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的文章，我有些不同意見，也有相同意見

我本人是工運活躍人士，一貫支持勞動人民。

這篇文章，的確揭示了在美國政治中，勞動階層的不利地位。
這裡有宗教因素，資產階級巧妙的用宗教因素作為熱門話題分
化了勞動階層，比如1976年的墮胎判決，就一直是分化勞動階
層的有力工具。勞動階層被分化，必然在選舉中處於不利地
位。直接的結果是今天美國的最低工資居然比德國的最低工資
低30%，作為GNP比德國高，而且德國還有貧困的東德拖後腿等
因素在內，顯然美國的最低工資低於德國的最低工資是我們美
國人的恥辱。

仔細分析美國和德國的政治結構，我們可以發現美國的兩黨統
治非常牢固，民主的程度低於德國，德國的政治更加民主，德
國的勞工階層就不容易被分化而擊敗。

另外，我也必須表達我和作者不同的地方，在過去的30年，是
知識和信息爆炸的30年，勞工的模式已經改變。30年以前的那
段時間，勞工包括白領勞工，他們的技能可以支持終身的生
活，在他們的一生中，幾乎不需要改變行業，只要有一技在
身，就可以終生受用，剩下的只是在同種技能上追求更精湛的
程度而已。這種模式，支持了終身勞工追求更精湛的技藝和更
高的收入。

遺憾的是，上面的勞工模式在30年前被粉碎了，技術進步很
快，勞工沒有原來那麼長的時間追求更精湛的技藝和更高的收
入，技能的迅速更新換代，使得勞工階層的勞動積累降低。這
是勞工失敗的重要原因。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東亞的競爭，東亞的勞工更傾向於和東亞
資方合作，他們寧願取得更少收入，也要搶占市場份額，這也
是美國勞工階層失敗的原因。

希望印度的興起，取代東亞的只顧競爭不顧享受的商業模式，
帶來可持續的發展。

原文：

愛德華•N.沃爾夫 www.

周思成 譯 www.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11期 www.

　　美刊《科學與社會》2010年7月號刊登了美國學者愛德華•N.沃爾夫(EdwardN.Wolff)題為《利潤率上升與中產階級擠壓》的文章,分析了美國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美國中產階級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擠壓和削弱的狀況。作者從美國中產階級收入和工資停滯、不平等迅速加劇等方面論證了這一結論,還從稅制、中產階級債務飽和等方面論證了其原因,並最後得出結論認為,資本利潤率上升過快即資本所得相對勞動所得增長過快是中產階級受擠壓的根本原因。作者還特別指出,過去三十多年美國人的教育水平一直在穩步上升,但這並沒有帶來他們收入的相應增長,因此只有根本性地改變勞資力量對比狀況才能解決問題。文章內容如下。
　　21世紀初,儘管美國經濟總體持強勁的增長勢頭,中產階級卻在掙扎中求生。在小布什執政的前6年,即從 2001年到2007年,以不變美元價值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了16.4%,只是在2001年經歷過一次短暫的下降。勞動生產率(實際GDP 除全日制平均就業人數)年增幅約2.2%。這兩個指標都非常接近其戰後相似時期的高點。
　　
　　一、收入與工資停滯,而貧困不減
　　儘管經濟繁榮,衡量生活標準最常用的尺度——實際家庭收入中位值(real median fami-ly income,將家庭以收入高低排序,處於分布序列中間的普通家庭的收入),自2001年到2007年實際只增加了微不足道的1.9%。其實,自1973 年到2001年,這個指標只增長了7.0%,也就是說,從1973年到2007年,其總體百分比增長了9.0%。相反,在1947年到1973年,實際家庭收入中位值幾乎是翻了一番(見圖1)。
　　家庭收入平均值在1947年到1973年間也同樣翻了一番,其後自1973年到2001年它增長了 23%。2001年至2007年,它只增長了1.0%,因此,從1973年到2007年,其總體增幅為24%。這個幅度要小於前四分之一世紀,但是要大於家庭收入中位值的變化。這兩個系列之間的差,意味着儘管平均值和中位值在1973年以前都是按相同的步調上升的,但是,自1973年後,平均值就要比中位值增長得快,這個差距反應出的是自上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見下文)。
