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崇義、楊恆均

【前言：5月9日晚在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會議廳，舉行了集演講、討論與座談於一體的聚會。會議主講人悉尼科技大學的歷史學家馮崇義博士做了主題發言。正如馮博士在開場白笑言，看到學生楊恆均最近在網絡遭到眾多憤怒的愛國者和憤青的口誅筆伐和圍剿，他這位做老師不能置之不理了。馮崇義博士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闡述了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與在座的青年學生和華人華僑推心置腹。當天參加會議的包括來自悉尼各界的華人華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來自悉尼新蘭威爾士等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包括有組織到堪培拉保衛火炬的留學生組織者和代表。會議原定兩小時，由於熱烈的提問和討論，直到四個小時後的深夜才散場。會議氣氛和諧，雖然與會的華人華僑和留學生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但大家卻都認真聽取對方意見，理智討論，各抒己見。這篇文章是基於馮崇義博士的演講，由馮崇義和楊恆均兩人共同完成】

提要：

由西藏事件和奧運聖火傳遞引發的中國留學生和海外華人華僑全球性“愛國大遊行”，舉世矚目。中國民族主義的飆升對中國是禍是福？中國與西方媒體的對壘是否意味着文明衝突？西藏問題的核心是價值分歧還是利益之爭？人權與主權孰輕孰重？在全球化時代如何安置愛國情懷？當今的青年留學生和華人華僑如何挨過？這些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現歸結如下：

一、 中國民族主義旋風之風源何在
二、 目前的中西對壘是否體現着“文明的衝突”
三、 人權與主權孰輕孰重
四、 中國民族主義的飆升對中國是禍是福
五、 全球化時代如何安置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懷

界定題目中的三個核心概念

· 民族：現實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
· 民族主義：以本民族為中心的思想信條和以本民族為忠誠對象的情感
· 全球化：人類一體化的歷史進程

“民族”和“民族主義”互為因果，必須放在一起來界定。這兩個詞彙有很多用法。按我們的理解，“民族”指的是現實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社群。當所指是人群時，強調的是文化身份；當與國家聯繫在一起時指稱的是地域和政治身份。“民族主義”則同時指以本民族為中心的思想信條和以本民族為忠誠對象的情感。這種思想信條和情感可以表現為旨在構建一個民族、追求民族獨立、維護民族統一、捍衛民族主權和擴張本民族的利益甚至於領土的各種活動和運動。

“全球化”是人類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廣義的“全球化”指的是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的人類密切交往；狹義的“全球化”指的則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冷戰結束以來的人類一體化現象。早期的“全球化”所達到的高度，在某些方面為當代所望塵莫及，比如十九世紀“金本位時代”人、財、物的全球流動，沒有遇到現在這麼麻煩的邊界壁壘。我們之所以將冷戰結束以來稱為“全球化時代”，是因為人類在這個時代才自覺地追求“全球化”，制訂一系列全球規則，並致力於構建全球倫理。而且，經濟的一體化和新科技的進步使地球變小了，使人類各部分成了共同居住在一個小小“地球村”里息息相關的村民。

