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始終是一個風雲人物，余秋雨三個字也始終是熱門的關鍵詞。在中國當代文化界，還沒有一個人像余秋雨那樣獲得過如此毀譽參半的評價。日前，余秋雨再次成為新聞人物，一本22萬字的《石破天驚逗秋雨》引爆了余秋雨散文中126處文史差錯。與以往對余秋雨的指責和批評不同的是，《石破天驚逗秋雨》是第一本全面梳理和考辨余秋雨散文中文史內容的專著。《石破天驚逗秋雨》從“人物史事考辨”、“時、地、書、名考辨”、“職官舊制考辨”和“文詞音韻考辨”四個方面，“運用可靠的文獻資料，對他的差錯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證和辯駁”（作者語）。 在作者金文明指出的差錯中，唐代的道士呂洞賓被余秋雨當成道家始祖；為了配合嶽麓書院建院800周年，宋代哲學家朱熹無端地少活了一年，他去世的時間從1200年變成1199年；金聖歎因為清朝順治皇帝讚賞的話而感激涕零被寫成為大明的滅亡而痛哭；1802年出生的法國作家雨果參加了1789－1794年的法國大革命；1883年去世的法國畫家馬奈神奇地活到了20世紀…… 2003年6月14日，《濟南日報》刊登了《一本余秋雨惹出的書———訪〈石破天驚逗秋雨〉作者金文明》。該報編輯還約請作者金文明對書中涉及的差錯進行整理和摘要說明，儘管金文明對於這樣學術含量很低的正誤對比法表示過質疑，但是拗不過編輯的盛情，整理了40個差錯及簡要辨正，同時刊載於當天的《濟南日報》。其體例如下：“三危山前發生過舜和三苗的大戰嗎？辨正：三危山在古代中國的西北，而三苗是南方兩湖地區的小國，根本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戰爭。” 6月19日，《深圳商報》刊登了對金文明的訪談《糾正余秋雨散文的126處差錯》，《余秋雨散文中的40個差錯》也同時見於該報。 6月25日，《深圳商報》刊出專訪《余秋雨談所謂“126處差錯”》。余秋雨回應金文明的“咬嚼”說：“他給全國讀者開了一個大玩笑。”並表示“乾脆借他的這本書寫一本書，每一頁的三分之一是他這本書的原文，三分之二是我對他的學術糾正”。 6月23日和6月30日，《新民周刊》連續兩期刊登了《“逗咬”余秋雨———“拷掠者”金文明訪談》和《再訪金文明》。 當事雙方針鋒相對、各執一詞，在接受採訪時的用詞和語氣均較為激烈。但是，導致這場筆戰的平地而起的，並不是金文明的整部著作，而是一篇幾千字的短文；余秋雨的回應所依據的也僅僅是一份並不完整的剪報。某些記者在採訪時有失水準的提問（如把金文明質疑的《康熙詞典》錯當成《康熙字典》），加重了誤解，不僅使問題顯得頗為滑稽，同時也引起當事人更強烈的反應。交戰雙方對媒體都說了一些與學術探討無關的過頭話。余秋雨又一次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儘管這並非他的本意。 而此時，這本引起一場論戰的專著還沒有開始在書店銷售。 6月28日，本報記者在該書作者的寓所見到了68歲的金文明。 金文明的書房堆滿了書，在他家的客廳和其他的房間裡也見縫插針地做了書架。金家的藏書共計2.5萬冊，金文明因此獲得1996年上海十大藏書家的稱號，這個來自民間的榮譽頭銜也被金文明印在自己的名片上。 穿行在書堆縫隙之間的金文明，這一輩子吃的是語詞的飯，他曾經參與《辭海》編纂，擔任過《漢語大詞典》編委、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總編輯，1996年退休後被聘為復旦大學出版社特約編審、《咬文嚼字》月刊編委。金文明有兩大愛好：編詞典和捉語言文字上的錯誤。編詞典一直編到退休還沒有罷手。而捉錯至今，金文明已經寫了180餘篇咬嚼的文章，被他“咬”的作家有錢鍾書、李國文、邵燕祥、董橋等人。 金文明給余秋雨捉錯的想法五六年前就有了，開始時沒有想到成書。第一篇關於“致仕”發表於1999年第二期《咬文嚼字》。“這個詞一錯，他的古文功底一下子露了出來。寫這篇文章就是提醒他一下。”此後，關於余秋雨的文章前後共發表了8篇。 促使金文明進行全面提醒的還是余秋雨自己。