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去廠長改當書記工作輕鬆多了，組織政治學習、黨員教育、工會及共青團的活動等都是些軟指標，好應付。

雖然我不再負責具體的行政工作，但作為工廠的黨務工作的一把手，廠長在做大的決策時還是首先與我商量，班子開會時我的表態也起着相當關鍵的作用。我可以說話表態，但具體事情還是該廠長去落實，書記是只動嘴不承擔責任的人。這時我體會到原來我當廠長時，當時的李書記可以根本不考慮我的難處、不幫我一起想辦法解決問題的心態了。反正行政工作中除了問題首先是廠長的責任，書記最多是“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是追究不到多大的責任的。

我擔任書記後，儘管現任廠長在作為我的副手時，對我的工作也並不是那樣全力支持，但我不是那種小心眼的人，我不想學我的前任當“甩手掌柜”，或者遇到問題繞道走，或者“黃鶴樓上看翻船”。因為我當過廠長，知道行政工作的難處，也知道黨、政一把手互相支持、理解、配合的重要性。吳有根原來當副廠長時是管生產的，又是廠里的老人，當廠長比我有優勢得多。而且他總的說還是屬於那種比較本分、工作踏實那樣一類人，我們都還是想把工廠搞好，在這個大局方面的想法還是一致的。所以，對於行政方面的工作，他跟我商量時，我總是積極地給他出主意，想辦法，儘量避免失誤；對於他作出的決定也是大力支持，儘量做好配合工作，有事情共同承擔責任，大家配合得還算愉快。

角色轉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應該還是比較順利的，職工的情緒也慢慢平定下來，工廠的工作也恢復了正常。本來可以安安心心過幾天好日子，誰知不久又發生了一件事情，使我與公司和局裡的關係徹底鬧翻。

1986年，武漢市政府成立了武漢市包裝公司，負責管理全市的包裝生產企業。作為武漢市最大的一家紙箱生產企業，當然是新成立的包裝公司關注的單位之一。包裝公司的馬經理到廠里來考察，很希望廠里能加入到新成立的包裝公司中去。但馬經理又不願意出面跟一輕局領導交涉，希望由我們自己出來交涉。

我廠作為包裝生產企業來說，如果有專門的包裝公司來管理，肯定比在印刷公司更合適一些。加上工廠的職工由於在分房中對公司的意見很大，現在又這樣一個機會，上上下下都在議論此事，希望脫離印刷公司。

剛好這時，時任武漢市市長的吳官正在長江日報上有一篇講話，說原有的行政管理企業的模式要調整，企業的隸屬關係可以改變，企業可以自主找“婆婆”。這篇講話登得正是時候。

面臨這一重大問題，我們召開了班子會議。會上大家都做了認真的分析，權衡利弊，班子中原來老是鬧矛盾的兩派在脫離印刷公司，加入新成立的包裝公司的態度上空前一致，這是多年來少有的團結統一的大好局面。

作為廠黨總支書記，我認為大家的意見肯定是有道理的，也是為企業的發展在考慮，雖然其中有些情緒成分，但這個決定應該說還是對的。所以我也表態支持。最後班子形成決議：向印刷公司黨委、一輕局黨委和武漢市包裝公司分別寫出報告，要求將工廠的隸屬關係轉到新成立的武漢市包裝公司。

雖然脫離印刷公司的決定從組織程序上說是合理的，從政策上說也是合法的，但作為從公司機關下到企業的我來說，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大錯誤，就是沒有將這樣重大的事情事先向公司黨委報告，不是站在公司的立場而是站在工廠一邊。公司的主要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熊明洪認為這是搞突然襲擊，在他的眼中，我是作為接班人在培養的，我這樣做無疑是對公司的背叛。他把這筆賬全部算在我的頭上，對於後果，我是有思想準備的。

可以想象工廠的這個報告，無疑是在印刷公司和一輕局的領導中扔了一顆重磅炸彈，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報告報出後的第二天，一輕局的局長王成宇和局黨委書記關濤就將電話打到工廠，通知我和吳廠長到局裡去。

一到局長的辦公室，局黨委書記關濤就對我們大發脾氣。她氣洶洶地說：“你們也太目無領導、太無組織原則了，哪裡好就想到哪兒去。美國好，你們到美國去呀！”我連忙解釋說，這個決定是根據吳市長的講話精神辦的，工廠是認真聽取了職工的意見，經班子慎重研究決定的。關濤書記氣急敗壞地說：“吳市長說的不是你們理解的意思，我要打電話親自問吳市長。”說完，就當着我們的面撥通了吳市長的電話。電話中說了一會，掛斷電話後，關書記說，你們對吳市長講話精神的理解是錯誤的，你們的做法也是錯誤的，局黨委是不同意的。

