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喑官場的“潛規則”，也沒有駕馭全局的魄力和水平，加上我沒有自己的“圈子”，因而註定我不可能當好一把手。

生活還是快樂的----幹部篇（四）

郭小寧

漢光印刷廠

1983年2月，我到漢光印刷廠但任了黨總支副書記。

剛到企業，有一種新鮮感。漢光印刷廠的規模也不大，只有四百來人，以生產“飛馬”撲克牌和日記本為主，產品大部分出口，在武漢市的知名度也很高。

漢光印刷廠與人民印刷廠也很相似，各個車間分散在六渡橋一帶的繁華鬧市區，廠房也很成舊。

我畢竟是初次擔任基層的領導職務，雄心勃勃，幹勁十足，總想干出點名堂來。

我作為黨總支副書記，主要分管工會、共青團和宣傳工作。這些工作，對於我來說，還是得心應手、駕輕就熟的。廠里負責宣傳和共青團工作的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輕人，原來在公司工作時，跟他們就很熟。廠工會主席則是一位姓俞的年紀較大的女同志，我原來在公司工會工作，與她打過長時間的交道。他們對我的工作都很支持。

到工廠的第一件大的工作就是負責廠屬的大集體的改革。

漢光印刷廠也是一家國營企業，但下屬有一個大集體的車間，職工多是本廠職工的子女。這個大集體車間主要的工作是對印刷撲克牌的原料紙進行塗粉、烘乾、壓實的前處理環節。

在計劃經濟年代，企業職工的性質分得十分清楚，國營職工和大集體職工在工資、福利上有較大的差別，屬大集體性質有低人一等的感覺。因此，工廠大集體的這些年輕人工作很不安心，加工的撲克牌原紙質量也不好，影響到印製撲克牌的下一道生產環節。

工廠領導對這個大集體車間的問題十分頭痛，派了幾任車間主任下去管理成效也不打大。

我到工廠以後，廠領導班子開會決定對這個大集體車間實行民主競選負責人，由他們選出車間主任來管理自己，工資福利等根據他們完成任務的情況也可以靈活一些。

這樣一項改革工作還是有一定的難度，除了這批年輕人長期散漫慣了，對工作有一種滿不在乎、吊兒郎當的壞習氣外，更主要的是這些大集體的工人都是企業職工的子女，廠里的老領導都不願意出面得罪人。所以，廠里把這塊難啃的“骨頭”交給了我這個涉世不深、跟他們沒有親屬關係的外來幹部的身上。

我也是“無知者無畏”，帶了工廠生產調度股的一位姓陶的老幹部進了大集體車間，和廠里派下去擔任車間主任的紀善斌(他是我在一輕局7.21工人大學一起學習的同學)三個人組成了工作組。

這位姓陶的老同志業務上很熟，人也很精明。由於他歷史上有點問題，長期在廠里得不到重用。我對他倒是很尊重，交由他主要負責對勞動定額進行核定，拿出定員定額和工資分配的方案，我主要負責和紀善斌一起對車間人員狀況進行摸底，制定競聘車間主任和各個崗位的具體方案，在車間內進行動員等工作。

老陶的積極性很高，回到家裡還在加班，幾天內就拿出了定員定額和工資分配的方案，我的競聘方案很快也出台了。

這些方案一公布，在車間內的大集體工人中引起較大的反響，但他們還是採取觀望的態度，沒有人出頭報名競聘車間主任。

其實在對這批大集體的工人進行摸底時，我們已經掌握他們中間一個姓劉、渾名叫“皮子”年輕人，點子也比較多，是這幫年輕人中的“拐子”（頭頭的意思）。他沒有報名競聘車間主任是覺得他這樣表現並不好的人組織上是不會看中他的。

我和老陶、紀善斌碰頭後，意見基本一致，認為只有“皮子”牽頭才可以鎮得住這幫人，雖然他平時有點痞里痞氣的，但還是有講義氣、肯吃苦等優點，需要做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出來競聘車間主任。老陶主動表態他晚上約“皮子”到他家裡談心。

通過談心，“皮子”感覺到我們是真心希望他站出來工作，打消了思想顧慮，第二天就主動報了名。

通過他的“施政演說”車間的年輕人也都表示擁護，“皮子”順利當選為大集體車間的主任。

“皮子”上任後，果然大刀闊斧，不講情面，其他崗位的班組長和人員順利到位，車間裡出現了熱氣騰騰的新氣象。

改革工作比較成功，大集體的勞動紀律和經濟效益都有所改觀。雖然工廠里有的幹部對“皮子”當車間主任有些異議，但對大集體發生的變化也不得不肯定。我到漢光印刷廠的這頭一炮就打出了效果，我的工作能力也得到班子的認可。