一、中國民族主義旋風之風源何在？

· 對“百年屈辱”的集體記憶和“雪恥”（報仇雪恨）心結

·
· 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刺激與夢想（“中國人的世紀”）

·
· 受害者情結與“西方陰謀”論

·
· 西方列強的兩重性（自由民主vs.霸權主義）
· 長期的宣傳教育與“愛國”的道德含金量
· 民怨的宣泄（海外華人華僑打工留學的辛酸、挫折與憤慲）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旋風頻繁席捲神州大地甚至於全球。群情激昂、同仇敵愾、如火如荼的景象，使一些人心潮澎湃，令另一些人觸目驚心。例如1996-1998年間的“說不”風潮與反西方情緒宣泄；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北約誤炸中國注南斯拉夫使館而引發的“抗美援南”風波；2001年海南中美撞機事件引發的反美風潮；2005年日本申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引發的反日風潮（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審定通過歪曲歷史的教科書、把台海納入美日安保範圍等引發反日抗議不斷）；以及最近的西藏騷亂和奧運聖火傳遞引發的反西方風潮。這種一觸即發中國民族主義旋風，原因錯綜複雜。但這些原因可以歸結為兩大類。一類是沒有妥善療治歷史創傷而造成的情結；另一類是不健康因素的誘導。
對“百年屈辱”的集體記憶和“雪恥”（報仇雪恨）心結。現代中華民族是一個受傷的民族，外傷內傷都很深重。外傷指的是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一百年間中國受到列強的持續侵略，兵連禍結。內傷指的是由傳統的蒙昧封閉思想、未能有效抵制外來侵略的挫折感、專制腐敗政府轉移視線的宣傳教育等因素促成的排外心理。世界上受戰爭創傷和外侵創傷的民族與國家並不少見，但是在那些以自由主義立國的發達國家，都能妥善療治歷史創傷，捐棄前嫌、化敵為友。歐洲那些國家歷史上打的大戰小戰多如牛毛，但他們現在將命運聯結在歐盟之中，熱乎得很。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感悟“仇仇相報何時了”的智慧，也不缺“化干戈為玉帛”、“相見一笑化恩仇”之類的佳話，但當代很多國人的心靈深處充滿了仇外的集體記憶，做夢都想報仇雪恨。
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間裡，“仇恨”成為支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不但讓國家錯過大好的發展機會，也讓我們民族至今仍然對逐漸被世界各個民族都接受了的普世價值抱有深深的敵意。
胡錦濤日前在日本的講話中提出了如何對待仇恨的新思維，他說，要牢記歷史但並不是要延續仇恨。這話很有分量，值得深思。
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刺激與夢想。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驕人的經濟成就，有目共睹。我們從處於崩潰邊緣的“短缺經濟”，煥然一新，迅速變成經濟增長最快的全球經濟增長極。本來，經濟高速發展起來了，給國人帶來自信心，實在是大喜過望。隨着經濟地位的提升，中華民族要求相應的國際地位，既合情，也合理。中國現在是諸多國際組織中舉足輕重的成員，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這種地位與中國經濟貢獻及經濟實力相比，還是比較匹配的。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野心的惡性膨脹，便絕非吾國吾民之福。德國、日本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經濟發展所引發的民族主義狂熱，使這兩個民族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前車之鑑，不可不防。瀰漫部分國人，特別是各級中國官員之中的“虛驕之氣”，確實令人擔憂。連中國學界一些學養不足、修養欠缺的一些學人，也大談特談“中國的世紀”來刺激暴發戶心態，勾引國人奔向民族主義狂熱的火坑。
二戰結束以來，那麼多發達國崛起，哪個國家曾經喊過是他們的世紀？法律政治框架還停留於前現代、支撐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技術幾乎全靠引進，生態底盤那麼脆弱，哪來“中國的世紀”？在全球化的時代，大喊“中國的世紀”，更加體現民族心理的不健康。回想八十年代，我們對日本的電器、日本的汽車、日本的電影電視、港台的“靡靡之音”，簡直是愛的迷迷糊糊。現在，不但根本不把港台放在眼裡，連“小日本”也不屑一顧。但是，我們不能“人一闊、就變臉”，失去往日的謙和，如果我們曾經謙和過的話。更何況，放在全球視野內，中國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也還驕傲不起來。人均GDP是最硬的經濟指標。在全球兩百來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人均GDP排名至今仍然在一百名之後。中國大陸的人均GDP現在所達到的水平是日本、台灣等周邊國家和地區在五、六十年代就已達到的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六十年，才取得別人十幾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狂得起來嗎？且不說我們的經濟成就，代價要比別人大的多，血汗工場，黑窯童工、能源涸竭、生態底盤破壞，人文代價和環境代價都嚴重威脅着可持續發展。居安思危，我們還是留一半醉、留一半清醒為好。如果一定要找出一點值得我們在世人面前炫耀的成績，頂多就是“我們養活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雖然還有幾千萬人忍受貧困，但好在沒有人活活餓死了。