在一封回答讀者批評的來信中，余秋雨這樣寫道：“我認為，年輕人熱愛文史知識不錯，但是大量非專業的年輕人沒必要過度地沉溺在浩如煙海又真偽難辨的古代文史細節間。因為這樣做既是個人的不幸，也是中國文化的不幸。” 余秋雨的“拒諫”讓金文明“憤慨之極”。 一天，一個朋友告訴金文明的一件事，讓金文明的神色更加凝重起來。余秋雨有不少散文作品收入中學和大學的教材和課外閱讀讀本。上海大學出版社《余秋雨〈文化苦旅〉導讀》收入了《道士塔》。文中在註解中將余秋雨原文的甘肅學台“葉熾昌”改正為“葉昌熾”，一位中學語文老師將此書拿來輔導學生，當說到“葉昌熾”時，沒有想到麻煩來了，學生拿出正版的《文化苦旅》要求改正。老師吃不准了，只得說以原文為準。 據金文明統計，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重印多次，累計近五百餘萬冊，但是最初版本上的錯誤始終沒有改正。 此後，金文明十分注意余秋雨著作中文史方面的差錯，發現問題，就記在卡片上，日積月累有了500張之多。 金文明手中的余秋雨著作全部都是新華書店買的正版圖書。一本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的《山居筆記》，已經被翻閱得嚴重變形，書脊和書頁幾近脫落。在每一頁上，都有金文明用紅藍鉛筆畫下的記號，紅藍鉛筆所及之處大多為古代典籍中的人名、地名、年代、官職和詩文的引文。金文明說，這些都是可能存在疑問之處，而最後核實下來，沒有問題的比例很低。 在一本筆記本上，記者還看到金文明自己動手編寫的一份長達數頁的王安石年譜簡表，在這份年表上，有根據王安石的出生年月順序排下的公元年份、年號，王安石的年齡，官職，以及當年王安石所在的地點。此外還有一份王安石主要詩歌作品的標題匯總，這些詩歌標題後面均標註着有《王安石集》和《王荊文公李壁注》的頁碼標註。對於每個需要查證的作家詩人，金文明都會如此去做一番案頭工作。 金文明的嚴格和苛刻到了無以附加的地步，即使對自己也是這樣。有一次金文明在《咬文嚼字》上發表了一篇短文，其中涉及元朝修宋史的部分，他想當然地落筆為“作於元朝初年的宋史”。文章發表後，這一錯誤並沒有人發現。在2002年11期的《咬文嚼字》上，金文明化名趙鳴成，發表了《元朝修宋史不在初年》，文章結尾寫道：“古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這個教訓能夠引起作者的重視，那麼，同樣的差錯以後就可以避免了。” 《石破天驚逗秋雨》未售先熱，但是該書出版的過程卻一波三折。2002年6月，金文明應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約，開始撰寫《石破天驚逗秋雨》。花了3個月寫完全書以後，金文明卻被告知此書的出版計劃已被取消。 此後，金文明先後與8家出版社聯繫。但是，在看完書稿後，出版社都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其中不乏出版社提出這樣的建議：如果能夠請余秋雨為之寫序，我們願意出版。 直到今年6月，《石破天驚逗秋雨》才由山西書海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該書的台灣版權也已售出。 在採訪金文明之後，本報記者與余秋雨在上海的助手金克林取得聯絡，提出採訪余秋雨本人的要求。金克林和余秋雨交換意見之後的反饋是：余先生將不再就此事接受媒體的採訪。余先生該說的話已經都說了，再說就很無聊了。 據最新消息，余秋雨《道士塔》收入新編高中語文必修課本第三冊，“葉熾昌”已改為“葉昌熾”。《老屋窗口》收入高中語文自讀課本第一冊；《信客》收入新課標八年級上冊。
