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詩必盛唐”，是說唐朝詩的成就最大,倒不一定就是盛唐那幾十年。那是一個詩的黃金時代，朝廷以詩賦取士，對文人來說，詩除了個人興趣之外，還可為稻粱謀，很理想的境界。當然不是詩寫得好就能做大官，功夫在詩外，什麼時候都是一樣的。唐朝的文人都會寫詩，似乎只有好與不好之分，沒有能與不能的區別。唐朝能詩的僧人很多，早期的王梵志算是一個人物。

王梵志的生平，正史里查不到。宋代《太平廣記》有這樣一段記載：王是衛州黎陽人(今河南濬縣)。那裡有個王德祖，隋文帝時，他家有林檎樹，樹生了個斗大的樹瘤。過了三年樹瘤腐爛，德祖剖開外皮，發現裡面有個小兒，就收養了他，起名叫林木梵天，後改名梵志。
林檎（qin2）樹結的果子也叫林檎，現在叫花紅果或沙果。據說日語“蘋果”的漢字寫法就是“林檎”，大約在古時候，“蘋果”和“沙果”不是分得很清楚。樹瘤怎麼能生出孩子來？小說家言，聽上去不大靠譜。這傳說傳到後來，有些人乾脆就徹底不信了，說也許就沒有王梵志這麼個人。幸好在上世紀初，敦煌佛窟出土了很多唐寫本王梵志詩，還有一篇祭文，是王梵志的孫子王道奠祭朋友楊筠的，算是對王梵志身份的佐證。王道祭文寫於公元739年，隋文帝最後一年是605年，這之間有一百三十多年時間。從王梵志到王道三代人，間隔偏長，還算是在合理範圍內。據此推算，王梵志生活創作的年代是在唐初，太宗，高宗，武則天時期。王梵志通文墨，當是受過教育，有子女，那麼在做和尚之前後，還有過家庭。

和尚遠離塵世，雲遊四方，有很多的時間去看去想，也有足夠的距離能夠想得清楚。內容上，王梵志的詩明明白白，與許多和尚談禪不知所云的高深大不相同。表達上，王詩基本是大白話，與晚唐賈島的刻苦鍊字迥異（賈島也曾經做過和尚，“僧敲月下門”故事的主角），可以算是兩個極端的典型。
下面是王梵志的幾首詩：
其一：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腳。”
是說：梵誌喜歡翻穿襪子，大家都說錯了錯了。和尚說：不管你眼舒不舒服，和尚的腳舒服是最重要的。
詩反映的是梵志對“行”的態度。特立獨行的和尚，可以是有點傻，也可以是大徹大悟的。
其二：
“世無百世人，強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是說：從來沒有人能長命百歲的，何必做千秋萬世的論調。就好像是用鐵打做門檻，鬼見了是會笑話的。
宋人范成大的詩里就有“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的句子，顯然是化用梵志的詩句，“土饅頭”之說來自下一首詩。“鐵門檻”“土饅頭”（墳頭）的說法，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一直流傳到現在。
其三：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裡。每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
繁華街市的人們，終究要做了荒郊野外的饅頭餡，每人一個，就別挑揀了。
悲觀？達觀？或兼有之。
其四：
“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儘是分錢人，口哭原來心裡喜。”
是說：世人勞作不休，不覺大限已到。可悲是送別的哭聲里，滿是世俗利益的痕跡。
詩“二”“三”“四”說的都是詩人對“死”的理解，直接簡單，有點不像是出自一個和尚之口。可能分得清，哪些是超脫的禪宗義理，哪些是無聊的俗世瑣屑？
其五：《道情詩》
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
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這裡是對“生”的態度，簡直是對人生之苦的抱怨了，尋求的解脫卻不是佛家的身後將來，而是更無用處的人未生之過去。無怪乎唐僧人皎然作《詩式》，把此詩歸於“駭俗”一類。 其實即使從佛家觀點來說，輪迴又如何能逆轉。梵志此言，不僅非同凡俗，而且非同凡佛。

王梵志的詩在當時流行，盛唐大詩人王維的詩中，就有自注“梵志體”的。據說杜甫的《遣興》等詩，受王梵志的影響明顯。大約在八、九世紀間，王的詩作流傳到日本。唐宋間，有鄉村學堂用梵志詩作為孩子的識字課本。王對宋代詩人的影響多見，如黃庭堅范成大等。再後來，也許是由於王詩過於俚俗白話，不為文人喜好，漸至堙沒無聞。到清初編纂《全唐詩》，王詩居然一首也未收。直到上個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發現20多種王梵志詩的手抄本後，才又逐漸引起重視。王詩現存三百多首。
明明白白和尚詩，實實在在老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