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工科

公司群工科的科長叫劉秀月，是個工作細緻、責任心很強又很關心人的中年女同志。就是她把我從一輕局“7.21工人大學”挑選到公司來的，現在又在她的領導下工作。所以，她對我特別好，我也幹得挺有勁。

公司群工科負責領導下屬企業的工會組織，主要工作是組織系統內職工開展文娛、體育活動，也配合形勢組織系統內職工開展一些學習、批判方面的政治活動。再就是年終的系統評先活動和表彰大會的籌備工作。

當時，群眾的活動搞得還是比較活躍的，經常組織職工業餘文藝匯演、籃球、乒乓球比賽等等。系統各單位都積極組織人員和隊伍參加。公司系統的活動搞完了，又組成公司代表隊參加局系統的演出和比賽，然後參加市里組織的演出和比賽。一級級的活動搞下去，一搞就是幾個月。

各單位組織的演出還是挺有意思的。各單位的文體骨幹中，有不少人的水平還真的說得過去。雖然不能和專業水平相比，但大家都很投入，觀眾也是看得興致盎然，津津有味。

一次在市里舉行的各局文藝匯演中，紡織局文藝宣傳隊表演的企業自編的“紡織工人心向黨”樂曲演奏時，下面一位工會幹部說：還真的聽出一點紡織機的味道來了。純屬胡款。

1978年全國恢復了工會組織，群工科正名為工會。

作為年輕人，對工會經常組織這樣以娛樂為主的活動還是挺感興趣的。我除了參與組織活動外，還作為公司機關籃球和乒乓球隊的成員參與比賽，結交和認識了系統內的很多年輕人。

在公司工會，平時大量的工作就是跑企業，了解下面工會的工作情況，發現先進人物或工作中的先進經驗加以收集，幫助整理資料，編寫材料發簡報，為年終的公司系統的表彰先進的大會做好準備工作。

工會的工作雖然整天忙忙碌碌，但我對所從事的工作有一種新鮮感，加上人年輕所以也不覺得累，工作幹得挺有勁頭。

一年多後，劉秀月調到行政科當科長，接手當工會主席的陳紅也是一位女同志。來工會前她是公司團委書記，由於年紀大了，才轉到工會來的。她同樣是一位工作很認真負責的人，但對人的關心就不太考慮。她可以在一天內給你布置很多任務，一件事還沒有做完，第二件事情又來了，馬上又是第三件、第四件……，讓你無法專心做好一件事情，心裡煩透了。

所以，只要我手頭沒事，我就不在辦公室里呆着，怕她見我閒着又想出一點什麼事情要我干。只要我不在辦公室的時間稍長一點，她就會在大廳里“小郭！小郭！”地大聲叫，真是躲也躲不過去。

1978年5月準備發展我入黨時，我從心底想讓劉秀月作為我的介紹人。陳紅武斷地決定由她和另一位知青辦的女同志朱桂英為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心裡不太樂意但也不好反對。

公司里的年輕人

公司像我這樣20多歲的年輕人有10來個，幾乎都沒有成家。大家都精力充沛，下班後經常呆在公司里打牌、打球、吹牛，根本不想回家。當時公司里的單身漢李光榮、李書剛就住在公司，他們兩個人也都是復員軍人，一個在組織科，一個是小車司機。我當時也沒有結婚，覺得年輕人在一起很熱鬧，也把鋪蓋搬到公司與他們作伴。跟着搬到公司來住的又陸續加入了張德安、陳昌利、湯成凱。我們將三樓的雜物倉庫清出一角，用木板搭了一排統鋪，我們6個人完全以公司為家了。

單身漢的集體生活過得也很有趣。

李書剛是公司的小車司機，他的哥哥是省軍區的幹部。省軍區晚上經常有電影放映，而且多是內部片。我們不時地將小車開到省軍區去看電影。

一天晚上大家呆着有點無聊，公司的大車司機陳昌利提議賭點什麼，立刻得到大家的響應。他說他可以喝下一舀子水。如果喝下去，在座的每一個人給他一包煙，如果輸了，他給煙。

公司食堂的開水爐舀水的鐵舀子有點大，我們檢查了一下認為喝下一舀子水還是有點難度，就答應了。有人馬上將水舀來放在他的面前，他端着喝了幾口說舀子太重不好拿，要求倒在臉盆里喝。大家也同意了。沒想到看起來不顯眼的一舀子水倒進去幾乎是滿滿一臉盆。

面對這麼一大臉盆水，陳昌利也害怕了。賭是他提議的，沒有辦法，只好咬着牙喝，他喝了幾大口，再看臉盆里還有大半盆。他又提出加點茶葉好喝一點，有人立刻拿來茶葉倒進臉盆。