我不是為余秋雨寫的 我沒有想到的是余先生這麼急地出來，你至少要看一看我的書吧。看了書，你再駁也來得及。他犯了很大的錯誤，沒有耐心等我的書出來。他看了我的書，很多話就說不出口了。當然我可能也有漏洞，抓住我的漏洞來攻，也不晚嘛。虛心去聽，人家會更敬愛你。居高臨下，不會增加你的力量。 我們就說“致仕”這個詞。胡適的定義是死文字的和活文字的不能混淆起來，死的文字有一部分在人們實際的語言實踐中會活起來，但不可能所有的死文字都活過來。有的死了，不過是現代我們語言中不再用，只是在談到古代的時候還會用。余秋雨先生正是在談到古代科舉制度的時候用，那麼，就應該按照古代的意思去用。你用錯了，還用什麼活文字來胡扯。這一看就知道是在詭辯。你借用古代詞語，要看看人家能否接受，要是人家接受了，慢慢約定俗成了，你的用法就得到承認了。“致仕”就是辭官的意思，從來沒有獲得官職的意思，在你余秋雨先生當作獲得官職來用了之後，再也沒有見一個人用過，這就是空前絕後。這也叫死文字復活嗎？ 比這個更厲害還有。王安石有一首詩《代陳景元書於太一宮道院壁》，詩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豈堪此，廬山歸去來。”余先生在《寂寞天柱山》中，為了證明李白、蘇軾、王安石都和天柱山（古代稱為潛山）有關係，不惜把王安石詩中的“廬山”，改成“潛山”。這是蓄意篡改！學者這樣搞，你在學術界就不要想混下去了。篡改古人的詩文這樣的事情搞一次，就要身敗名裂，這種做法比小偷還丑！ 余先生是一個喜歡創新求異的人。他會把“憤世嫉俗”寫成“憤俗嫉世”，看得懂，但是很彆扭。“紛至沓來”偏要寫成“紛來沓至”。“芬芳”寫成“芳芬”，古代沒有這樣寫的。他喜歡用“一個詞彙”，詞彙是一個整體，是所有詞的結合體，只能說“一個詞”。這就好像人只能說“一個人”，不能說“一個人類”的道理一樣。這種錯誤琳琅滿目，一般學生看不出來。一個中學語文教師說，我們看到他最頭疼了，我們和學生講規範化，他跟你亂來。大家都去學，將會出現怎樣的混亂局面？規範化的努力全部白費了。 余秋雨先生說我已從“咬文”發展到“咬人”，還要咬到毛孔。既然這樣，我就要咬到他的骨髓和靈魂。我坦誠地宣布，我會咬到底的，我不單單是咬余秋雨先生一個人。任何人的文史差錯我都不會放過。保護老祖宗的遺產，我當仁不讓，在這一點上，我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這本書不是為余秋雨先生寫的，而是為廣大秋雨散文迷寫的，是為莘莘學子寫的。他的文章中的差錯的負面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任何一個有責任感的人都會來做。在我之前，有人做過，但是更多的人沒有做，如果有學者就他們熟悉的方面來寫，會比我寫得更精彩，更出色。別人沒有時間，我來做！我不吃這個苦，誰來吃這個苦。 說我靠批判名人暴得大名。我已經68歲了，我還要什麼名？我選擇的事業就和出名無關。歐洲有一個學者說過：如果一個人被判處了死刑，不要處死他，可以讓他去編詞典。編詞典是一個苦不堪言的事情，沒有名利可圖。 余秋雨先生聰明、文思敏捷，文章寫得好是事實。寫親情、友情、寫現代的那些文章都非常好。即使是和歷史有關的文章，比如《一個王朝的背影》就非常好。但是我不能看他寫其他題材的文章，看他文章中有這麼多的錯誤，我感覺到這個人既可愛又有點可憎。必須承認余秋雨先生涉獵甚廣，這些典籍史料，即使走馬跑一遍，也要不少時間。上下古今，就一般的知識分子來講，很不容易。但是他的古文基本功太差，很多事情是不能勝任的，而他偏要這麼做。 希望余秋雨先生冷靜下來看了書，我說得不對的地方，指出來，我道歉都行。今後，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還是要看的，我也希望以後余秋雨先生的文章，咬不出東西來，這樣我會為他感到高興。
■背景 非現場的辯論賽
“致仕”能理解為“獲得官職”嗎？ 辨正：不能。“致仕”指古代官員年老退休，把它理解為“獲得官職”是錯誤的。 余秋雨：金文明說，“致仕”是指退休，據說他為這“常識”還去查了《詞典》。其實不必查，我可以當面告訴他形成這個含義的曲折原因：從兩千多年前的儒學典籍起確實有把退休說成“致仕”的，因為在“致”字的很多含義中，有一個接近於“歸還”；一個人歸還官職、祿位給君王，那就是退休。但這是早已不用的古語，而“致”字的常見含義是達到、給予。我並不是在文章中講解某個古代術語，而是在用現代話語寫現代散文，因此必須服從現代規則，豈能將退休說成是把什麼“歸還給君王”。古詞變義，比比皆是。在現代寫作中，雖是一些同樣的字，卻完全可以不去考慮它們的古義。例如我們今天寫“行走於大野荒原之間”，不必考究在古代經典中“大野”是指山東巨野縣北的湖澤。