受害者情結與“西方陰謀”論。那麼，中國民族主義狂飆，是否被別人招惹起來？中國民族主義狂飆針對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和美國，良有以哉。針對日本，着眼點是過去；針對美國，着眼點是現在和未來。近代以來，中國是被侵略國家，作為舊時代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受害者，痛深創巨。加害於中國人最大的是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所以至今令國人咬牙切齒。（另一個與日本同等的加害者是俄國，但國人卻沒有反俄風潮。這是由於戰略原因政府讓它處於休眠狀態的一顆定時炸彈，說不定何時會引爆）。美國在近代以來幫中國的時候多，害中國的時候少，為什麼也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狂飆攻擊的首要目標之一？理由就在於美國是頭號世界強國，既令人羨慕、也令人嫉妒。在部分國人那裡，美國是中國的頭號競爭對手，“天下英雄、使君與操也”，豈能不反美？而且，美國好做帶頭羊，老是對中國“說三道四”，很多國人恨不得“滅此朝食”。不管怎麼說，在現實中，在和平發展時期，中國早就不是受害者，而且還是受益者。無論是通過各種援助，還是通過互利雙贏的經濟交易；無論是通過爭取回報資金投資，還是通過友好的技術轉讓，發達國家都在有意或者無意地幫助和鼓勵中國興旺發達。
發達國家的利益，早就與中國的利益緊緊捆綁在一起。主導發達國家的思維和政策是：中國的興旺發達、市場繁榮，他們就能夠“日進斗金”；一旦中國天下大亂，沒有哪一個國家受得起“黃禍”。吾國政府及部分國人老是做出耿耿於懷的姿態，占領道德高地、占領逼債討債的對弈優勢，是否體現着中國人特有的“謀略”？而非常有趣的是，理由則是“西方陰謀”。按照這種“西方陰謀”論，西方發達國家及發達國家的人民，不願看到、甚至於害怕中國強大起來，於是乎千方百計阻撓、破壞中國崛起。這種“莫須有”的猜忌，是否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希特勒當年向全球強手挑戰，除了藐視那個“小小環球”之外，就是認為別國都有阻撓“第三帝國”崛起的陰謀。
“西方列強”的兩重性（自由民主vs.霸權主義）。歷史上的“西方列強”，具有典型的兩重性、同時扮演兩種角色，一身兩任。他們一方面是自由民主的典範，另一方面又是殖民主義的罪犯；他們一面對內民主，一面對外侵略。殖民主義時代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結束。新時代歐美各國獲取海外利益，靠的是交易，而不是侵略和掠奪。
長期的宣傳教育與“愛國”的道德含金量。中國大陸長期的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我們都領教過，不須贅言。相當長時期內，國家靠的就是馬列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思想力量。現在馬列主義這些詞語只在會議文件中偶爾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出現，相對來說，民族主義開始粉墨登場，獨領風騷。
中國大陸有一個奇特現象，那就是現在很多青年對毛澤東還崇拜得一塌糊塗，理由是“毛澤東夠橫”，天不怕地不怕，要是他在，美國日本就如何怕我們了。這實在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童話，這些年輕人不知道的是，在老毛的時代，沒有幾個國家真怕我們。是我們自己關起門，拼命折騰自己人，把自己人折騰怕了而已，最後還弄死了好多萬同胞。而與此同時，美帝和日本都在突飛猛進地發展。有些留學生竟然也有毛澤東情結，卻不知道，如果真的老毛還在，你們根本連國門都走不出來，就算以各種方法走了出來，你們或者你們還在大陸的親戚，保不准就是賣國賊和漢奸了。
話說回來，在民族危亡的生死關頭，國人的愛國曾經是非常的神聖和高尚。所以，提起愛國，足以令一些善良的人們熱血沸騰。五四運動、五卅運動、一二九運動、抗日救亡運動，真的是大仁大義。可是，愛國是如此神聖和高尚，使得現在的一些人可以充當“愛國賊”，以“愛國”為旗號敲詐勒索、謀取私利，掩藏自己卑鄙齷齪。愛國熱情一起，政府的惡行就不重要了，火車出軌也沒有時間公布了，股市骯髒內幕也微不足道，九歲到十六歲的女童工一邊賣血汗錢，一邊被強姦，也最好不要提，免得影響國人一致愛國。歷史的教訓顯然沒有被吸取——在中國歷史上，真正賣國的恰恰是那些不停號召民眾愛國的政府們：他們貪污腐敗，割地求和，鎮壓人民，取悅外國。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國家“被賣”幾乎都是統治者自己的貪污腐敗把政權弄丟了。
民怨的宣泄。國內社會，積怨甚深。被官府欺負所積累的冤屈、由社會不公激起的憤憤不平、坑蒙拐騙造成的不爽、叢林法則下的激烈競爭所帶來的鬱悶、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帶來的煩惱，不一而足。至於海外華人，背井離鄉來到異國他鄉，打工留學中的辛酸、挫折與憤慲，也不足與外人道。愛國風潮是這些怨憤宣泄的好機會。利益集團適度地玩民族主義這把火，以轉移視線、轉移怨憤的對象。但是，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當這些被煽動起來的憤青突然發現更加讓他們憤怒的對象的時候，官方和利益集團就有可能引火燒身。所以，近期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還基本可以控制，我們不妨稱它為“收放自如的自發的愛國主義”。
二、目前的中西對壘是否體現着“文明的衝突”？