　　另外一個麻煩的問題是貧困,自1959年到1973 年,美國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總體貧困率從22.4%下降到了11.1%,降幅達到一半多(見圖2)。但是自此之後,貧困率就頑強地拒絕再下降了。1973年後,貧困率總體呈上升趨勢,1993年達到了15.1%,隨後在2000年又降到了’11.3%,僅比其最低點微高,但是,在2007年又上升到了12.5%。
　　
　　另一個低收入家庭福利的指示器是最底部的1/5(20%)家庭的收入占總體收入的百分比份額(見圖 3)。首先,其所占份額從1947年的5.0%下降到了1961年的4.7%,但此後一直穩步上升,在1974年達到了5.7%。此後它迅速地下降了,2007年為4.1%。與此相關的統計指標是最貧困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以2007年美元估價),這個指標顯示了這個最貧困的群體的絕對福利水平 (而前面的份額顯示的是相對福利水平)。他們的平均收入在1947年到1974年間增長了一倍多,從7600美元增加到了15500美元,但直到2007 年都幾乎沒怎麼增長(16500美元)。1974年後,這個平均收入系列和底部1/5家庭的收入份額(它下降迅速)這兩個指標趨勢之間存在的差距,是因為 1974年之後的平均收入在總人口中上升了。
　　造成停滯的家庭收入和頑固的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資水平沒有能顯著地上升。自2001年到 2007年,實際小時工資只略微上升了2.6%。事實上,1973年到2000年間,實際小時工資下降了6.8%,因此,在1973年到2007年間,實際工資事實上相當於下降了4.4%(見圖4)。這與前一個階段(1947年到1973年)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個階段,實際工資增長了75%。在2007 年,小時工資是17.42美元/小時,以實際價值計算,幾乎和1971年的水平齊平。
　　另外兩個計量勞動報酬的指標在圖4中也顯示出來了。這些不同系列獲得的結論是相當一致的。全日制平均就業人數(FrEE)的平均工資和薪水,自1947年到1973年每年增長2.3%,自1973到2007 年每年卻只增長0.4%。FTEE平均的員工薪酬在前一階段每年增長2.6%,在後一階段的年增長卻只有0.5%。
　　儘管實際工資下降了,生活水平曾經短暫地得以維持原來的水平,這主要是因為家庭主婦加入勞動力人口的人數在增加——從1970年的41%增加到了1988年的57%。然而,自 1989年以來,已婚女性加入勞動大軍的速度大大減緩了,而到2007年,其勞動力參與率只增長到61%。這一減緩在實際生活水平的增長方面造成了相應的降低。
　　
　　二、不平等迅速加劇
　　21世紀初,不平等在美國也加劇了。我們先來考察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圖5)。基尼係數是最廣泛地用來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標,其值從0到100,低值表示不平等程度較低,而高值表示不平等程度較高。在1947年到1968年間,基尼係數總體呈下降趨勢,在1968年達到了最低點:34.8。此後它逐漸上升,先是在80年代,後是在90年代達到、了新高(其中90年代的上升要更加陡峭),2001年它達到了43.5。這表示了收入不平等的大大加劇!這種不平等在2001年到2006年持續加深,基尼係數達到了44.4,只是在 2007年下降到了43.2。
　　
　　
　　
　　
　　
　　
　　另外一個相關指標是最富裕的50%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它呈現出了相似的時間趨勢:從1947年的17.5%逐漸下降到1974年的14.8%,在這一水平之後,尤其是在90年代,它持續上升,在2006年達到了最高值21.5%(見圖6)。隨後,它在2007年下降到了20.1%。第三個指標是最富裕的 5%家庭與最貧困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率,這個指標衡量的是收入在這兩大階層之間的分布。這個指數在1947年到1974年間是總體下降,從14.0 到104,隨後穩步上升,在2006年達到了21.3。而在2007年又降到了19.7,但仍是1974年水平的2倍。
