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看到了，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性”革命。經過了無數年的性禁忌之後，中國人一下子從沉重的性壓抑下解脫出來，性觀念正在發生着巨大的轉變。一時間，原來羞於啟齒的話題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作家、藝術家在津津有味地談性，寫性；學者們在連篇累牘地從理論上論證性解放的偉大、光榮、正確，於是，性不再醜陋，不再是罪惡之源，反而成了美好的東西，性成了和吃飯穿衣一樣的生存權利。充滿好奇和青春騷動的年輕人早嘗禁果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人們的性觀念越來越開放，古老的貞節觀也顯得越來越過時，一夜情、性濫交、傍大款、二奶、坐檯甚至在知識精英中都很流行。

洶湧澎湃的性解放浪潮甚至連老外都倍感吃驚。早在2001 年，美國《時代周刊》在一期開篇文章Let’s Talk About Sex中就報道：一個開放的亞洲正在形成，亞洲人懷着更強烈的好奇心，讓自己更舒適，更願意嘗試“性”—這種觀念正在影響着數以億計的人的生活。有人總結說，中國人正在經歷自1949年以來的第三次性革命。在這次革命里，性的快樂屬性被無限放大，感情或者金錢變得無關緊要。這次革命的指導思想是：身體是我的，我有處理自己的身體的權利。而模仿對象便是60－70年代西方的性解放運動。專家們預測，不用20年，中國的性解放就可以趕上西方。可能還有人不滿意，“二十年太久，只爭朝夕！”

中國人凡事愛走極端，在性事上也是如此。早在1994年，作家韓少功就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性面上的迷失》一文中指出，正是傳統禮教的壓抑蓄積了強大的縱慾勢能，一旦社會管制稍有鬆懈，便能洪流滾滾，勢不可擋地群“情”激盪，舉國變“色”。性文學也總是在性蒙昧災區成為一個隱性的持久熱點，成為很多正人君子一種病態的津津樂道和沒完沒了的打聽癖、窺視癖。而他們所盼望的是一場隨心所欲的性自助盛宴。現在，機會來了！

拜互聯網之賜，虛擬空間的“性文學”遍地開花，一大批“用身體寫作”的新秀細緻入微地在網上大爆自己的性體驗，女人大談做“全體的老婆 ”的美妙，男人體味做“大家的丈夫”的愜意，更有濫交、亂倫、父子共妻的詳細描寫。這些“作家”紛紛因此成名，名利雙收。名作家也不遑多讓，不惜用鴻篇巨製來寫性。

更有不少學者引經據典，為這場性革命推波助瀾，大唱讚歌，從理論上論證，性解放是社會的進一步開放與進步的鮮明標誌，利國利民利經濟。赫赫有名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就堅決反對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並認為一夜情、性濫交、婚外情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正當權利。李女士在國外呆過，殫精竭慮要把人家玩兒過的東西介紹、移植到中國去，而且有所發揮。請聽她的高論：
-- “一切東西都應該要豐富多彩。如果家庭都只是一夫一妻這個模式，反而顯得過於單調。”
-- “任何人都有和除了配偶之外的第三人發生性關係的權利。婚外情是錯誤的，只是因為它違反了婚姻法。至於一夜情，只要是單身，不僅有這個權利，在道德上也完全沒有問題。所以對於一夜情的人，我給他們的建議只是做好防護措施，防止得病。”
--“淫穢品實際上屬於言論範疇的，不是行動。因為淫穢品，不管是書、錄相、雜誌，像《花花公子》、《閣樓》，是人類想象的產物。在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國家，它必須保護這種權利。”
--“國外有所謂的“虐戀俱樂部”，只要他們高興，可以多個人聚在一起發生性行為。中國的‘聚眾淫亂法’早就應該改了。我認為，開淫亂Party之類的，只要是出於自願，就不違法。”

學富五車的專家學者振臂一呼，性革命浪潮滾滾，勢不可擋。據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的研究，中國的性革命已基本成功。他認為：“多伴侶”發生率的迅速上升，是這種革命的根本標誌，實在是可喜可賀之盛事。潘教授認為，中國的“性革命”之所以可喜可賀，是因為它的動機、目的很單純，為性而性，是一場內容單一的“快樂革命”。這和美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性解放”相比要進步得多。美國的“性革命”動機不純，和反戰、反傳統、女權主義運動、民權運動等攪和在一起，具有政治叛逆色彩。相反，中國靜悄悄的性革命有助於黨和政府倡導的“和諧”社會的建設。為啥？“和諧社會”離不開“性和諧”！這場具有中國特色的“性革命”一不會威脅當權者統治，二有助於刺激經濟，值得繼續推動，讓這場革命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2004 年, 首都師範大學性健康教育中心對中國近三十所大學一萬名在校生性行為觀念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 有性行為的男大學生高達15.7%, 女大學生為5%; 贊成婚前性行為的男大學生為57%,女大學生為26.7%。當時媒體驚呼: 中國大學生性觀念開放得驚人。不過，在這些所謂的性專家眼裡，這些大學生性觀念仍然太保守，需要加以引導，使之進一步開放。

有沒有人反對性革命？當然有了。那些妻子被人偷睡了的丈夫，那些丈夫被別的女人勾引走了的妻子，那些發現正上學的女兒肚子忽然大起來了的父母，以及那些關心社會道德墮落和民族前途的人們理所當然成為了這場革命的反對者。在一些人眼裡，這些人是阻擋歷史進步的絆腳石、“衛道士”“反革命”、“落後分子”。