要求脫離印刷公司和一輕局的報告遭到否決，新成立的包裝公司的馬經理也不出面幫忙，這使我們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局面。公司黨委書記熊明洪一直沒有找我談話，我也一直迴避不到公司去，反正關係是徹底的搞僵了。

官場的生活對於我來說算是走到了盡頭。在推薦局和公司領導的後備幹部人選以及市總工會要下面推薦中層幹部的時候，我的得票率都很高，但都被熊書記卡了，堅決不推薦。他多次在公司黨委開會以及公開場合說我背叛了公司，並說此人不可重用。

在傳統的行政隸屬關係的情況下，上級行政主管部門是企業的“婆婆”，哪有“媳婦”敢跟“婆婆”爭嘴，何況還要鬧分家，膽子也太粗了!

像我們這樣不是由上級決定，而是自己要求脫離一輕局的領導到另一個部門去的做法，不光在一輕局系統是頭一個，在全市的企業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所以完全可以理解一輕局及公司領導們的氣急敗壞。

到了1990年前後，各工業局全部撤銷，改成控股公司，作為二級行政管理機構的各工業公司也不再管企業了，企業的管理權大多下放到區一級政府，中小型企業也開始改制，一批國有企業變成股份制或民營企業，不少企業紛紛垮台，大批職工“買斷”回家。這時生存下來的企業才真正得到實際意義上的自主權。我們當時的做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只不過做得早了一點，才引起如此大的風波，才顯得我們是如此的大逆不道。這當然是後話。

我下到基層擔任領導職務僅僅只有3年多的時間，就把與上級、同級的關係處理得如此一塌糊塗，我原想在基層干一番事業的良好願望被打得粉碎，我徹底厭倦了官場的生活，儘管我僅只是一個小小的“芝麻官”。

我萌發了離開工廠並脫離印刷公司系統的想法。

重操舊業

1986年11月，終於有了一個調動工作的機會。從原來同在人民印刷廠、後又調到武漢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的老同事孫作民那兒得知，他們所里需要一個寫材料、搞文字工作的人，物色了好久也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

我自己在印刷公司長期做過黨辦秘書、副主任，寫材料可以說是駕輕就熟。雖然我是因為不喜歡這個工作而離開公司機關的，但現在情況變了，我急需挪動一下位子，有這樣的機會當然不想放過。我雖然當了近五年的副科級、科級幹部，換一個工作單位後什麼職務都沒有了，但我確實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並且當了幾年的“芝麻官”感覺一點也不好，我只想離開讓我很不開心的印刷公司系統，不在乎有沒有職務。

我把想法跟她說後，她很快就跟武漢質檢所的領導介紹了我的情況，所里領導對我的情況還比較滿意，答應考慮將我調進的問題，但具體什麼時候能調進還說不清楚。

1986年底，公司領導班子有了調整：熊明洪書記到年齡退了休，原來的經理周偉成因患腦膠質瘤住院，並很快去世。這對熊明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因為周偉成是他一手提拔的接班人，接班沒多久就撒手歸西了。原來跟我在廠里搭班子的副經理蘇士兵當了公司經理，這對我的調動無疑是一個好的機會。如果在熊明洪手裡，他肯定又會刁難我，不知會對來調查我的人講我的什麼壞話，使我的調動辦不成。

我找到蘇經理，談了我的想法，希望能不再擔任企業的主要領導，並告訴他我準備調動工作的事情。

因為當時已經有風聲工廠要收由局裡統一管理，二級公司屬於重複設置的管理機構準備撤銷行政管理職能而成為獨立的經營實體。我擔心一旦工廠交給局裡管理，作為企業的主要領導的調動，還要得到局裡的批准。我想調走的事情可能會很麻煩。

蘇經理答應幫忙。1986年12月，局裡發出文件，通知下屬單位在辦理交接期間，不能對基層的主要領導作變動。蘇經理在局裡下發文件的同時搶着辦理了我的調動，將我從武漢紙箱廠調出，調到武漢市中原印刷廠任工會主席。這個職務不屬於企業的主要領導幹部，工作調動可以不經局裡批准。

從1983年下工廠擔任基層領導，不到4年的時間裡，我先後擔任了副書記、副廠長、廠長、書記、工會主席，工廠的領導崗位都被我幹了一遍。

1987年3月，我在中原印刷廠當了近4個月的工會主席後，終於調出了我工作了16個年頭的印刷公司系統，調進武漢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所，當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辦公室秘書，又重操起十年前在武漢市造紙印刷公司當秘書的舊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