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 不相信眼淚

新民周刊 張靜

        ２萬多大院的聳立，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特別是部隊大院，那種優越感，隨着王朔小說和以其為底本改編的影視劇，而昭示天下。然而，時代變遷，原來的「大院子弟」只是精神上的貴族了。

　　從公主墳一直到北京西山腳下，空軍、海軍、通信兵、總後、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開。據說這齣自１９５０年着名的「梁陳方案」。為了保護古都，梁思成與陳占祥吸取巴黎與倫敦的前車之鑑，建議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梁陳方案很快被否定，所幸軍隊大院被留在了城外。

　　「小時候父母帶我去王府井，就說是進城了。」姜雲誠，生於６０年代初，總後大院高乾子弟。他回憶說：「從小我們都以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紀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還有一個老北京。」

　　特權

　　作家洪燭在一篇名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寫道：「很久以來，北京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兩種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據說真正帶有土着血統的老北京，大多散落於古色古香、『一簞食、一瓢飲』的市井生涯；其次，則是大院多。」大院通常分為兩類：一是部隊、部委，二是大學、科研院所。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１９８０年末，已多達２．５萬個。

　　「幾乎所有的軍隊大院都是統一制式，總後大院的佈局乾脆直接用蘇聯『陸軍總部』的圖紙。這些大院就像一個個獨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辦公區、生活區、食堂、服務社、禮堂、俱樂部、游泳池、醫院、車隊、幼兒園、小學，甚至中學。培英、育英、群英、育紅、友誼都是大院的子弟學校。」

　　姜雲誠認為這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在美國問了一些台灣朋友，他們的『眷村』跟我們的軍隊大院如出一轍。軍隊系統有其特殊性，自成一體、相對封閉，我們這些孩子的世界觀、道德觀、玩法也和平民子弟完全不一樣。」

　　新中國剛成立時，軍人享有特殊的權力和地位。儘管「打江山」的老幹部來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貧苦家庭，但他們的子女卻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紅色貴族文化」。

　　《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裡，方言、高洋等人用驕傲的口吻高喊：「幹部子弟凶勐，請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書中點評得很到位：「身份的優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負、對政治權力遊戲的敏感和洞悉，所有這些元素都滋養着大院少年。在色調灰暗的大街上，軍裝顯着地標定了他們顯赫的身份，令這些『動物』顯示了『凶勐』的表情，並在人民中散發出鶴立雞群的氣息。」

　　姜雲誠說：「我們院有奔馳車，去外地可以坐飛機。很多東西在地方上買不到，大院裡面都有特供，我小時候還吃過ＭＭ的巧克力豆。當時放內參片的除了人民大會堂、軍博、政協禮堂，我估計最好的就是總後的禮堂了。全是真皮座椅，雕龍畫柱。那時我父親在軍隊的文化系統，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進去，從晚上７點一直看到凌晨３點鐘，而且是同聲翻譯。」姜雲誠說８０年代後放的電影，包括《人證》，還有一些現在都不敢公映的片子，他以前都看過，只不過「遭遇」某些關鍵情節，放映員會伸手去攪局。那會兒姜雲誠有一個小本子，看完一個片子就趕緊把片名記下來，跟別人去比。你看過哪個，我看過哪個，這代表着「份兒」。

　　大院子弟身上普遍具有一種浪漫氣息。「當年院裡的孩子，誰玩得起氣槍，或者背着吉他，會唱兩首歌，這都是特別牛的。大院裡頭學小提琴、美術的孩子特別多，因為系統裡面有文工團、宣傳部，宣傳部下面還有專業創作室。」

　　各個大院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身份標誌。「我印象中，海軍的孩子穿一身藍、白襪子、懶漢鞋（俗稱「片兒鞋」）的邊得是雪白的。自行車也有講究，卸掉後座，同伴坐在前頭的大樑上。陸軍的孩子片兒鞋是棕紅邊、深藍色襪子，自行車座椅拔到最高，前面帶一個，後面帶一個，呼嘯而過。」

