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44年人關之後，東北作為龍興之地務守滿洲本習。射獵游牧，一直視作"皇家後花園"，出貢山參、貂皮、鹿茸、珍珠、鰉魚，嚴禁漢民出關驚擾。順治、康熙年間，修築了著名的柳條籬笆，即柳條邊，從盛京開原北邊的威遠堡到吉林北邊的法特哈，長690里，以後又幾次向西擴築，防止漢民自蒙古地區逾入。1740年，乾隆皇帝首次東巡吉林長白山，即發出"今觀滿洲舊俗，漸至廢馳"的感嘆，於是頒布了最為嚴厲的封禁令，對吉林等地及松花江、烏蘇里江、長白山等處相通水旱道路“永行查禁"，白山黑水一時荒蕪漫漫，成了野獸出沒的天然樂園。
清朝的封禁政策是逐步升級的，貫穿順治、康熙、乾隆三朝，但關內天災人禍，民不聊生，一條籬笆當然擋不住人們對生存的渴望，甘冒被官兵捕殺杖枷之禍，甘冒被野獸撕咬受傷之險，甘冒被寒冬凍斃凍傷之災，偏偏要與皇帝老子交換故鄉，他們或從山海關至古北口、喜峰口沿線坍塌邊牆的便利隱蔽偷越，或賄賂各邊口守關員弁網開一面，或從海上偷渡遼東半島秘密登陸，前往吉林、黑龍江等地，致使流民人數大增，故有"闖關東"之說，闖過來是生，闖不過是死，一個"闖"字沸騰了一段生活，轟鳴了一段歷史。這些"闖關東"者，一部分人從事墾荒農耕，另一部分人則為采參交易。由於人參又名棒棰，采參者又多是赤貧之人，因此，當地土著居民稱“挖棒棰”者為“窮棒子”。嘉慶年問(1796-1820年)遣戍吉林的鐵冶亭，就曾有感於此，寫了《吉林窮棒子說》一文，談到"吉林每歲窮棒子，幾及千餘人，嚴冬酷寒，無衣無食，死亡者不計其數"。後來由於山東挖參者占多數，就逐漸以"山東棒子"泛指所有挖參者。再後來，也泛指墾荒者了。
不過，清末魏和聲在《雞林舊聞錄》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種說法，也頗有道理："吉林省之土著，除八旗外，大抵山東人居多。百年以來，清廷政令解馳，傭工或挖參者，先後紛集，日增月盛，凡勞力之人，幾於無地非山東人也。其來時，肩負行囊，手持一棒，用以過嶺作杖，且資捍衛，故稱之為山東棒子。”早期闖關東的“山東棒子”大部分是單身漢，人們習慣叫法謂之“跑腿子”或“光棍兒”，使“山東棒子”更加形象化，光杆一人，木棍一根，上頂天，下立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也。
早期哈爾濱歸吉林管轄，根據1763年－1890年檔案記載的有名有姓有籍貫的人來看，的確是山東、山西的人為多，比如山東黃縣人田保輝、山東德平縣人傅寶山、山西太谷縣人王尚德、山西孟縣人姜全仁、山西交城縣人郭逢祿，並不知籍貫有名有姓者：傅正、傅成德、武文選、張越青、趙福、宋廣福、張花、錢永、錢海、張得鵬、張得祿、李海、李坤、張俊、王仲、李彥勛、張悅全、李景德、鄭殿青、顧永亮等，這其中不乏“山東棒子”，他們在哈爾濱有了立錐之地，親友們就會投奔而來，大多數人也都會回到老家，或受父母之命，或托媒妁之言，帶回一個花花綠綠的鄉下媳婦來，喊一聲親爹娘，抓一把故鄉土，也算是圓了思鄉夢。
時光在飛逝，山東棒子的後代都成了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他們的眷戀都注入腳下這片土地，故鄉只能是聽老輩人講述遙遠的記憶，生活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可能再保持那一份相對獨立的生活氛圍。而在骨子裡，流淌的仍是山東人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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