　　
　　三、稅率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接下來要考察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的趨勢,因為和不平等程度一樣,它也會對家庭福利造成影響(見圖7)。第一個系列是最高邊際稅率(最富裕的報稅人面對的邊際稅率)。1944年,最高邊際稅率是94%。在“二戰”結束之後,最高邊際稅率減到了86.5%,但是在朝鮮戰爭期間,稅率再次回到了92% (1953年)。在1960年,它還維持在91%的水平。可惜,這個稅率隨着時間也逐漸下降,因為美國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的稅改立法。最高邊際稅率最初在 1966年降到了70%,隨後在1969年升到了77%,這主要是要為越南戰爭融資。1975年再次降低到了70%,1983年降到50%(歸因於里根的第一個稅改法案),1986年甚至降到了28%(根據1986年稅改法案)。此後,在1991年它升到了31%(老布什任期內),1993年又升到 39.6%(克林頓任期內),但是到了2007年又降到了35.0%(小布什任期內)。
　　第二個系列顯示了以1995年美元價格計算,收入在 135000美元水平的報稅人面臨的邊際稅率。這一收入水平代表性地包括了位於第95個百分點之上(頂部5%)的家庭。這一系列與第一個系列有着大體相同的趨勢:1966年降低,1975年上升,1983和1986年下降,在1991和1993年均再次上升,隨後自2001年到2007年逐漸下降。
　　最後兩個系列顯示了收入在67000美元和33000美元水平的報稅人面對的邊際稅率。都是用1995年美元估價。其時間軸與前兩個系列有細微區別。 67000美元水平(大約位於第60個百分點)的邊際稅率在1946年是相對較低的,是36%,其後一段時間大體上保持上升趨勢,在1980年達到了 49%,但在1986年又降低到28%,到2000年一直保持該水平,然後在2007年下降到了25.0%。33000美元水平(約位於第30個百分點) 的邊際稅率在1946年也是相對較低的,在25%,但是實際上也逐步提高,1991年達到了28%,此後到2000年同樣保持在這個水平,直到2001年後下降到了15%。
　　總之,戰後時期的減稅總的來說對富人,尤其是那些大富豪們要有利一些。從1946年開始計算,最高邊際稅率已經大幅下降了51.5個百分點(或60%),135000美元水平的邊際稅率降低了25.2個百分點(47%),而67000美元水平則降低了11.1個百分點 (31%),至於33000美元水平的稅率的降幅就更小了,只下降了9.7個百分點(39%)。
　　
　　四、中產階級債務飽和
　　
　　福利的另外一個維度是家庭財富(hOllSe—hold wealth)。財富是一個存量量度標準,表明一個家庭所擁有的資產的價值(住房和不動產、生意、銀行賬戶、貨幣市場資金、股票、債券,等等),減去未償債務(包括抵押和消費借貸)。財富是與它所帶來直接金融收入無關的福利的指示器。有三個理由:一,自有住房為房主提供直接的服務;二,財富是消費的來源, 和它帶來的直接貨幣收入無關,因為不動產能直接轉換為現金,從而用於即時的消費需要;三,金融資產的效用是能為一個面對經濟壓力的家庭提供流動性,如在失業、疾病和家庭破裂的場合。
　　上世紀90年代發生了一些與財富相關的重大事件。股市興旺起來,以標準普爾500指數為基礎,股價在1989年到2001年間猛漲了171%。股民群體開始膨脹。到2001年,一半多的美國家庭均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擁有股票。
　　但是,股市在2001年發生了一次衰退(雖然是短暫的)。此外,股市在2000年達到了頂點,自2000年到2003年持續下跌,但2004年有所反彈。因此,在2001年到2004年間,標準普爾500指數在實際價值上下跌了12.0%。另一方面,在全國範圍內,房價的實際價值上漲了16.9%。
　　
　　
　　