　　姜文所拍《陽光燦爛的日子》，姜雲誠認為有一處不精準。「可能是他那個院兒級別比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因為他父輩有。陸軍的穿三接頭皮鞋、一身綠軍裝、運動藍短褲。最不能容忍的是連內衣和襪子也穿軍隊的，再套雙軍膠鞋，那是土鱉，將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視。我們絕不會以那種形象為榮，只會以之為恥。」

　　我可以穿三接頭皮鞋、將校呢，你只能穿大膠鞋、懶漢鞋；我家有票，可以騎永久１３型自行車、錳鋼轉鈴，你不能。優越感和對奢侈品的慾望就是這麼一點一滴滋生的。７０年代初，姜雲誠去一個女生家玩兒，震撼之感直到現在都忘不了。「她家有電視機、電話、《列寧在十月》裡的那種大皮沙發。當時北京電視台才剛剛成立，能看到電視的鳳毛麟角。這女孩從來不去澡堂，她家裡有獨立的衛浴，浴缸、坐便器。這是真正的高幹，真正夠級別。」

　　歧視

　　在這個環境中長大的小孩，對父母的陞遷和一切能確立級別的參照物都異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誰家有大內參、父親的級別，打小就知道號越小級別越高。我們班有部長的孩子、原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秘書的孩子，也有負責後勤採購的司機的兒子。大家雖然都在一塊兒玩，司機的兒子基本上插不上話，還會經常遭到取笑。」

記者聽來了一件真實的故事。「兩個小孩為了一個活動怎麼搞爭執不下，有一個父親是參謀長的孩子過來協調：

　　——你爸什麼級別？

　　——上校。

　　——你爸什麼級別？

　　——中尉。

　　參謀長的兒子果斷地說：「聽上校的。」

　　不同大院的子弟經常會「串」，但恥於跟平民子弟打成一片，甚至欺負他們。「牆外背着筐子撿糞的農村孩子特別多。我們院子的這幫孩子一看他們來了，群情激奮，特別喜歡趴到牆頭拿石頭擲人家，稱之為『打土鱉』。

　　即使在同一個大院之內，因為父輩的級別差異，高幹的子弟和普通幹部的子弟之間，還要細分群類，自有一套潛規則。「院裡普通幹部、軍機幹部和高級幹部的住房完全不同。首長是獨棟別墅，門口衛兵站崗。旁邊是高級幹部的住宅，一家一層，每層有寬敞的六間房。普通幹部一般是兩間樓房、公用廁所。工人住在大院四圍的平房，他們的孩子一般不能進入大院子弟的圈子。當時誰要是跟工人的小孩玩馬上會遭到鄙夷和孤立，這種感覺是很難受的。打架、鬥毆的時候，工人的孩子比較厲害，也會被拉進來助戰。但他必須夠仗義，能跟眾人很融洽。」

　　「隨着１９６８年上山下鄉開始，大院子弟的『血統』就變得不純正了。」姜雲誠惋惜道。「我們這撥１９６０年左右出生的雖然鬧得也挺厲害，但我覺得真正夠范兒、最正宗的還要數『老紅衛兵』。自從他們一撥一撥地走了，新的雖然接上來，打架的時候卻和平民子弟混在一起，我覺得比較土，玷污了大院血統，基本不往裡面摻和。」

　　暴力

　　在中科院數學所長大的薩蘇告訴記者，他們院的小孩有兩條不成文的規矩，其一便是不跟軍隊大院的小孩打架。「人家從小集體主義意識比較強，一個受欺負，一窩蜂地替他出頭。７０年代的還好一點，尤其是６０年代的那撥，都是有指揮的，進退有方，楂起架來玩命，不像其他的孩子乃是烏合之眾、一觸即潰。」

　　「老兵」們離戰爭年代比較近。父輩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殺敵立功，他們從小對那些故事耳濡目染，性格里普遍帶有一種暴力、好鬥的傾向，這和科研院所里的孩子有本質的區別。

