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與波伏娃

雷蒙阿隆與基辛格

對於絕大部分上過大學的中國人來說，薩特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而知道他的同班同學兼論敵雷蒙阿隆的恐怕就廖廖無幾了。而實際上，兩人在當今的西方社會享有同等的聲望。薩特是法國乃至西方社會知識分子的一大標誌人物，立場屬于堅定不移的左派。可能因為這一點，他在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在西方社會的文人圈裡獨領風騷，成為幾代青年人的精神偶像。而他的大學同學雷蒙阿隆，因為思想和立場與當時西方知識界的主旋律不合拍，相對於當時薩特的炙手可熱則顯得備受冷落。法國68年五月風暴的時候，大學生們的一個口號是：寧願跟着薩特錯，也不跟着阿隆對。由此可以看出兩人在當時青年人心目中的分量。

同齡的薩特和阿隆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相繼離世。蓋棺論定的時候到了。當激情過後，人們的頭腦冷靜下來，以理性的眼光重新審視二人的思想歷程時，法國知識界對於阿隆的評價竟然超過了薩特。我在國內上大學時，一位法國教授給我們作報告，特別提到阿隆，認為他真正體現了intellectual honesty 這一寶貴品質，不是一個隨波逐流，迎合主流的知識分子。當然這樣說，並不表明薩特的隨波主流，迎合主流。那樣將是對一生特立獨行，拒領諾貝爾文學獎，永遠站在政府對立面的薩特的巨大侮辱。而且薩特之所以能成為幾代青年人的精神偶像，相當程度上還是因為他的張揚激烈，決不妥協的鬥士形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法國的青年人中有很多毛主義者，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充滿了浪漫的想像。68年5月，巴黎索邦大學的學生率先發動學潮，占領學校，準備對保守僵化的教育體制進行造反。薩特從學生運動一開始，就宣稱堅決站在學生一邊，並上街發表演講，與波伏娃一同散發傳單，還在媒體上發表支持學生運動的聲明，用充滿煽動力的語言鼓動學生砸爛舊的大學體制。他還親自加入到學生們與警察的對抗中，被警察逮捕。戴高樂總統得知此事後說我們不抓伏爾泰，於是薩特很快被釋放。與他相反，阿隆對學生運動持反對態度，因而被認為是保守派而遭到左派的攻擊。在很多問題上，薩特與阿隆的立場都相反，因此兩人之間的爭論被看做是左右派知識分子之爭，進步與保守的交鋒。

這對冤家都是1905年出生於巴黎的中上層家庭，不同的是阿隆是猶太人。後來兩人都考入出產知識分子精英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成了同班同學，學習哲學。求學期間，薩特受阿隆的影響，決定學習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並且畢業後到了德國繼續深造現象學，為他日後創立存在主義學說奠定了基礎。最初和薩特同樣想法的阿隆後來卻選擇了歷史，成為 歷史裡的哲學家。兩人不同的精神氣質似乎決定了兩人政治思想觀點的差異，這種分歧最終使得這對同窗好友於四十年代徹底斷交，從此成了敵人。薩特雖然其貌不揚，還是個斜眼，但毫無疑問是個才華橫溢充滿激情的才子，他在哲學上創立了存在主義學說，在文學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寫了很多小說和劇本。當然他的文學創作都是對他的哲學思想的圖解，藝術性算不上很高，但深刻性還是有的。他的劇本緊扣現實，戲劇衝突強烈，又富有思想性，因而很符合大眾的口味，多次被搬上舞台，取得巨大的成功。薩特的才氣和思想吸引了不少女性，端莊智慧的波伏娃就是他一生的伴侶。薩特的私生活比較隨便，遭到不少惡評。不過他和波伏娃只同居而不結婚的生活方式成為一種蔑視社會習俗的象徵從而成為一種傳奇。有着典型猶太人大鼻子的阿隆的私生活似乎比薩特的嚴謹一些。氣質上也比較冷靜低調。阿隆雖然和薩特一樣著作等身，但總體上是一個學者型知識分子，而不是像薩特那樣張揚高調的明星偶像型知識分子。

薩特的立場是左派，阿隆則秉持自由主義的立場。薩特的立場使得他成為意識形態的囚徒，時常發表不符合客觀事實的評論。他在1954年訪蘇回來後竟然說：在蘇聯，人們擁有全面批評的自由。以他卓越的智力發表這樣違背事實的評論是令人驚訝，並且不可原諒的。而阿隆則對斯大林的集權主義一直持嚴厲的抨擊態度，他也無法容忍薩特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是非正義。因此在蘇聯問題上，兩人的態度可以說是水火不相容。阿隆是理性主義者，他的很多學術著作都表現出一種冷靜審慎懷疑的態度，他最警惕的就是審美化，抒情化的表達。這一點同崇尚激情的薩特的文學化表達迥然不同。阿隆的很多思想觀點智慧深邃，有着振聾發聵的警醒力量。他以諷刺的口吻尖銳地評論左派知識分子：” 那些只乞靈於觀念而對事實不予尊重的人，時而以觀念的名義駁斥事實，時而又以觀念的名義為事實辯護”。他在其著名的同時也倍受攻擊的 « 知識分子的鴉片 » 一書中對左派知識分子進行了更激烈有力的批判。對馬克思主義有過深入研究的阿隆認為，左派知識分子歪曲了馬克思主義，把它篡改成一種鼓吹暴力哲學和政治壓制的意識形態，一種思想上的原教旨宗教，使其蛻變成知識分子的精神鴉片。他還批判道：”在我們這個民主國家裡，一些知識份子一方面在享受滿身榮耀，另一方面只讚賞破壞，卻又不能構想一種更理想的新秩序來代替他們所要破壞的東西”

1980年薩特病逝，在他的葬禮上，阿隆發表了對老同學兼論敵的悼辭，他拋卻是非恩怨對薩特作出了理性公正的評價：薩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倫理學家，又是一個在政治叢林裡迷失了方向的倫理學家。3年後，阿隆也與世長辭。在他晚年寫的長達七八十萬字的回憶錄中，他以平淡無奇的語調記錄了自己的經歷和對法國乃至世界重大政治事件的評論。這本上的封面上印着他的一句話： ”我相信，我已經說出了基本事實”。這句話很能體現阿隆內斂冷靜的氣質和他對審慎的追求。他總是隨時準備着受人質疑，與人討論，並秉持一種原則，那就是永遠不要以絕對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來判定自己的論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