　　自2004年到2007年,股市經歷了新一輪反彈。標準普爾500指數實際價值上升了19%。2001年到2007年這整個期間,標準普爾500指數就上升了6%。在2004年到2007年間,房價上漲變緩:這些年來,以實際價值衡量,全國範圍內現存獨戶住宅銷售價格中位值只上升了1.7%。2001年到2007年間,實際房價上漲了18.8%。
　　因此,以實際價值衡量的家庭財富中位值,在1983年到2001年期間上升了24%(見表 1)。。這一增長的很大一部分來源於90年代末美國股市的繁榮。此外,自2001年到2007年,這個指標又上升了19%,主要是因為堅挺的房地產價格。實際家庭財富平均值從1983年到2001年飆升了65%,而從2001年到2007年又上升了20%。在這裡,兩個系列的分歧也同樣說明了財富的不平等。在1983年到2007年間,家庭財富的基尼係數從79.9上升到83.4,而最富裕的5%的占有份額從56%上升到62%。此間,頂部20%的財產所有者占總財富的份額從81.3%上升到85.0%。相反,其他階層的份額下降了。頂部其次的20%所占份額從12.6%下降到10.9,而中間1/5的份額從5.2%下降到4.0%,底部40%的份額則從0.9%下降到0.2%。
　　在中產階級的債務方面,中產階級擠壓現象表現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生動。我們先考察一下中間的三個1/5階層財富的資產構成(見表2)。有代表性的是兩個比率:第一,他們的債務與資產淨值之比,從1983年的 37%上升到2001年的46%,又猛升到2007年的61%!第二個比率是債務與收入之比,從1983年的67%上升到2001年的100%,隨後在 2(I)7年急劇上升到157%!這個新債務主要採取兩種形式,其一,由於這些年的房價一直在上漲,很多家庭能夠依靠他們現在升值了的房屋繼續借貸,通過抵押和獲得房屋淨值貸款(由其房屋擔保的信用貸款)再籌資金。事實上,自有住房(唯一主要住宅)的抵押債務自1983年的29%上升到了2007年的 47%,而作為總資產份額的房屋資產淨值則從44%下跌到了35%。第二,因為美國家庭不斷增加的獲信能力,他們的信用卡上積累了巨額債務。
　　這些借貸流往了何處?一些人宣稱它們被投資到股市中去了。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股票價值在總資產中的份額應該同時增加,但事實卻相反(它在2001年到2007年間從13%下降到7%)。此外,這些借貸也沒有被用於別的資產。事實上,房價的上漲幾乎能完全地解釋2001年到2007年間中產階級資產淨值的增加。財富中位值增加的每16400美元中,就有14000美元或增加財富的86%來自房價的上漲。相反,中產階級家庭由於經受了收入停滯,幾乎無一例外地是用負債來為消費支出籌資。
　　問題仍然是,這些由新債務支撐的消費究竟只是正常消費,還是說用世紀初擴張的債務來支持的瘋狂消費(過載)呢?也就是說,新增的債務僅僅是用來支撐日常消費?或者它導致了消費的擴張?為了提供一個答案,我先考察了消費支出數據的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國民收入與產品賬戶(NIPA)提供的個人消費支出數據。這是全美包容最廣且最可信的消費數據。但是,對於我們的目的(中產階級擠壓)而言,其缺陷在於它包括了全部的家庭,而不僅僅是中產階級家庭。這個數據顯示,個人消費總支出自1989年到2001年,年平均增長3.38%,但自2001年到2007年,則僅為2.93%。因此,根據這些數據,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21世紀初在消費支出方面,僅僅存在一個微小的減速。
　　第二個來源是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消費者支出調查(CEX)。它的優點在於它根據收入階層群體不同來提供消費支出數據。另一方面,這個數據組容易出現抽樣誤差與報告誤差。我使用了和前面同樣的3個年份。既然收入階層是用美元而非百分點來標示的,我選擇了那些每年在消費單位分布中處於中間位置的收入階層。中間收入階層的平均消費支出自 1989年到2001年,以及從2001年到2007年,事實上幾乎沒有改變。因此,CEX數據,正如NIPA數據一樣,顯示出在21世紀初的債務揮霍期間,消費支出方面沒有加速現象。最後,可以得出結論說,21世紀初的債務積累進入了日常消費,而沒有擴大消費。