這個問題，胡適之先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就有不少主張和實踐，清楚地劃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區別，建議金先生去認真讀一讀。 金文明：詭辯是余先生一貫使用的手法。他在“致仕”一詞上所作的詭辯，讓他在世人面前進一步出盡了洋相。余秋雨《山居筆記·十萬進士》文中的原話是：“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很明顯，余秋雨在這裡是把“致仕”當作“獲得官職”來用了。“致仕”自古以來就只有“辭官”一個意思。 余秋雨談的是古代科舉的話題，用得到去創造新義嗎？所謂“新義”不是哪個人可以自說自話憑空創造的。它必須能為人們所接受，並在語言的實踐中逐步推廣，約定俗成。詞義具有凝固性與整合性。“致仕”這個詞的意思並不是“致”和“仕”兩個字意義的簡單相加。不能因為“致”的常用含義有“達到、給予”的意思，就可以把“進入仕途”的意思強加給“致仕”。這是語言學的常識。 胡適先生談論的“死文字和活文字”問題，是針對新文學創作而言的。某些死去的舊詞經過改造，賦予新的意義，可以讓它復活，但必須符合現代語言發展的規律，並不意味着讓他個人隨心所欲地亂說亂用。 明初的江南首富沈萬三生前有沈廳嗎？ 辨正：沒有。沈廳是沈萬三的後代在清乾隆年間建造的。 余秋雨：我現在手邊正好有一本文匯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簡要讀本》，關於這一段是這樣寫的：“這個碼頭屬於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現在叫做‘沈廳’，據說與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和他的後代有關”。這難道有什麼問題嗎？那篇文章初稿時我對沈廳的建造時間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點模糊，後來隨着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寫清楚了。金文明利用我研究出來的成果，去反“咬”我初稿中的模糊，這種做法有點戲弄讀者。其實，我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研究確定沈萬山生前在周莊居住的準確地點。一旦研究出來，金文明又會立即拿過去，宣布以前世間談到過這個問題的一千篇文章出了一千個“差錯”！ 金文明：他什麼時寫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最新版本中還是這樣說的：“這個碼頭屬於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現在叫做‘沈廳’，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的居所。” “簡要讀本”把“據說與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的居所”一句，改為“據說與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和他的後代有關”。這種模稜兩可的寫法，活現出余秋雨捉襟見肘的無奈窘態和遮羞蓋丑的良苦用心，哪裡談得上什麼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簡直是一筆糊塗賬！他還是堅持沈廳與“江南首富沈萬山……有關”，這不是活見鬼嗎？至於所謂“和他的後代有關”，也是羞羞答答的說法。沈廳就是後人建造的，怎麼會僅僅是“有關”呢？所以，余秋雨說自己“很快就寫清楚”了，應當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對。 北宋隱士林和靖有沒有妻子和小孩？ 辨正：歷史早有定論：林和靖“不娶，無子”。史稱他“以梅為妻，以鶴為子”。余秋雨想推翻這個定論，但毫無根據。 余秋雨：又是老毛病，對於自己未曾見到的材料斷言“毫無根據”、“純屬杜撰”。大家知道，歷史上曾出現過一個叫林可山的人，自稱是林和靖的七世孫。