　　「那會兒只要一下雪，戰鬥群體立刻形成。我們大院裡面分很多部。開始是政治部４個孩子和３個孩子開戰，打着打着衛生部的加入，政治部７個人立刻團結起來把人家給啐了。衛生部的不干，回去一招來了十多個人。政治部的一看不行，又去聯合司令部，一下子變成４０多人，漫天開戰。沒有雪仗打的時候，院裡如果有施工，就打土坷垃。反正只要有一個條件，戰鬥就能打響。」姜雲誠說。

　　那時候流行的遊戲叫鑽地道。「軍隊大院的防空洞互相都是通的，打醬油不走明面，一定要走防空洞，防空洞裡所有的燈泡都被打掉了，黑咕隆咚，經常會受到各種各樣的伏擊。很遠你就能聽到前邊有動靜，還要硬着頭皮往前走，不知什麼時候就被一頓暴啐，措手不及、哇哇亂叫，尤為恐怖、刺激。」

　　現在回想起來，姜雲誠覺得當時所謂的大院文化已經是一種幫派文化。「軍隊的孩子比較霸道，大院之間、大院與地方時常發生摩擦，一個眼神不對就可能楂上一架。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大概是１９７５年，總後跟地方打了一場架。在學校就聽到消息在傳，今晚要聯合多少人血洗沙窩，比我們大的孩子都在找各種鎬把、鐵釽把、棍棒，就感覺到一種恐怖，有大事要發生了。那場架打完，真是把沙窩血洗了，有幾個孩子被判了大刑，公審大會就是在我們院開的。」

　　姜雲誠認為孩子能掀起那麼大的波瀾，主要原因是軍隊大院的孩子特別多，一家可以生好幾個。「我們整個總後的孩子要是放一個假去遊園，都是幾千人的規模。」

　　拉幫結派的背後，也有難言之痛。他們的悲哀是北京民俗學者高巍日後才慢慢體會到的：這些孩子一出生就戴上了紅色標記，在政治風暴中長大。父母忙於工作和各種各樣的運動，又多是行伍出身、教育方式往往簡單粗暴，他們只有把親情寄托在彼此身上。

　　王朔在《鏘鏘三人行》中說：「我１０歲以前不認識我父母，我們院兒有一大人跟我爸長得特別像，所以我就全弄不清楚。我媽我就記得是一個呢子大衣。我們價值觀都是小朋友的，這也是我的力量。」因為想治療自己的攻擊性人格，王朔特地帶着母親去了中央１２套的《心理訪談》。高巍驚詫於他們之間親情的淡漠：「有些話在胡同長大的人眼裡是不可思議的，那是給你生命的人啊，不說你爹媽，就是街坊都能給你大嘴巴。」

　　愛情

　　在十年「文革」的風潮中，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血統論」被推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以幹部子弟為主體的「老兵」們，誰也沒有預料到這場革命竟然會革向自己家，他們的身份會戲劇性地由革命後代轉變為「狗崽子」。許多人因為父母被抓，無人管束，天天跟着朋友混，以抽煙、喝酒、刷夜、打架發洩着無處可使的青春激情，在那個火熱的政治年代成為自暴自棄的「頹廢派」。

　　隨之而來的還有「拍婆子」。曾撰《拍婆子》一文的杜欣欣說，拍婆子流行於１９６７至１９６８年的中國北京，１９６８年隨着「上山下鄉，全國一片紅」而退潮。

過姜雲誠認為拍婆子盛行，並被演繹成找女朋友，那是１９７６年以後的事了。「從前在大院裡面純粹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男生、女生在一塊兒玩的很少，基本不太說話。哪個女生漂亮，男孩子的小團體可能會經常議論，但要是貿然和一個女孩說話，便會遭到這個群體的歧視和嘲弄。」他說：「愛情，不是我們大院文化的主題。」