同時，我分管的工會、宣傳、共青團工作也開展得有聲有色，我覺得比在公司機關有意思多了。

工貿聯營武漢紙箱廠

1983年12月，我在漢光印刷廠工作不到一年，幹得正起勁時，公司黨委書記熊明洪找我談話，說準備調我到工貿聯營武漢紙箱廠任副廠長。並派公司蘇士兵副經理兼任廠長，一同到廠上任。

這次變動，主要原因是武漢紙箱廠於1981年和中國包裝進出口總公司聯營，由中國包裝進出口總公司出資100多萬元引進一條日本生產的瓦楞紙箱聯動生產線，武漢紙箱廠出廠房和工人，每年的收入按比例進行分成。聯營兩年左右的時間，武漢紙箱廠的經濟效益沒達到外貿方的要求，中國包裝進出口總公司不滿意，對武漢市政府提了意見，說效益如果不能上去準備撤資。

在1981年，工貿聯營還是個新生事物，武漢市的企業引進外來資金實行聯營的沒有幾家。而且外貿方拿出100多萬元在當時也是個不小的數字。

當時的武漢市市長吳官正指示武漢市一輕局領導，要求儘快對武漢紙箱廠的班子進行調整，以保證工貿聯營能順利進行下去。公司黨委對武漢紙箱廠的原有班子進行了調整，老廠長退下來後乾脆以身體不好的原因打病假回家休息去了。

公司黨委在這時候調我去武漢紙箱廠，而且由公司副經理兼任廠長明顯是一個過渡，是給我鋪路，給我學習機會，讓我有條件時來接任廠長。看得出是公司領導對我的重視和信任。我有一種受命於危難之中的激動。

工貿聯營武漢紙箱廠原來叫武漢瓦楞廠，廠房位於漢口集家嘴，工貿聯營後在漢陽七里廟購置土地蓋了新廠房，工廠很漂亮。加上又是全國第一家擁有日本製造的紙箱生產聯動線的企業，該廠在全國的紙箱生產企業中威望很高。

工貿聯營武漢紙箱廠主要為外貿出口產品如服裝、土畜產品配套生產瓦楞紙箱包裝，對武漢市的一些大企業如煙廠、軍工服裝廠提供紙箱包裝，該廠的生產任務一直飽滿。由於內部管理的原因，在紙箱生產過程中質量不穩定以及不按訂單數量自行擴大加工量，造成報廢品大量積壓，在倉庫里堆積如山，這也是造成工貿聯營後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我們到廠之後，新班子全體都把鋪蓋搬到廠里住，晚上也不回家。外貿方也派了一個科長到工廠擔任聯營方的副廠長。

接着開始了全面的企業整頓工作。重新整頓生產秩序，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加強勞動紀律，整理廠容廠貌，調整管理部門及人員，並在內部分配機制的改革上也採取了一些新舉措。工廠的面貌很快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生產也大有起色。

1984年4月，一個月的時間內，吳官正市長先後五次到工廠視察，了解企業的工作情況。他對企業發生的變化和班子的精神面貌給與了高度的評價。

擔任廠長

1984年9月，企業整頓工作基本完成，企業內部的改革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生產和工作逐步走上正軌，經濟效益明顯增長，外貿方比較滿意。

在這樣的情況下，公司黨委決定蘇副經理不再兼任廠長，回公司任職，任命我為武漢紙箱廠廠長。這年我34歲。

工廠的形勢雖然有了好轉，但我和蘇經理也犯了一個不小的錯誤。

事情是這樣的，吳官正市長五次到工廠視察，對如何加強企業的生產管理和內部改革作了了不少指示，對一輕局領導對武漢紙箱廠的重視程度表示不滿意，並要我們把他的意見向一輕局領導班子反映，希望他們把武漢紙箱廠的工作放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

蘇經理和我把吳市長講話的精神作了整理，以為有了市長的支持，武漢紙箱廠的工作會得到局領導的重視，能多給一些政策，幫助解決一些工作中的實際困難。

我們兩人滿懷喜悅地到局裡去向局領導匯報。局領導班子全體都到了場，聽完我們的匯報後，有的局長就說，吳市長有話為什麼不直接跟我們說，還要你們來轉達。有的局長還說，你們不要有依賴思想，局裡不可能給你們多大的支持，主要還靠你們自己。明顯表現出對我們拿“尚方寶劍”來壓他們表示不滿，弄得蘇經理和我十分尷尬。