· “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只是幻覺與幻象
· 幫助“落後民族”發展經濟、要求“落後民族”知恩圖報，也非“中國特色”，而是西方曾經有過的殖民主義心態
· 對壘的是同一世界文明內部的專制主義政治理念與自由主義政治理念

最新一輪的中西對壘，表面看來很像“文明的衝突”。在中國是官民一體、海內外華人一體；在西方是西方各國驚人的一致，而且也是官民一體，比政府聲音更強盛的是公民社會的聲音，也就是民間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聲音。

但是，這種表面上“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只不過是幻覺與幻象。什麼是“西方文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還是西方的法西斯主義？是西方的社會主義，還是西方的資本主義？是西方的科學理性，還是西方的宗教迷狂？是西方的和平主義，還是西方的霸權主義？“西方”從來都是多元複合體，中國人也早就不是鐵板一塊，早就進入了價值多元化。在西方心儀專制的人大有人在，在中國則有越來越多的人追求自由民主。

在西藏問題上，世界關注人權，國人大談主權，牛頭不對馬嘴，兩個議題風馬牛不相及。西藏問題根本不存在主權問題，迄今為止沒有西方國家挑戰西藏的主權，甚至沒有一個媒體否認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在這種情況下，何來激動全國沸騰的主權問題？至於說到西藏的分裂勢力，就更是一小撮藏獨所作所為，他們是被我們趕出中國土地的一些流亡分子，大多數集中在印度而不是西方，西方收留他們也是出於人道，難道要把他們趕盡殺絕？他們和西方主流有什麼關係？西方人如果真要支持西藏獨立，也沒有必要躲躲閃閃。我們大家注意到，就在西方問題沸沸揚揚的時候，美國夏威夷州的土著占領了一個老房子，宣布夏威夷從美國獨立出來。美國人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確實值得中國人思考。

西藏問題出來後，陰謀論滿天飛，這些陰謀論激起了國人的愛國熱情。可是，大家在看到西藏打砸搶分子的行為的時候，聽到過他們喊西藏獨立了沒有？他們到底為什麼在打砸搶？是反對欺壓、歧視和不公正？還是要求獨立？一個受到全世界大多數國政府和民眾尊重的宗教領袖一夜之間變成了“外表是人類，內心是動物”的惡魔，實在是匪夷所思。好在中國政府及時調整策略，展開與達賴的對話。希望此舉不只是在外來壓力之下的權宜之計，而是我們政府高瞻遠矚的政策方正調整。既然我們能夠對屠殺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日本人說“不延續仇恨”，又為何不能和一個熱愛和平的兄弟民族坐下來談談？

幫助“蒙昧落後民族”發展經濟、要求“蒙昧落後民族”知恩圖報，也非“中國特色”，而是西方曾經有過的殖民主義心態。

對於中國來說，我們現在不存在什麼“文明的衝突”，中華文明是什麼？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還是孔老二的“民為貴，社稷次之”的思想？相對於文明的衝突，我們的問題是被越來越多的民主政體所包圍。中國不管如何淡化意識形態，反覆強調“多樣化”和求同存異，事實是，與我們擁有近似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國家已經越來越少——除了北朝鮮、古巴和越南外，就是緬甸等為數不多而且搖搖欲墜的那幾個。如何面對普世價值的水銀瀉地般的侵蝕，如何“以人為本”，讓國家和政治體制服務於人的發展，而不是讓13億人服從於“國家”，才是我們政府和人民應該共同思考的。（見楊恆均《致命追殺》）

三、人權與主權孰輕孰重？

· 人權與主權都是西方的現代概念
· “人權高於主權”是不辯自明的命題
· 全球化時代也是人權時代

人權與主權這兩個概念都是西方的現代概念，部分國人以“主權”來對抗“人權”並不是拿“中國文化”去對抗“西方文化”，而是按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拿一部分西方文化去對抗另一部分西方文化而已。現在中國執政者往往強調“中國特色”，但並不是真的拿中國特色去對抗洋玩意兒，因為目前中國實行的制度是從西方引進的，是洋人發明的玩意兒。

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其領土範圍內所擁有的最高權力，特別是內政外交上的決策權。國際法要求國與國之間主權平等，但並不允許各國政府在主權國家範圍內任意處置公民。人權指每個人與生俱來的生存權和基本自由權利。兩類人權具有一體性，沒有自由權利的人只是一種動物性生存，沒有自由權利的奴隸性生存，本身就意味着生存權受到嚴重傷害、生存質量大打折扣。

“人權高於主權”，是一個不辯自明的命題，這有兩個層面。

第一層，“人權”是第一性的，“主權”是派生的。人權源於何處？人權（human rights）的概念最初起源於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於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期廣泛普及。那時候的西方，剛剛脫離神學所支配的“神權時代”，對人權的確證必須面對神學的障礙與挑戰，所以啟蒙思想家們論證的很累。他們創造了“自然法”理論，論證先天地存在高於人間法的“自然法”。而人權正是來源於“自然法”，因而是“天賦人權”。中國古來奉行的是俗世主義，沒有神學的障礙。中國古代也不乏人權思想的因子，中國民間的“人命關天”；儒家的“仁者愛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率性自然”。可惜中國的古聖先賢敵不過慾壑難填的專制君主們，沒有從這些因子中論證出人權理論來，有些甚至為此丟掉了小命。