　　杜欣欣說，美女從來不論出處，那些知名的婆子大多也是某個大院的幹部子女。當然也有出身平民的美麗女孩。姜雲誠堅決反對這種說法。

　　「大院子弟絕對不會去拍平民女孩做婆子。當時判斷漂亮的標準是三分天生麗質，七分修養、氣質，後者來源於地位和家庭背景。一個女孩具有優越的環境、身份，那種望塵莫及的感覺，才會激起我們早期朦朧的愛情嚮往。」

　　姜雲誠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路過總後禮堂，看到樓梯上有兩個女孩兒在那兒抽煙，幼小的心靈受到了極大震撼，腦海中迅速蹦出了三個字：女流氓！

　　「我印象中的女流氓都是很漂亮、特颯的女孩，一身軍裝，特別反叛，帶着點桀驁不馴、玩世不恭，絕不是被玩弄的對象。」

　　科學院

　　和軍隊大院的小孩相比，中科院的孩子要文得多。「一進大院，每家每戶門口都是一個小板凳，小孩子在做作業。人人都在唸書，想學壞都不容易。」薩蘇回憶道。

　　那時候數學所的小孩喜歡端一大盆水，研究能不能在水下放鞭炮。原來是好幾個爸爸在做一個導彈潛艇項目，小孩子一聽到水裡能放射導彈，就開始自己琢磨了。動物所的孩子熱衷的是養五毒。跟他們一起走路是件可怕的事情，經常沿着書包爬出一隻碩大的屎殼郎。養五毒的盒子都很講究，舖了一層鋸末，還要保持濕潤。遺傳所的小孩就是養金魚。因為遺傳所的童第周教授正在做一項前瞻性的國家重點課題，「讓金魚和四腳蛇結婚生孩子」。遺傳所養了一池金魚，孩子們經常把被淘汰的金魚捧回家裡。

　　薩蘇說中科院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子承父業。但他們小的時候還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不找爸媽問問題。「父母科研任務忙，一般沒時間輔導孩子。即使有時間，也不敢讓他們輔導。薩爹是數學所的，讓他來講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可能會搞得複雜無比，聽得你一頭霧水。」

　　與軍隊大院截然不同，科學院的孩子當時非但沒有什麼優越感，反而自覺低人一等。「我在東四上學，背後經常被人指指戳戳：不是好人！那時候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後來還是鄧小平重新提高了對科學的重視，樹立了楊樂、張廣厚、陳景潤三個典型。」

　　「那時數學所的大院周圍一圈黃泥牆，有點像農家院。每戶人家是裡面一間臥室、外面一間廚房，廁所公用。空間比較小，大人們就在外面自己動手搭了個煤棚，廚房捨不得用來做飯，放了張桌子給孩子做作業。做飯則挪到煤棚旁邊。」在薩蘇的記憶中，直到他１９８５年上高中，他們家還是在煤棚旁生火做炊。後來還是中科院當時的黨委書記胡耀邦大搞「五子登科」，才為科研人員解決了房子、妻子、孩子、車子、帽子等實際問題。科學院幼兒園擴大了，增加了班車路線，解除對職稱評定的凍結。「我們家也因此而受益。鄧小平拍板，５００名科技骨幹的妻子從『流放地』回到了北京，我娘也在其中。我們家１９７９年還分上了一間平房。所以不管人家怎麼說，我們心裡特別感激他。」

　　小向阿姨，是院裡唯一的一名工人妻子。「當時工人可以按時上、下班，搞科研的則沒有時間概念。她一下班沒事了，各家的孩子都是由她照看。在我們心目中，她是我們的公共媽媽。」

　　薩蘇說：「我們初次見面也會這麼問：你哪兒的？科學院的！人大的！外交部的！聽得人毛骨悚然。倒不是優越，而是有一種生於斯、長於斯的歸屬感。」他們的權力觀念比較淡漠。「軍隊的兵種榮譽感很強烈。海軍好還是空軍好？說不得為此要打一架。你說我們科學院，是動物所好，還是物理所好？完全不搭架。而且科學院很散，家長排着隊取牛奶，很少有人聊天的，全是一人一本書。」