本人也自願加入堅決反對這場性革命的“反革命”行列，而且我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嚴厲譴責這幫禍國殃民的無恥之徒。這幫所謂的狗屁專家學者不敢介紹美國先進的民主制度、新教倫理和人權觀念，卻把已被歷史證明為戕害道德人性的所謂“性革命”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引入中國，而對這場所謂的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卻閉口不談，居心何其險惡！

西方的“性革命”已經像一隻放出籠子的瘋狗，把西方社會的肌體糟蹋得千孔百瘡，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20世紀的6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一幫所謂專家學者，油蒙了心，鼓吹實現社會現代化必須以犧牲原有道德為代價的理論，就是以“性自由”和“性解放”為突破口，實現人的自由解放。一時間，性革命狂飆突起，迅速風靡世界。在美國，青少年視性放縱為兒戲，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如果敢說自己是處女，便會遭到同伴的恥笑。弗洛伊德 “所有的快樂都源自性快樂”，“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不滿足的人的性需求”成了人們追求性發泄的理論根據；口服避孕藥的誕生使得性愛與生殖脫鈎，也解除了性愛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此外，汽車的迅猛發展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方便逃避和遮人眼目的工具，人們再也不必受父母與伴娘的監視，再也不必顧忌鄰里的閒言碎語了。

有資料顯示，在80年代的美國，80％的未婚婦女和90％的未婚男子都有過性經驗。更早的一份資料表明：50％的已婚男人和25％的已婚婦女有過婚外性關係。

短短三十年間，性解放運動遍及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由此引發了極為嚴重的後果，造成了難以解決的健康和社會問題。

首先是離婚率飆升，少女懷孕、私生子、墮胎等家庭問題和社會問題大量出現。上世紀60 年代以來，西方各國離婚率上升幅度為: 美國230 % 、瑞典230 % 、法國300 % 、日本150 %。美國的離婚率大約為50%。由此導致了犯罪、貧窮、輟學率上升、單親家庭子女教育等一系列問題，並嚴重影響了國民的整體素質。

其次，性解放對青少年造成了嚴重傷害。美國私生子比例占所有初生兒的30%，每年有100 萬少女未婚先孕。少女懷孕、墮胎、少女媽媽、私生子不但成為嚴重的家庭問題，也給社會帶來難以解決的負擔。

第三，性病和愛滋病蔓延。上世紀80年代先後發現了無法用抗生素治療的疱疹和艾滋病，這兩種病主要是通過性交傳染的。據統計，死於愛滋病的美國人要比死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總人數還多。美國著名的性研究專家馬斯特斯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 性交對象的人數與HIV感染率直接成正比的關係，而維持一夫一妻關係的人的患病率幾乎是零。

然而，令人難以理解得是，雖然美國人對性解放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痛心疾首，但他們採取的行動卻是治標不治本的。他們花錢研製抗性病和愛滋病的藥物，卻不研究如何制止傷天害理的性解放運動，以及由這場運動產生的不負責任的性行為、濫交等。他們把避孕方法告訴青少年，以減少少女懷孕和性病發生，而不對青少年進行價值觀的教育。父母只知道往孩子書包里塞避孕套，卻不告訴他們過早性行為是錯誤的。

但是，物極必反，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有人發現，“性解放”走進了死胡同。美國《時代》周刊文章指出。在經歷了“性革命”之後，美國到處響起了反對這場“革命”的呼聲。事實表明，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性放縱的狂熱已經普遍消退。這場“革命”的老手們，有的受到了傷害，有的已感到厭煩，他們開始重新求婚，追求真正的愛情。許多人甚至再次發現傳統的忠貞不渝、責任感和嚴肅婚姻的真正價值。

到了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開始了進一步的反思，提出了回歸傳統家庭的要求。布什總統上任後, 下大力氣推動“禁慾教育”, 政府甚至投入了1.7 億美元的聯邦基金到“禁慾教育”項目中。近年來, 還有基督教青年團體主張“保持處女之身，堅持找到真愛，捍衛婚姻尊嚴”。美國還有一個叫“真愛同盟”的團體，號召人們追求忠貞的愛情和恆久的婚姻，保持婚前貞節，不辜負真誠相待的終身伴侶。

吃盡苦頭的美國人對中國提出了忠告，他們希望中國人從他們的性解放、性自由的錯誤中，從幾十年來美國在青少年性教育問題上的失敗中吸取教訓，竭力維護人民的道德標準，不因財富的增加而墮落腐化。這樣，就不必要等到道德文化已經變質的時候再去做重建的工作。

但是，我對此表示悲觀。美國的性解放運動進行了差不多二十年才出現了可怕的艾滋病，而中國性解放剛開始就不得不直接面對這個“世紀殺手”。中國已經出現了600-2500萬妓女，這是最可怕的疾病傳染源。自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被發現以來，已經奪走了1170萬人的生命了。實際上，中國早已經成為性病大國，到2005年，患性病的比例已經達到每十萬人中5.7例，84萬人患有艾滋病，而且人數還在迅速增長。“性解放”的程度與艾滋病的感染和發病的速度成正比。象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一旦艾滋病失控，中華民族將面臨滅頂之災，這絕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