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曾經是北京文化中的一大特色，這大概和元，明，清三代封建
王朝定都北京不無關係。
　　但從離我們還不算太遠的“文革時代”，在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
產黨定都北京，那時起，血統就把古色古香的老北京文化濺上了紅色。

　　一九四九年後，北京有着兩大主流血統。

　　一是“土著血統”。帶有這樣血統的人被稱為“老北京”，其父母或
祖父母輩世居北京，他們散落在北京的胡同和大雜院中，一口字正腔園的
“京片子”，講究着從“大清帝國”遺留下來的“老禮數”，延續着他們
走街串巷的“平民生涯”。

　　還有就是“紅色貴族血統”。帶有這樣血統的人在北京一般統稱為“
幹部子弟”。然而，“幹部子弟”內部的認同與一般老百姓還不一樣。干
部的孩子不等於“幹部子弟”，你的父母應是行政十三級以上，或有“廳
局級”以上的待遇（部隊應為師級），才能夠算“幹部子弟”，稱得上“
紅色貴族”。“紅色貴族”的父母們大都是跟着毛澤東進京的所謂“老乾
部”，屬於“打江山”的一代。他們操着外地口音，或蹩腳的普通話，按
着新中國重新編排的“戶籍制度”成為“北京人”，他們的子女自然就生
長在北京這塊土地上了。儘管“老幹部”們大都出身社會底層，但他們的
子女確造就出了北京特有的“紅色貴族文化”，他們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表現出不同於一般老百姓的“優越感”。

　　“紅色貴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北京的“大院文化”。

　　在北京，黨，政，軍各部門林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這些部門大都
在北京“皇城”外圍（個別機關在城內）“圈”得一塊地，蓋起了笨拙的
蘇式低層樓房，加上高高的圍牆和氣派的大門，再有森嚴的門衛，老百姓
是肯定不得其門而入的。“大院”的裡面則是一個“小社會”，工作區，
家屬區，娛樂體育場所等一應俱全。北京西郊大部分是軍隊“大院”，有
“空軍大院”，“海軍大院”，“總後大院”等軍事單位。北京的三里河
，還有和平里一帶則是國務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占據北京最好地理位置
的“大院”當屬位於景山後面的總參“地安門大院”和沙灘后街的中宣部
和文化部“大院”，以及位於府右街南口的統戰部“大院”。這些“大院
”裡面是幹部子弟雲集的地方。

　　生長在這些“大院”圍牆後面的“紅色貴族”們至今依然對“大院”
有一種戀戀不捨的感情。“紅色貴族”們的孩提時代基本在“大院”里渡
過，在他們的眼中，“大院”帶有母性色彩，搖籃搬地呵護着他們，寬容
地近乎縱容，在“大院”里可以任意張揚出他們的野性。姜文導演的電影
“陽光燦爛的日子”（根據王朔的小說‘動物兇猛’改編），通過對一群
軍隊大院裡的孩子們心理活動的描寫反應出了這種“大院文化”：“紅色
貴族”血統給了“大院”里孩子們優越感，優越感使他們敢於撒野，撒野
使他們顯得與眾不同，與眾不同就在於他們是成長在“大院”里的“正宗
的”革命接班人。“紅色貴族”們把這種感覺帶到了北京文化中。

　　曾經登峰造極的“血統論”是“紅色貴族文化”里最令人痛恨的一部
分。

　　文革初期，北京的“紅色貴族”們喊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
動兒混蛋”的口號。在他們的語言中充斥了對一般“平民”子弟的蔑視，
象什麼“龍生龍，風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對於出身所謂“黑五類
”家庭的孩子，乾脆就直呼其為“狗崽子”。“血統論”表現出了“紅色
貴族”們獸性的一面。凡是不屬於“紅色血統”的人，在“紅色貴族”面
前完全失去了自尊，任由“紅色貴族”們欺壓，稍做反抗就有可能遭來滅
頂之災。文革中的“血統論”使“紅色貴族”們與一般北京老百姓格格不
入，甚至尖銳對立。然而，報應也來的甚快。當毛澤東把文革的矛頭指向
他們的老子時，“紅色貴族”們立刻遭到“平民”子弟的猛烈反擊，許多
“紅色貴族”如同“喪家犬”般地遭到追打圍毆，但他們基本上得不到老
百姓的同情。文革結束後，一些“紅色貴族”著書立說，描述他們在文革
中所受的“苦難”，試圖為“紅色貴族”增加一些崇高，但或許他們應該
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讓人們看到那時的“紅色貴族文化”給整個社會帶來
的悲劇，這樣反而會贏得人們的幾分尊敬，因為悲劇裡面的醜惡東西最能
印證出什麼是美好的。

　　精英意識是“紅色貴族文化”里最大的特點。

　　“紅色貴族”們的精英意識並不是源自於他們所受的教育高低，而是
來自於他們所進的中學。文革前的北京中學等級分明，學校的名氣和有多
少“紅色貴族”成正比。文革前，“紅色貴族”們大體集中在北京海淀區
和西城區的幾所中學裡面。海淀區有：北京一零一中學，北大附中，清華
附中，八一中學，育英中學，“十.一”學校等。西城區有：景山學校（也
許是東城區），北京男四中，北京男六中，北京男八中，北京女一中，北
京師大女附中等。這裡面名氣更大一點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學，北京男四
中，八一中學和景山學校。現今中國部級以上官員來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
京男四中的人不少。八一中學集中了軍隊幹部子弟。景山學校是北京乃至
全國唯一一所由中宣部直接領導的學校，中央直屬機關的許多幹部子弟就
讀這所學校，

　　由於“紅色貴族”相對集中，這些中學裡面的學生對政治的關心達到
了狂熱的程度。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中國政壇風雲變化無常，在
老師們乃至校長還一頭霧水時，學生們已經準確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變動
和中央領導的各種講話，他們根本不把老師放在眼裡，我行我素，發表自
己的政治見解，以精英自居。現在看來，那時“紅色貴族”們的政治見解
也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並無什麼獨到和高超的地方。然而，從他
們發表的“宣言”，傳單和“大字報”中，你仍能看到這些不滿十八歲的
孩子們頤氣指使，捨我其誰的“霸氣”。這種“霸氣”裡面唯一可愛之處
是體現了“紅色貴族”們的無所畏懼。文革期間，當他們的父母們被“打
翻在地”時，他們敢於反抗，矛頭直指當時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

　　隨着時間的推移，“紅色貴族”們的少年血性已經不在。成年後的他
們，大部分變得平淡且能豁達地看待周圍世界的變化，然而他們的精英意
識已經滲透到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現在中國有一句流行語叫：“北京人
什麼都敢說！”除了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外，還說明了北京人關心政治
，這種北京的文化特徵裡面也沉澱着“紅色貴族”們固有的精英意識。在
“紅色貴族”們曾經就讀過的中學裡面，老一代教師仍不能忘掉他們，以
複雜的心情，有意無意地還在告訴現在的學生們“紅色貴族”給學校帶來
的一切。

　　大江東去，時代的巨變已經使“紅色貴族文化”黯然褪色，但它打在
北京文化上的紅色印記仍然依稀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