　　2009年7月1日以房屋和股票價格交易為基礎的財富數據的某種粗略更新,顯示出了中產階級財富的顯著惡化。以實際價值衡量,房價下跌了23.5%,而標準普爾指數下跌了 40.9%。根據我們的估計,儘管財富平均值(以2007年美元價格計算)在2007年到2009年間下降了17.3%,到達443600美元,財富中位值則令人吃驚地驟降了36.1%,到達了65400美元(接近1992年水平!)。
　　現在我們終於能夠了解,中產階級增加的債務是如何使他們在收入衝擊面前弱不禁風,並為2008年到2009年的次貸危機埋下了伏筆,最終導致了金融崩潰。這兩年房價的快速下降(約24%)使得許多中產階級家庭 (據我估計有16,6%的住宅所有者)“潦倒不堪”(他們的房產價值低於抵押債務),並且他們還在失業中飽受損失,無法(或不願)償還他們的抵押貸款。
　　
　　五、利潤率上升是關鍵
　　
　　在布什年代,增加的產出都到哪裡去了?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考察在生產率與工資之間產生的另一種異常。特別是,在1973年後,在勞動生產率增長與實際工資增長之間的歷史聯繫似乎也斷裂了。
　　從1947年到1973年,實際平均勞動報酬(比工資更加寬泛的概念,包括社保和附加福利)幾乎是與總體勞動生產率一前一後地增長(見圖8)。。後者平均保持2.4%的年增長率,前者則保持着2.6%的年增長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在1973年後驟然下降。特別是在1973年到1979年問,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創下了戰後的最低,只有0.5%的年增長率,而平均實際勞動報酬事實上則在這一時期變為了負數。從1979年到2001年,美國經濟在勞動生產率方面發生了一個輕微的逆轉,年增長率變成了1.1%,而全日制平均勞動人數實際勞動報酬的年增長率卻只恢復到0.5%。從2001年到2007年,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率上升到2.2%,而勞動報酬的年增長則只達到1.6%的水平。
　　既然在1973年後,生產率增長得比工資快,那麼超出部分去哪了?答案是:在美國,利潤率上升了。我們使用的基本數據來自美國經濟分析局的國民收入與產品賬戶。為了計算淨利潤,我們使用的是美國經濟分析局對財產性總收入淨值的界定,包括企業利潤、利息、地租和一半的業主收入(這個定義排除了資本消耗補償或CCA)。淨利潤率被定義為財產性總收入淨值與私人固定總資本淨值之比。淨利潤率在1947年與谷底1982年(13.1%)之間,下跌了7,5個百分點(見圖9)。隨後在1982年到1997年間,上升了6.0個百分點,但在1997年到2001年間又下降了1.7個百分點。但是,在2001年後,利潤率開始持續上升,在2006年達到了21.2%,接近了其戰後時期的高點22.7%(1948年),雖然在2007年又略微下降到了20.7%。
　　圖9同樣也顯示了淨利潤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變化趨勢,它被定義為財產性總收入淨值與國民收入淨值之比。淨利潤份額在1947年和其早期高點32.0%(1950年)之間,上升了2.4個百分點,隨後在1950 年和其在1970年的低點24.8%之間,下降了7.2個百分點(見圖9)。它隨後又向上爬升,在1970年和2001年間上升了1.9個百分點。在小布什執政期間,從2001年到2006年,利潤份額又驟升了5.7個百分點,在2006年達到了32.4%,這是它戰後時期的最高點,儘管在2007年它略微下降到了31.6%。分析結果清楚地顯示了,上世紀70年代早期以來美國勞動工資的停滯已經轉移到該經濟中上升的利潤中去了。
　　
　　六、受教育程度卻仍然持續上升
　　
　　美國戰後時期的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國民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巨大發展。年滿25歲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中位值從1947年的9.0年增加到2007年的 13,6年(見圖10)。大部分的增長是在1973年前取得的,受教育年限中位值在1973年增加了3.3年,而在1973年後增加了另外的1.3年。