蘇經理回印刷公司後，我全面主持紙箱廠的行政工作。當副手時我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得心應手，而當一把手後，我就感到有點吃力了。這當中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從客觀原因上看，公司黨委對工廠的原有班子進行調整，派外來幹部擔任工廠的廠長，廠里的一排老領導心裡早就心有怨氣的。他們並不認為是他們的能力不行，而是有諸多客觀原因才造成工廠的效益不理想。蘇經理作為公司領導兼任廠長，他們當然不會公開表現出不滿，而由我現在擔任廠長，從年紀、資歷、經驗、業務上都不如他們。工作中他們普遍有一種“說我們不行，看你又有多大能耐”的情緒。而且，武漢紙箱廠是個國營老廠，廠內裙帶關係嚴重，領導之間各有不同的“圈子”。副廠長王水生和吳有根是廠里土生土長的工人出身的幹部，文化水平不高但勢力較大，掌管着工廠的生產、銷售大權；總工許若漢和技術科長楊鬆寬屬於有一定文化的技術幹部，主要負責工藝、質量、技術方面的工作，工貿聯營的促成主要是他們的功勞。由於文革中他們分屬保守派和造反派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一直存在矛盾。現在都在領導層中，他們仍各自都不太買對方的帳，經常為了一些工作中的事情發生爭吵，甚至鬧得面紅耳赤。

從主觀原因上看，我基本上還是從學校到部隊又到機關工作這樣一個比較簡單的工作經歷，雖然在企業工作了五年，但一直是當工人，沒有擔任企業主要領導的經驗；同時我這個人工作中缺乏魄力，沒有殺氣，拉不下面子，人又年輕，勢單力薄，對於企業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特別是領導班子中複雜的人際關係如何處理，我也缺少感性認識。

我雖然在擔任副廠長期間也了解到班子中的一些問題，但我不是主要領導，沒有過多的考慮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我也簡單地認為自己是外來幹部，與廠里的複雜的人際關係沒有瓜葛，只要自己以身作則，出於公心，不謀私利，帶頭吃苦，為工廠和職工的利益盡力去干，他們會配合我、支持我的工作的。

擔任廠長之後，總的說他們對我還是支持的，各自分管的工作也還是按部就班的正常運行。我的想法也是工作上的事情按分工去做，工作中發生爭議儘量在班子會上公開討論，作出決定後要求大家各負其責去落實。我對他們都採取一種尊重的態度，畢竟他們都是工廠的老人，甚至一家人都在廠里工作，工廠是在他們手上發展起來的，對工廠的感情比我要深得多。大家都希望企業興旺。對於他們個人之間的矛盾，我則採取一種“和稀泥”的態度，不涉及、不評價、不表態。這樣做暫時也能緩解他們之間的矛盾，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從廠里的生產情況看，我上任當廠長的第一年形勢還是可喜的：1985年生產任務一直飽滿，出口鮮蛋箱被評為部優產品，年經濟效益突破了100萬元。工廠被評為一輕局的先進單位。吳官正市長也多次在全市的經濟工作會議上肯定我廠的工作，並呼籲我市的企業將需要的紙箱都到我們廠來做，給我廠做義務推銷員。

儘管這樣，我仍感到工作不太順心。主要是我很難深入到他們各自分管的的工作中去，他們對我採取的是一種表面尊重，具體分管的工作還是按他們的老套路去做。特別是分管銷售的副廠長王水生很多事情並不和我通氣。一次，他陪業務關係戶到省外去，沒有按原定的計劃回來而是到其他地方玩了一大圈。回來報銷時，分管財務的總會計師楊強國有意見，跟我說了後，就將他的超出部分剔除來沒有給報銷。他十分不滿意，在銷售工作上不斷給我出難題。

分房風波

擔任廠長一年左右的時間，我深深感受到我不是一個當一把手的材料。

我是一個做事認真負責的人，凡是交給我的工作，不需要領導催促，我都能保質保量的按時完成。而且，我也從不講什麼條件，計什麼報酬，所以，在我參加工作十幾年來，領導還是挺喜歡我的。作為副手，我可以說是很稱職的，我可以和一把手很好的配合，不會給領導添麻煩，而是會給領導分憂解難。同時，我也是一個只會幹事，不會交際，特別是不會與上級領導拉關係、找後台的人，我瞧不起那些只會搞圈圈、拍馬屁而沒有真本事的人，也不喜歡玩弄權術、拉幫結派的領導。我單純地認為作為領導就要秉公辦事、不謀私利、兢兢業業、吃苦在先、享樂在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去。我用我做人的標準來看待我的上級、我的副手和下級們，結果是處處碰釘子，搞得自己和大家都不愉快。