一個叫姜石帚的人因此作詩：“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兒孫？”這件事使得文化界一直有一批人認為林和靖有妻有子，當然，即使有妻也未曾舉行過嫁娶儀式。我倒並不過於相信有關林可山的材料，但一直覺得能寫出《長相思》的林和靖，必然有過深刻的戀情體驗，那首詞大家都能背誦。很多文化大師也偏向於這一觀點，並非金文明所說的“毫無根據”。如果金文明真想涉獵一下這個問題，我可以給他開一點書目。 金文明：關於林和靖是否有妻有子的問題，我已在書中考得一清二楚。余先生提到的“林可山”，此人本名林洪，字龍發，號可山，是個文化騙子。他在《山家清供》中稱林和靖為“吾翁”（就是“我父親”的意思），而在他的另一部筆記《山家清事》中搖身一變，又成了林和靖的七世孫。對這個騙子的伎倆，當時的學者陳世崇、韋居安等早已有所揭發和諷刺。據查證，林洪生活在南宋末，而林和靖則為北宋前期人，兩者相距200多年。這樣荒唐的作偽行徑，真讓人笑掉了大牙。 余先生至今還在堅持“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觀點，他的惟一依據，是林和靖寫過一首《長相思》詞，我把它抄在這裡： “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對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 你們能從這首詞裡找到林和靖有妻有子的證據嗎？但我們的余先生就能，他只用“林和靖必然有過深刻的戀情體驗”一句話，就把子虛烏有的事情變成了真實的歷史。這就是余秋雨“大文化思考”的最本質的體現。有人說這是“鬼畫符”，你們看像不像。 金聖歎是為哭大明滅亡而被殺的嗎？ 辨正：據史料記載，金聖歎曾對清朝順治皇帝讚賞他的話感激涕零。他不可能為大明的滅亡而痛哭。 余秋雨：我的原文是：“真正能夠導致亡國的遠不是這些才子藝術家。你看大明亡後，唯有蘇州才子金聖歎哭聲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殺。”才子，當然不算“忠臣”。他又在歪曲我了。他自稱“參與編纂”的《辭海》說金聖歎“入清後，以哭廟案被殺。”我和《辭海》，錯在哪裡？ 金文明：讀者根據他那段原文的邏輯，當然會得出一個結論：金聖歎因痛哭（大明的滅亡）而被殺；金聖歎是大明王朝的忠臣。但事實上是，“哭廟案”並不是哭大明王朝的，而是清初吳縣諸生為了抗議貪贓枉法的縣令而進行的“抗糧哭廟”。“廟”指的是文廟（即孔廟），而不是明朝皇帝的“宗廟”。余秋雨在這裡恐怕是把“哭廟”當作“哭明”了吧。 《辭海》說金聖歎“以哭廟案被殺”，可以理解為“受哭廟案牽連而被殺”。根據當代學者的考證，金聖歎並沒有參加聚眾哭廟的行列，他是後來被牽連進去的。余秋雨對金聖歎的一生懵然無知，還要痴人說夢似的大談什麼“哭聲震天”，實在是不應該的。 余秋雨：金文明這樣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麼！乍一看連毛孔都“咬”到了，像是在做學問，其實對於稍稍大一點的文化學術課題都一片茫然。以為是“考據派遺風”，卻連清代考據派大師王引之也不知道。“考據派”心中是有大文化的，“咬嚼派”沒有。金文明先生這樣的人既沒有獲得“考據派”的本事，又由於個人的種種文化限制，不懂得現代國際間的治學形態，可謂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成了我在《文化苦旅》裡說過的專門賣弄典故的“夜航船文化”的末流。 我不知道所有心存良知的家長，讀了金文明編制的“差錯”和問答，還願不願意再讓自己的子女去接近這樣瑣碎又猙獰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現在遇到的根本問題是如何擺脫自己身上無數陳腐、無聊的包袱，重新尋找到秦漢雄魂、唐宋風範，激發起巨大的創造力，與國際接軌。但是，有太多的名堂阻礙着這次轉型。（資料來源：楷體字部分摘自《濟南日報》；余秋雨辯辭摘自《深圳商報》；金文明辯辭摘自東方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