陳昌利堅持喝完半臉盆多一點後又出去跑了一圈，回來再接着喝。但無論如何也喝不下去了，終於認輸。

睡覺後不久，就聽到陳昌利起床下樓，又上樓上床的腳步聲，不一會再起床下樓，再上樓上床，把我們都吵得一晚上都不能睡覺。

我們怕他水喝多了把胃喝出毛病來，問他要不要去醫院。他說不要緊，只是要上廁所。就這樣他一晚上起來上了十幾次廁所，一直折騰到天亮。

賭喝水陳昌利輸了，但他不服氣。過了幾天他又提出賭吃饅頭，不是賭吃多少個，而是賭倒立頭朝下時吃下一個饅頭，而且不准喝水。這樣賭比喝一臉盆水安全多了。我們想倒立吃饅頭還要把饅頭咽下去也挺不容易，也答應再賭一回。這次他果然很輕鬆地吃下一個饅頭，並張開嘴讓我們檢查。我們都輸了，他把上次輸的煙又賺了回去。看來，他不像上次那樣傻，而是事先演練過的，打了一場有把握之仗。

一次，機要員吳玉萍不知從那裡學到一種類似“扶乩”的遊戲，需要三個或者四個人參加。

遊戲是這樣玩的：每人用一個手指輕輕點放在一個反扣着的小磁盤子上，並要求男左女右。磁盤子下面是一張報紙大小的紙張，上面寫有一些“是、否、有、無、男、女”等字樣。先說好每次要詢問的對象，然後由一個人來提問，問一些關於工作、朋友、婚姻等方面的問題，不需要被詢問者回答。由幾個人用手指輕輕點着的磁盤子不一會兒神奇地慢慢移動起來，到某一個字面前停下來。再提問第二個問題，過一會磁盤子又會移動到另一個字的上面。所猜的答案有時還真的比較準確，大家都覺得挺有意思。

大家躲着玩了幾次，怕別人發現說是搞封建迷信，就沒敢再玩了。

我也知道這不過是一場遊戲。但我們每個人的手指僅僅是輕輕挨在盤子上，並沒有故意用力去推動盤子，磁盤子為什麼會自己移動，還是讓人覺得挺不可思議的。

1977年左右，公司購買了一台黑白電視機，就放在二樓中間的大會議室前邊。當時能有一台黑白電視機是一件很稀罕的物品。公司把這台電視機交給了組織科的李光榮管理，這給我們年輕人帶來了很大的樂趣。

每天下班後，我們都迫不及待地把電視機打開，一直看到晚上十點多鐘。當時電視台正在播放美國的科幻電視連續劇《大西洋底來的人》，每天晚上播出時，都聚集着幾十人圍着電視專注地看，主要觀眾是公司的一群年輕人，也有住在公司附近的其他人。第二天大家議論的話題肯定是看完電視後的感受，並急切盼望晚上下一集的播放。

有了電視，我們這群年輕人也沒有心思再去賭什麼東西了。

企業整頓

粉碎“四人幫”後，很快就開始了“企業整頓”工作，恢復和建立文革中被認為是對工人階級進行“管、卡、壓”而遭到廢除的企業的各項規章制度。

因為各項規章制度的破壞，下屬的東風造紙廠發生一起因設備檢修而沒有掛警示標牌，有人無意將閘刀推合，造成人員死亡的事故。

公司的領導分頭帶領機關幹部組成的工作組，深入到企業，幫助企業進行建章建制工作。

我參加了由劉奇復經理為組長的工作組到了武漢市紅旗造紙廠。工作組的成員還有兩個人：一個是基建設備科副科長胡宏江，還有一個是技術科的老造紙工程師黃楷緒。

從技術角度上說，造紙在大學中是有專業的，而印刷卻沒有。公司機關有兩位造紙工程師，都是正牌大學畢業生、文革前的工程師；搞印刷的只有一個技師，是上海印刷技術學校（中專）畢業的。

我對造紙完全是門外漢，所以作為工作組成員到造紙廠幫助建立規章制度，首先就需要了解造紙的工藝流程，熟悉生產的各個環節。對這個新鮮事物我還是很有興趣的。

造紙的整個工藝流程是這樣的：

第一步：粉碎。將原料（蘆葦、稻草、廢紙、破布等）用粉碎機打碎。這個環節是最髒最累的活，成捆成捆的蘆葦、稻草以及從廢品收購站收集來的各種書籍、廢紙、破布爛鞋堆積如山，發出刺鼻的霉臭味。