就這樣，我渡過了擔任廠長一年的時間，我沒有感受到擔任一把手的快樂。

1985年下半年，廠里發生一件事，使我下決心不當廠長了。

工廠原來在漢口集家嘴，搬到漢陽七里廟後，原來的廠房給了公司下屬的中原印刷廠。廠里只留下了地處集家嘴漢水邊大新碼頭的原紙張倉庫。

印刷公司原來的辦公地—榮光堂落實宗教政策恢復活動後，印刷公司搬家到漢口民族路，離武漢紙箱廠老廠房很近。公司見紙箱廠搬到漢陽，留下的倉庫用途不大，在我到紙箱之前就跟工廠原來的領導商量好，在紙張倉庫地皮上由公司出錢修建六層樓的宿舍。宿舍蓋好後，一至二樓給紙箱廠，三至六樓給印刷公司。在我當廠長時，宿舍樓蓋好了，工廠和公司都要分房子。

分房一直是很敏感的事情，本來在修建宿舍時，工廠就吃了虧，只分到三分之一，而且樓層又差，廠里的職工意見很大。認為公司領導以上級部門的權力壓下面，原廠領導出賣了工廠職工的利益。

這次公司在分房時，有些擺不平，公司主要領導又找我談話，要廠里再讓一套房子出來，公司將漢陽的一處房子作為交換。

廠里的老人們聽到消息，大為不滿，因為廠里的職工大多住在漢口的老廠房附近，沒有人願意住在漢陽，因此對公司的做法意見很大。我作為一廠之長，當然得考慮職工的利益，就沒有答應公司領導的要求。這也使得公司的領導們對我很不高興。

同時，工廠成立的分房小組，由分管行政後勤工作的副廠長楊順國負責。在分房工作中，他在私下裡和其他幾位廠領導商量好，出台的分房方案明顯有偏向廠領導和部分人的傾向。為了封我的口，他們也給我安排了一套房子。對廠領導和部分職工的特殊化，也引起不少職工的不滿。

確定分房原則時，我首先跟李書記商量，在廠里職工中住房比較困難的情況下，領導分房是不是也要考慮實際情況，不能太特殊。能不能做做工作，能讓的就讓一下，不要與職工爭利益。雖然我的住房條件也不太好，但我到廠的時間不長，我表示我不參加廠里的分房。同時我向公司領導提出能不能在公司分房中考慮我住房的實際情況給與解決。公司黨委書記熊明洪表示確有困難，同意我可以參加在工廠分房。這明顯是把矛盾下交，讓我處於一種十分為難的境地，對此，我也很有意見。

李書記本身這次也在要房子，所以在態度上含糊其辭，不肯表態。當領導一班人坐下來研究分房方案時，他們的意見比工人還大，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應該分房，而且要分最好的房子。會議不但沒有解決職工分房如何搞的問題，反而成了領導自己的房子如何分的扯皮會。我在會上完全是孤家寡人，說的話根本沒人聽。

看到出現這樣的局面，我也橫下一條心：這次分房工作肯定是搞不好的。本來我是不準備要房子的，乾脆要就大家都要，搞散夥拉推。大了不起這個廠長我不當了。

分房公榜後，廠里炸開了鍋，工廠幾乎停了產，職工一撥一撥的找領導談話，有人在廠里大吵大鬧，有的工人甚至將被子和爐子搬到廠長辦公室住下不走了。幾個副廠長對出現的事態都不出面做工作，把矛盾都推到我身上。我知道幾個鬧得最凶的人都是跟他們有着沾親帶故關係的人，不然他們也不會如此張狂。

事情鬧大了，公司才介入調查，了解情況，廠里召開職工代表大會，班子檢討分房工作中的失誤，公司黨委免除了分管分房工作的副廠長楊順國的行政職務，事態才慢慢平息。

事後，我向公司黨委寫出報告，要求辭去廠長職務。公司黨委同意了我的請求，免去了我的廠長職務，改任廠黨總支書記，原來的李書記年紀快到了，退居二線。廠長由副廠長吳有根接任。

事情已經過去20多年，現在回想當年的分房風波，我仍然沒有想出能擺脫困境的好辦法。在那個年代，大多數老百姓的住房條件十分差，人均住房大多達不到十平方米，甚至幾代人擠在一間20來平方的小房子的情況也大有人在。好多大齡青年因為沒有房子而結不了婚，分房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是天大的事情。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而且“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誰又會有那麼高的覺悟主動讓出分房呢？我想在班子中做工作讓領導帶頭不跟職工爭房子，真是太天真了。

分房風波是我擔任廠長時的“滑鐵盧”，我不認為我的能力有問題，但擔任領導絕不是只憑能力的。我不喑官場的“潛規則”，也沒有駕馭全局的魄力和水平，加上我沒有自己的“圈子”，因而註定我不可能當好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