“鳴放”中，一些專家和群眾就漢字簡化方面的問題發表了不同意見。古文字學家陳夢家說:“文字是需要簡單的，但不要混淆。這些簡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簡化後有些字混淆了。”

　　而1977年公布的《第二批漢字簡化方案》則因為受到普遍反對而在8年後宣布廢除。蘇培成說，這批文字受到詬病的關鍵是缺乏群眾基礎，很多字只是在個別地方流行，不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知識分子批評這些字一味追求簡單，已經失去了漢字的風貌。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記得，自己當時曾發表過一篇研究陸游的論文，陸游的游是寫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實在太過，不像漢字了，而且簡化得毫無道理”。

　　1986年初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作出兩個重要決議:一是宣布廢除《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後，漢字簡化應持極其慎重的態度，使文字在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
　　

　　豐子愷先生漫畫。1956年的簡化字改革方案出台後，社會大眾包括知識界在內都給予了相當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