　　這個院裡在意的是立功。「立功是很激動的，科學院會在着名的『四不要禮堂』開慶功會。這個禮堂不要磚、瓦、梁、柱，說穿了就是鋼筋、混凝土的現代建築，但在當時很出名。你立了功，走在路上，兩邊的人都會停下來，嘩嘩給你鼓掌。華羅庚有時候拄着拐杖出來散步，看到這種場面也會停下來為你鼓掌。」

　　對於從小在院裡長大的孩子，薩蘇小時候並沒有意識到周圍那些買大白菜、搭煤棚的「楊叔叔」、「張叔叔」、「陳叔叔」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

　　比如院裡的小朋友陸昱就是一個非常文靜，甚至有點兒呆的孩子。上中學時拿了華羅庚金盃賽的總冠軍，接着作為中國隊一號主將出戰奧林匹克大獎賽，居然再次奪冠，頗令院裡的孩子大跌眼鏡。薩蘇是很幽默的，在他的「故事會」里寫道：「多有人把陸昱打哭的經歷，不知道後來陸昱紅起來的時候，這幾位弟兄有沒有胡屠戶巴掌彎不過來的感覺。」

　　陸昱被捧紅之後，依舊到黃莊公共澡堂洗澡。「一位兄弟脫光了以後，也是照例肆無忌憚地喊：『陸昱，把你的肥皂借我用用。』誰知旁邊正躺着看報紙的老頭兒突然蹭地一下蹦了起來：你是陸昱！人群圍了上來，嘖嘖稱讚：看啊，世界奧林匹克冠軍……還有人沖女部那邊喊：陸昱來這兒洗澡呢！到這時候為止，我們這一大幫人，包括陸昱，都是一絲不掛呢！」

科學院的旁邊是新華社大院。面對孩子的考試成績，科學院的父母比較「民主」，新華社的父母則更為在意。「文革」停課的兩年，不少人把孩子關在家裡，親授外語、數學、語文和唐詩。

　　替代

　　一位新華社子弟告訴記者，「所有的家長都非常重視孩子的學習，總是抓緊一切時間輔導小孩，相互打聽自己孩子的情況，想方設法和老師搞好關係，甚至約老師一塊兒出去買菜。」

　　「在我小學的班裡，有５位班幹部，其中４個是新華社子弟。直到大學畢業，小學老師都認為這４個孩子是她的驕傲。其實那個小學並不是特別好的學校，但因為有一年新華社子弟特別多，小學考初中平均成績居然比北京最好的小學實驗二小的成績都高。小時候的夥伴，除了那些父母長期駐外、留在國內沒人管的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名校，工作都很棒，還有不少人考入了新華社工作。」

　　但對軍隊大院的子弟而言，他們現實最大的感受卻是被替代了。「在計劃經濟的年代裡，軍隊有特殊待遇，改革開放以後這種優越感被逐漸地削弱。首先是經貿系統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經濟上的特權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創造物質條件。哪怕我是街邊掃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買奔馳車，同樣用眼光鄙視你。」一位高乾子弟告訴記者。

　　朱大可認為從１９８０年代以來，鄧小平進行了軍隊的大裁減和軍官大換班，老幹部紛紛離休，交出了手中的權力。知識神話和學歷崇拜捲土重來。大學校門重新對全體平民開放。「軍人子弟作為社會中堅分子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身份的優勢崩潰了，軍人子弟在社會變遷中遭到重創。他們的敵手是學院、大學生和知識分子。這個新型的群體從大院青年的手中奪走了最好的職業、薪金、生活方式和社會陞遷的機會。」

　　他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來形容這種「身份歸零」帶來的那份真空狀態的痛苦。這可能是形容當年軍隊大院子弟身份創傷的最好語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