工人們將這些東西搬運到轉揚機的傳送帶上，再由傳送帶傳送到高高的粉碎機中。粉碎後，由另一條傳輸帶傳送到蒸球。粉碎過程的粉塵十分大，整個車間裡灰塵和霉臭味瀰漫嗆人，戴着口罩都受不了。在這裡工作的工人一個個都成了“灰人”。

第二步：蒸煮。蒸煮的工具是一個巨大的蒸球。蒸球實際上就是一個巨大的圓形高壓鍋。被粉碎的原料送進蒸球後，倒進一定比例的水和液體鹼，然後將蒸球蓋子的螺釘緊固，另一條連着蒸球的管道輸送進蒸汽開始對原料進行蒸煮。蒸煮過程中蒸球慢慢地轉動，以保證原料在蒸煮過程中受熱均勻。蒸煮完畢，通過蒸氣產生的巨大壓力將蒸煮爛的原料紙漿用管道打送到打漿池。這時蒸球中放出的蒸氣臭味全廠都可以聞到，住在工廠周邊的居民真是倒霉，成天都生活在這樣臭氣瀰漫的環境中。

第三步：打漿。蒸煮後的原料已經成糊狀，但這樣的原料還不能直接造紙，還需要在打漿池中用打漿刀反覆將紙漿的纖維打細，打漿的過程還要對紙漿用氯氣進行漂白。直到將原料的纖維打到規定的長度和漂白到規定的白度才能上造紙機。

第四步：造紙。紙漿打細和漂白完畢，通過化驗達到要求後，就可以用作造紙的原料了。也是通過管道將紙漿輸送到造紙機，再通過過濾網將紙漿中的水分過濾掉，再平攤在造紙機的羊毛氈做的傳輸帶上，在形成紙張前，還要兌入松香、滑石粉等輔料，通過巨大的幾道滾筒加溫、烘乾、壓實、切邊，這才形成最終產品--紙張。過去我絕對想不到我們使用的潔白無暇的紙張還要用這樣一些骯髒不堪的破布爛鞋做原料。

造紙的整個工藝流程都是機械化的，原料的傳輸也全部是通過管道進行。所以從規模上看，造紙廠要比印刷廠大得多，有一點工業化大生產的派頭。

造紙過程需要消耗大量的水，所以，造紙廠均設在靠近江、河等水源豐富的地方。造紙產生的廢水中含有鹼、氯等化學物質，棕黃色的廢液上布滿了白色的泡沫，發出刺鼻的味道。這些廢液幾乎未經淨化處理就直接排放到江河中去了，因而造紙廠也是環境污染大戶。

造紙廠的廠區環境條件也十分惡劣，鹼液和氯氣都是腐蝕性很強的東西，所以設備上、地面上都有被腐蝕的痕跡。加上造紙過程幾乎每個環節都要用水，到處都是濕漉漉的。

工作組進廠後，劉經理在全廠職工大會上作了企業整頓的動員報告，廠領導也在大會上表了態，表示一定要認真落實上級要求，搞好企業的建章建制，建立科學的管理程序，把生產搞上去。

我的任務還是協助廠里搞好宣傳報道，將工作中的好人好事、先進經驗總結出來，以簡報的形式加以宣傳推廣。

紅旗造紙廠有一位搞技術的同志對各種紙張的特性很了解，他是公安局行偵部門特聘的專家。當時很多政治案件如攻擊黨和政府的匿名信等，需要對所使用的紙張進行分析，辨認出是由哪個地方的哪家造紙廠生產的紙張。沒有想到小小一張紙中還有這麼大的學問。

工作組搞了兩個多月，工廠的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健全，通過驗收組驗收合格後，我們就撤出了企業。

公司系統共有武漢造紙廠、東風造紙廠、紅旗造紙廠、漢口造紙廠等幾家規模較大的造紙廠，還有幾家零星的小廠如勝新造紙廠等。我的鄰居李明碩和她的老公彭先知就在武漢造紙廠工作，鄰居朱偉新在東風造紙廠工作。我先後幾次作為工作組成員都到這幾家廠蹲過點，平時工會有事也經常去，所以在工廠里都能見到他們。

造紙和印刷在生產性質上完全不是一個類型的企業，所以，到1980年，造紙和印刷分家分別成為兩個公司，我留在了印刷公司。但對在造紙廠搞工作組的這段經歷還是記憶深刻的。它使我學到不少新的知識。

改革開放後，武漢市的這幾家造紙廠因設備落後、產品質量差、污染嚴重等原因全部關門，僅保存下來最大的一家造紙廠---漢陽造紙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