其實，人權的來源簡單得很，通過幾個世紀以來世人對人性的研究，發現人權只不過是人性的本質要求。問世間“人”為何物？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人是特殊的動物。因而，人性由動物性和社會性兩個方面構成。人的動物性就是和動物相通的方面，所以我們要飲食男女、傳宗接代。人的社會性，就是人區別於其它動物的那些特性。人要展現這些特性，就需要基本人權。人是“會說話的動物”，因而需要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人是“會思想的動物”，因而要求信仰自由；人是“群居動物”，因而需要集會、結社自由。（一些高級動物，也具備人性的低級形式）人性可以改進，但不可以改造，將人的特性改造掉，就不再是人了。古人不明白人性，老是要以宗教或“綱常名教”去改造人性，結果是帶來種種慘象，使人不成其為人。馬克思主義不僅要消滅私有制，而且要改造人性，結果造成無窮的權力異化，好端端地把人折騰得死去活來。所以，對人性只能因勢利導，誘發、保護、激勵其天使的一面，防範野獸的一面。防範某些人“獸性大發”，最關鍵的就是從制度上充分落實普世人權。

第二層，主權包含在人權之中，將人權平等貫徹到底，也就有主權平等。主權理念是隨着人權理念發展起來的。它在問世之初，關鍵是要確立“主權在民”，而不在君（推倒“朕即國家”）、也不在神（不存在“君權神授”）。民族國家的主權和公民的人權絕非對立之物。當國家主權在十七世紀的歐洲最初形成之時，它所針對的是羅馬教會的外來干涉和封建割據勢力的內部挑戰。伴隨着“人民主權”、“專制之下無祖國”等觀念在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的成熟，國家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成為公民忠誠於國家主權的內在要求。“主權在民” 意味着國家權力的唯一來源是公民的授權，公民為了自身的福祉而將一些權力讓渡給政府，以便於政府為全體公民服務。國家主權既然來源於公民的授權，當然這種主權只能從屬於公民的人權、服務於公民的人權，絕不能反過來強制公民為主權而犧牲人權。

“人權高於主權”成為國際規則，起點是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它莊嚴地宣布：“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固有尊嚴及其平等不移權利之承認確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後來又於1967年通過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將人權規則具體化。當然，由於冷戰的干擾，這一國際規則遲遲沒有在全球範圍內落實。直到冷戰結束，也就是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歐美開始推行“人權外交”，以“主權”抵制“人權”的惡行惡習才真正受到有力的挑戰。1999年為了人道主義的原則北約聯手干涉科索沃戰爭，是人類為捍衛人權而懲罰“主權”暴虐的里程碑。

對於中國民間的“主權高於人權”論，實在讓人困惑。如果位尊權重，擔心“人權”發達使自己權力受到削弱和限制、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還可以理解。那些沒有權力和權利的草民，備受官府權力的欺壓，卻拼命的去強調“主權”來壓制人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們不知是天生糊塗還是智力低下，中國目前（除了釣魚島、俄國侵吞我們的土地之外）根本沒有多少主權麻煩，就算有，也是在中國中央政府有能力和責任去處理的範圍內，相比而言，中國人的人權問題卻相當嚴重。可是，正是這些普通民眾竟然自己跳出來用“主權”來壓制自己的“人權”，在有公民意識的人看來，世界上沒有比這更傻、更天真的，也就是：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ve。當然還有一批文人，好像識幾個字，還會舞文弄墨，也在那裡睜眼說瞎話，大談主權高於人權，對於這種奴性之劣，人格之賤已深入骨髓的文人，我們就不浪費筆墨了。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凡是在主權和人權被拿出來說事的時候，往往隱藏着借主權來掩蓋或者侵害人權的現象。就拿剛剛發生的緬甸風災來說，由於緬甸的救災能力不足，聯合國和西方國家緊急馳援，可是，卻遭到緬甸政府的種種阻擾和刁難，藉口就是主權。我們說，主權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可是，環顧當今世界，我們看到的都觸目驚心：神聖的主權被那些暴君和專制獨裁當遮羞布一次又一次地使勁揮舞，在他們高調的主權論下，自己的民眾失去了人權，甚至在天災人禍中悲慘地死去。
有人常常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來形容主權和人權之關係，認為沒有了主權何來人權？其實，正好應該從相反的方面來理解，如果沒有人權，要主權幹什麼？人權是皮，主權才是毛。是先有了人類，後來才有了主權國家，國家是用來保護人的人權的。人權不是用來犧牲去維護主權的。這裡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分析一下海外華人華僑成群結隊去保護聖火，去表達愛國熱情，去向西方人傳播“西藏問題是主權而不是人權”的事例。這些要向西方人傳播“主權和人權之關係”的華人華僑很多都擁有了澳洲國籍，也就是他們已經宣誓效忠了英國女王，明確一點說，他們現在是生活在英國女王轄下的“主權國家”，那麼再普通不過的常理就是：他們應該維護澳洲國家的主權，對不對？可是，他們可以隨便上街，去向自己所在的主權國家的國民和政府宣揚自己熱愛中國，以及表達維護中國國家主權的意願。請問，作何解釋？——這就是人權高於主權的極端例子。在法國的華人華僑（包括為數不少擁有了法國國籍的）之所以可以衝上街頭抗議法國總統的言論而不必擔心自己被坦克車驅散，不是因為你宣講的主權如何威力強大，而是作為人——不管你是哪裡的人，你的人權給了你上街遊行示威和表達意見的權力。
恰恰是在西方這些擁抱了“人權高於主權”的國家，你可以自由上街，表達你對主權的看法和認識，試問，在某些國家，例如北朝鮮和緬甸，你連這個基本的人權都沒有了，主權對你還有什麼意義？把它當成躲在被窩裡偷偷意淫的崇高對象？
四、中國民族主義的飆升對中國是禍是福？

