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提起中國人的戲說歷史的話題。碰巧看了湯姆庫魯斯的電影《最後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感到洋人戲說起歷史來，比起我們中國人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戲說，至少還坦白，古有《三國演義》，今有《戲說乾隆》之類，至少那是明白提醒讀者觀眾，我這是在在演義，戲說。不可真當歷史看。而無論人物還是事件，往往皆有所本。即使如此，不知有多少人直把《三國演義》當歷史書來讀。而美國人戲說，除了人物事件無有所本而外，一切看上去好像都是真的。憑藉一個抽象虛空的理念，就可以編造歷史，而且就是要給你造成這就是歷史的假象。加上好萊塢的聲光電技的藝術手段，引人入勝的曲折情節，和帥哥猛男美女的精彩演繹，真能把人帶入這無何有之鄉，改寫掉實際的歷史篇章呢。

這裡是《最後的武士》劇情的簡明概要（詳細的故事情節放在文末。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曾經參加過南北戰爭及印第安戰爭的退伍軍人，納森·阿爾格倫（湯姆庫魯斯扮演）上尉是一個PTSD（ 創傷後心理壓力緊張綜合症）患者，受僱於日本工業家和政治家木村，去日本訓練明治維新後的皇軍使用現代武器，以平定來自拒絕現代化的日本武士的反叛。在一次與叛軍的衝突中，訓練不足的皇軍受到挫敗，阿爾格倫受傷被俘。一場從秋到冬的大雪阻斷了外界與武士山村的聯繫。阿爾格倫在養傷的過程中，戒掉了酗酒的惡習，學會了日本武士的語言和戰鬥技能。他深深傾倒於武士道那種純粹和簡單的生活方式。並對叛軍首領，曾經的天皇老師勝元盛次的妹妹多香產生了感情。在一次木村對勝元的暗殺行動中，阿爾格倫捨身忘死救了勝元盛次（由渡邊謙（Ken Watanabe）扮演 ），獲得了武士的尊重與信任。從此協助勝元領導武士反對原先的上司訓練的皇軍。雖然叛軍英勇善戰，但是他們拒絕使用現代武器而歸於失敗。然而他們純粹和為國盡忠的的精神感動了日本天皇。天皇最終拒絕了由木村主導的美國人的以武器換貿易的條約。阿爾格倫後來回到勝元盛次的山村，與多香和她的孩子們共同生活。由於阿爾格倫是戰爭中武士的唯一倖存者，從而成了“最後的武士”。

故事的歷史背景都是真實的。它以發生在以1876年－1877年中的西南戰爭和明治維新作為背景，劇中人勝元盛次的原型，就是當時的著名政治家西鄉隆盛。對當時總的政治局面，比如明治天皇與大臣之間的關係，當時西方人對日本的認知，和西人受僱於日本的情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據說它對一些日本文化的細節，包括日本喜劇的表演，當時武器，軍裝，服飾的細節都表現得非常好。二十弦木琴的音樂構成的異國情調也很有味道。尤其是對戰爭場面的表現，精彩的日本劍術，非常真實而扣人心弦。片中的日本演員也有超一流的表演。真田廣之的氏尾和福本清三的沉默的武士都非常地棒。渡邊謙並因此獲得當年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總之是一部很好看的電影。但是，好看歸好看。涉及到他的思想理念和歷史觀，就不是那麼令人叫好了。



首先，日本人只是在1865前後使用過美國美國內戰的剩餘軍事設備。到1870年代，日本人作出了新的安排，他們先是與法國人達成協議，使用法國武器和教官，又在1871年，換成與英國海軍和普魯士陸軍合作。所以，西南戰爭時期不大可能使用美國人。同時日本皇軍實行募兵制，兼以志願兵。而這些志願兵的核心就是武士。他們有非常明確的訓練計劃，也不使用電影中那種原始的前裝式步槍。而且有證據表明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的軍事技術就已經相當嫻熟。這與電影開始時他們簡直不能開槍的情形完全不符。這個軍隊當時支持了日本的擴張和冒險，包括台1874年的台灣牡丹社事件和1876年在朝鮮的江華島入侵。同時西南戰爭的叛軍一方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武裝，起事之初，又繳獲了政府軍隊的幾個當地軍械庫。他們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接受了現代的軍事的訓練，還包括兩個炮兵部隊和步槍手。人員上與政府軍相比也只占一比二的劣勢。戰爭從二月到九月，中間也未有一個冬季風暴期。等等等等。

所謂的武器換貿易的條約更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因為當時的美國根本就不需要這樣一個協議。從1858年至1899年，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是受1858年日美友好通商條約，亦稱哈里斯條約規定的。該協議將日本的進口關稅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並規定美國人有權自由地實踐他們的宗教信仰，美國人犯罪也無需在日本法院審判。這樣一個“不平等條約”，明確了日本作為國家低於西方列強的地位。1854年的神奈川條約更規定，美國可以自然同時享受日本與任何其他國家談判達成的所有優惠條款。日本面對美國沒有在任何地位，更無權要求或設置任何外交事務條件。日本人花了整整30年向西方列強證明他們是一個“文明”的國家，應該得到更平等的待遇。這使得影片的故事從歷史地角度看，完全站不住腳。

更加嚴重的問題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從根本上講，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事件。而武士作為一個階層，卻是一個沒落的反進步的勢力。武士叛亂，就是他們秉持其作為一個階級的道德優越感，拒絕放棄武士階級的舊有特權，反對維新改革。而且這樣的武士其實也只是少數人。 當時的武士階層約占人口的百分之五，約3500萬，日本的統治精英，包括那些主張現代化的絕大多數人也是武士（其中許多就來自西鄉隆盛的薩摩），他們作出的決定，消除自己的特權。絕大多數的武士沒有抗議，沒有反抗，都轉化警察，軍人，和老師，以新的身份為國家和地方政府盡職。而在電影中，這些現代化派的人士被表現為十足的邪惡。少數反叛的武士，卻成了高貴，純粹的英雄。作者通過不斷的閃回阿爾格倫對印第安戰爭中美國人屠殺印第安婦女和兒童的畫面，試圖造成一種與日本政府軍屠殺武士的類比。所以有人（Martin Lefebvre）評論說，這是一部奇怪，混亂，語無倫次的電影（a bizarre, confused, and ultimately incoherent film）。

電影試圖在美洲印第安人與武士之間形成一種類比關係，他們的的冥想，音樂，自然，靈性，簡單和美好的生活，紀律，榮譽，讓人立即意識一系列其他好萊塢西部電影中塑造的“高尚”的印第安人的形象，而他們的對立面，就是日本政府軍與野蠻的美國印第安征服者的類比。這一類片子，如《大地英豪（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夏延的秋天（Cheyenne Autumn）》，《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這種將日本傳統和現代化與西方對印第安文化的入侵的簡單化的類比，造成了這個電影的硬傷。他在日本的日本傳統和現代化之間選擇傳統，而這個傳統又正是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反西方勢力，民粹派，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根源。它植根於明治時期，大行於昭和年間，直接導致了1910年對朝鮮的併吞，30年代血腥的中日戰爭，和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這種對現代化的批判，與美國的民粹主義相重合，片中那個貪婪，嗜權的木村代表美國民粹主義着所反對的政府。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樣一來，電影的製作者莫名其妙地扮演了日本法西斯政治的吹鼓手。它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卻直接將自己引向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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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Samurai》詳細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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