· 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得益者
· 善待世人才符合“國家/民族利益”
· 民族主義狂熱禍國殃民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建設日新月異，經濟總量一躍而居全球第三、第四位，財政稅收高達5萬個億人民幣，外匯儲備超過1萬個億美元，很多人都稱之為“經濟奇蹟”。這種經濟成就正是拜經濟全球化之福。中國的“改革開放”，改革存量進展有限，開放增量則是大展宏圖。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正好趕上經濟全球化的大潮和發達國家的產業大升級和大轉移。靠外資、外貿和外來技術使整個國民經濟煥然一新。用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話說，是國際上“成熟的工業技術和有利於自由貿易的世界秩序”使對外開放的中國恰好“搭上全球化的便車”。（《對改革路徑的再思考――陳志武教授訪談》）。

按照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價值判斷，不存在公民利益之上或公民利益之外的“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保護和增進國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保護和增進公民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具體權益，而不是打着國家或民族的旗號去傷害公民的權益。但是，真正認清並增進民族國家的利益，絕非易事。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強國夢”被黨國意識形態和毛澤東的個人野心扭曲為打腫臉龐充胖子式的虛榮，曾經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堅或旗手來開罪所有本來可以友好往來的先進國家，也曾經為充當第三世界的“老大哥”和代言人而浪費無數資源去支持很多無賴的獨裁政權，教訓至為深刻。在改革開放時代，在淡化意識形態同時而突出“國家利益”，本來是一種進步。但是，那種以酷烈排外（實為“排西方”）主義為特徵的民族主義並未完全消失，經濟及綜合國力的倍增又迅速助長了朝野上下的一股民族主義的“虛驕之氣”。

順便提及，我們早就指出，中國反對“西化”是一本自欺欺人的糊塗賬。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政府，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就一直高喊反“全盤西化”。但是，除了自由民主，西方的一切都被那些口口聲聲反對“全盤西化” 的人們移植到了中國。（馮崇義：《“全盤西化”辯》）。“第三世界”在經濟、政治、科技、教育各方面取得的所有成就，基本上都是“西化”的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第三世界”各國的民族主義，卻恰恰是以反西方和反“西化”為基本特徵。這種民族主義在對外關係中嚴重危害本國的國家和民族利益，至少有三種表現形式。其一，因為盲目排外而長期中斷與世界主流文明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正常交往，既喪失了巨大的經濟和貿易利益，也封殺了“第三世界”各國學習先進的制度和文化而獲得進步的機會。其二，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支配下不惜以武力爭奪區域優勢地位或區域霸主地位，使這些國家陷入無窮的災難，例如伊朗和伊拉克之間的戰爭、伊拉克與科威特之間的戰爭、敘利亞與黎巴嫩之間的戰爭。其三，為西方國家右翼勢力提供口實和把柄，使這些右翼勢力的強硬態度和政策得以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國內政治中占上風。這一項也是以當今的穆斯林世界最為明顯。當今穆斯林世界的狂熱民族主義者和恐怖主義者都自以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捍衛民族利益。然而，恰恰是他們的極端民族主義言行嚴重地損害這些穆斯林國家的民族利益，既使西方世界的“鴿派”無法與這些穆斯林國家保持友好的交往，也使西方世界的“鷹派”得以占據上風並有充分的藉口對這些穆斯林國家進行制裁，甚至於沉重的軍事打擊。恐怖主義者及支持他們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博得了不向西方低頭的“民族英雄”的稱號，或者成全了他們“烈士”的功名，但這些國家的廣大民眾則長期在貧困和沒有人權的處境中為他們的“英雄”贖罪，付出慘痛代價。

我們認為，健康的民族主義必須以自由主義為基礎。一旦跨越人權、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等超越民族界限的普世價值，民族主義不僅在內政中成為專制主義的幫凶，而且會輕而易舉地滑向排外主義、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現代中國的主要政治勢力（國、共兩黨）高揚民族主義而疏離自由主義、甚至利用民族主義來打壓自由主義，這無疑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重大挫折。（馮崇義：《國魂，在國難中掙扎：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在國共兩黨政治勢力的支配之下，民族主義的浪潮淹沒了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改變了中國人原來以英美為師融入近代民主潮流的大方向，轉而走上了“以俄為師”的歧途邪道。

從那以後，國共兩黨所學習的不再是主流正脈的西方，而是非主流的、反西方的“西方”。現代化模式在中國的這種急劇轉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行徑和蘇俄宣布放棄俄國在華所有特權的諾言這正反兩面的刺激。受民族主義激情支配的中國人，已無法將西方列強的侵略行徑和西方捷足先登的自由民主制度及相應價值區分開來，因為反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滿足民族主義的訴求，而將從西方歷史中發源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價值也瘋狂抵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朱學勤將“病態民族主義”（或“狂熱的民族主義”）同“民粹主義”一起稱為中國五四運動以來兩個精神“病灶”。（朱學勤：《五四以來兩個精神“病灶”》，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00-513頁）更有甚者，中國經過抗日戰爭而獲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之後，以抵抗外來侵略為特徵的中國民族主義便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此後中國政府和民眾卻繼續沉迷於民族主義。建國六十年了，還時時讓中國人沉浸在國歌里那種“中華民族處在最危險關頭”的情境中，這無疑對中國民主化事業危害甚大。

回顧這場被奧運聖火點燃的差一點燒遍全球的愛國激情，大家不難發現，在中國人互相辱罵和傷害的時候（“漢奸”和“愛國賊”成為最流行的詞語），西方從政府到民間都保持了高度的沉默，而高度的沉默背後則是高度的統一。這在意見多元化的西方是極其罕見的，不排除原因之一就是這次席捲全球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幾乎讓所有記住歷史的西方人不約而同地想起了1936年的德國奧運會。

一位與會的學生代表發言中提到，我們保護奧運火炬非常成功，去了六千多中國留學生和華人華僑，但讓人失望的是，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中很少提及這些巨大的規模和取得的成功，而是找那些抗議和衝突鏡頭報道。用了很少的時間報道中國人的愛國熱情。

這位留學生的問題是實在的，事實確實如此。但一個生活在西方的留學生應該很清楚西方媒體的報道方式，他不會像中央電視台一樣幾乎用所有的時間報道取得的成績，而是集中報道有衝突的事件。這並不只是針對中國，看看他們如何報道自己的政府、總統和總理，就很清楚了。作為一個留學生，如果真不適應，可以繼續住在只有CCTV的國度。

至於說西方主流媒體為什麼用這麼少時間報道中國人的愛國激情和大規模的遊行，而且很少評論，這裡就不能不提了。這正說明西方媒體的職業操守和政治正確，而不是相反的偏見。就我們所知道，中國留學生和華人華僑把澳大利亞首都變成五星紅旗的紅色海洋，不但引起了澳洲政府的高度警惕，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澳洲民眾表達了嚴重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澳洲的媒體為了吸引觀眾，推波助瀾，煽風點火，很容易煽動起澳洲人的排外和反亞情緒，要知道，澳洲國民至今超過半數認為中國人和亞洲人湧入自己的國家太多了。正是基於這種情況，澳洲媒體對報道作了輕描淡寫的處理，不願意觸動舊傷新恨。

在楊恆均接受澳洲主流媒體採訪時已經獲得澳洲當地人群的反映，當時楊恆均對澳洲主流媒體明確表示，作為一名剛剛從大陸過來的中國人，我批評留學生的行為也許沒有什麼，但你們如果採取煽動性的報道方法，使用冷戰思維，讓全世界生活在自由國家的人想起冷戰中戰敗的鐵幕那一邊還剩下幾個國家的話，那將不是中國人之福，也不是澳洲人之福。楊恆均也同時請他們把這一意見傳達給澳洲聯邦政府。

好在中國政府中的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事態嚴重，及時介入，最終能供成功地把青年們的愛國熱情引導上“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愛國”的途徑。同時，中國政府在多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一個不那麼憤怒的中國，包括立即恢復與達賴的談判，以及日前中國代表團與羅馬教皇接觸，獲得高度讚揚和肯定，教皇熱情地希望中國奧運會順利召開。中國人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笑臉和音樂，而不是仇恨。這些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當今中國政府的一些執政新思路。

五、全球化時代如何安置民族主義與愛國情懷？

· 全球化的價值基礎是自由主義
· 民族主義激情在全球化時代不合時宜
· 將民族主義的次等價值放到次等的位置

民族與民族主義互為因果。民族因為民族主義的出現而成型，而只要存在民族，就會有民族主義。當今世界的民族主義有專制主義的民族主義(despotic nationalism)和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之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以人道主義和人權為基礎，以民主憲政和多元文化為治國理念，以解放個人與開放社會為奮鬥目標。專制主義的民族主義則以特殊主義和國家主權為基礎，以專制特權與大一統為治國理念，以國家富強為目標。

正像其他國家一樣，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中國也曾相輔相成。正是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激發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熱烈擁抱自由觀念和制度去爭取國家民族的富強；也正是民族地位平等、主權在民、公民權利等這些自由主義因素將現代理性的民族主義與傳統的民族主義及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自由主義成為民族主義理性化的前提。

不過，歸根結底，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性質不同的意識形態，它們有不同的出發點，遵從不同的邏輯，走向不同的歸宿。自由主義以人類個體為出發點，遵從“普世主義”的邏輯，目標是人類所有個體的自由幸福；民族主義則以民族群體為出發點，遵從與“他者”不同或敵對的“特殊主義”的邏輯，對同類的關愛有着鮮明的邊界，目標是本族本群的優勢。可是這樣說，當我們以漢民族為主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發酵的時候，一些從事藏獨的藏人也同樣是打着“民族主義”的大旗——以藏民民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大旗，其中有些不同意達賴溫和觀點的藏獨甚至揚言要為民族獨立搞自殺式襲擊。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民族主義一點也不亞於到西方首都揮舞五星紅旗的中國留學生和華人華僑。

中國現代民族主義是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發展起來的。西方列強（包括從東方加入這一隊伍的日本）給中華民族帶來了百年屈辱，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和洗雪民族的恥辱，中國人進行了拼死的抵抗。因而可以理解，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充滿着對西方的疑忌與仇恨。在很多情形下，被強烈的民族主義蒙住眼睛的中國人甚至沒有將西方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同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區別開來，荒唐地將兩者等量齊觀，將一些率先在西方孕育和發展起來的人類普世價值連同帝國主義一起來抵制和打擊。其實，自由主義不僅是推動近代以來西方社會以高於別處的速度向前發展的基本因素，同時也正是形成“民族國家”最重要的因素。正是因為落實了主權在民的自由主義原則，才造就了西方現代公民以及公民們對民族和國家的自覺認同。（馮崇義：《在民族義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困惑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

【會議後記：這次會議上，數十位來自各行業的華人華僑發言，他們對什麼是愛國以及如何愛國各抒己見，妙語連珠，不時引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笑聲。與會的留學生代表、參入組織上次留學生前往堪培拉支持奧運火炬的留學生代表作了發言，系統闡述了對馮博士主題演講的看法，提出了諸多不同的批評意見。隨後還有四位留學生代表發言。雖然大家意見分歧比較大，但會議始終在和諧的氣氛中進行。這讓人感慨萬分。試想，這次愛國熱情激起燃燒至今，捲入其中的外國人不超過三個，而憤青的憤怒和辱罵，知識分子的冷嘲熱諷幾乎都是衝着中國同胞自己人來的，也虧得有些人竟然說出中國人空前大團結的廢話，其實是空前的分裂。然而，國人的分歧在哪裡？雖然出現了“漢奸”和“愛國賊”，可是在我們看來，真正不熱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國民的人並不多，分歧在於什麼是愛國愛民，如何才是愛國愛民。這些問題也許一時無法解決，然而，如果中國人能夠坐下來，好好溝通，也許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開始。何況，既然我們能夠和日本人不再延續仇恨，和“人面獸心”的達賴進行會談，把手伸到羅馬去緊緊握住“披着宗教外衣”的教皇的手，我們為什麼不利用奧運會的機會，在自己的國土上，來一次和解，來一次溝通，來一次真正的和諧？！】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peaker: Dr Feng Chongyi
Venue: China Research Centre - level 2; Blackfriars Campus
Date: Friday 9th May 2008
Time: 7pm to 9pm

Abstract:

Triggered by the riots in Tibet and the protests against the Olympics touch relay, the global "patriotic rallies/demonstrations" by Chinese overseas in general and Chinese students in particular have become headline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past few weeks. What are the causes underpinning the surge of 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overseas? Does the surg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present a conflict of civilizations? How to explain and deal with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Dr Feng hopes to have a fruitful exchange of views with colleagues. The above article was written by Dr Feng Chongyi and Yang Hengjun，based on the Speech made by Dr F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