　　成年人(年滿25歲的人)完成高中(包括“普通教育發展”或GED程度)和大學學業的人數百分比,有着更加驚人的進展(見圖11)。前者從在1947年占所有成年人中的33%增加到了2007年的87%。高中學業完成率的進展在1973年前後是同樣迅速的,都是27個百分點。成年人口中大學畢業人口的百分比從1947年的5.4%劇增到2007年的29.8%。在這個範圍內,其進展在1973年後事實上比1973年前要迅速,以該年為分界點,前後分別為 7.2和17.2個百分點。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在1947年到1973年間,實際小時工資上升了75%,而在隨後的34年中下降了 4.4%。然而,受教育程度在1973年後仍然繼續上升,並且事實上,大學畢業率更是加速上升的。工資與受教育程度之間愈來愈大的不一致,從標準經濟學 (人力資本)理論的優勢觀點看是一個真正的悖論,因為這種理論認為在受教育程度與工資之間有着直接的正相關關係。
　　美國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就的另外一個表現,是教育不平等的顯著下降。根據人力資本模型,在收入不平等與受教育差異之間有着正相關(事實是成比例)的關係。(以CPS數據計算,成人 25歲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在1950年到2000年間下降了48%(從12.5到6.9),而收入不平等則在上世紀60年代末加劇了。事實上,這兩個系列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其實是負0.78。這一發現導致了另一個悖論,在收入不平等與人力資本不平等之間的愈益加大的不一致。
　　
　　七、結論
　　
　　20世紀的最後25年和21世紀的最初幾年,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和工資呈現了緩慢增長的現象,貧困率也居高不下,不平等現象也加劇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戰後早期中產階級的工資和家庭收入則增長迅速,且貧困率也出現了顯著的下降,不平等也有所緩解。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期的“繁榮”並沒有為中產階級減少多少負擔,其家庭收入中位值在1989年到2007年間只增加了7%。當房價下跌時,增長的債務與負的房屋淨值的弱點,造就了一個脆弱的中產階級 ——被抵押貸款災難和利空的金融消息推到了懸崖的邊緣。由於房地產和股市的崩潰,2009年淨資產中位值,依據我的估計,已經跌回到了其90年代初的水平。個人所得稅也是逐步下降的,但是對於富人比對於中產階級降幅更大。總之,在收入、工資和財富等方面,中產階級受到了擠壓。
　　
　　
　　
　　過去30年來,中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停滯可以歸咎於這個時期勞動工資的增長緩慢。儘管平均工資(以FrEE平均的勞動報酬)在1947年到1973年間翻了一番,在1973年到2007年間它只增長了18%。儘管教育水平自70年代以來就在穩步發展,仍然未能改變這一趨勢。此外,儘管美國在消除人民的教育不平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就,收入的不平等卻不但未能緩減,反而在過去30年中大大加劇了。這些後果表明了在收入與教育之間愈益增大的脫節。
　　勞動工資增長停滯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中由勞動向資本的明顯偏斜,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這一時期,總利潤與企業利潤都大大增長了,幾乎回到了戰後的高點。股市部分地被上升的利潤所推動。雖然資本家階級在上升的利潤中賺得盆滿缽滿,但工人卻沒有在工資水平上獲得多少進展。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是存在着富人收入和財富的增加與工人階級收入與財富的停滯交替換位的現象。
　　簡單的關聯為解釋這一關係提供了一些證據。在上世紀90年代末克林頓任內;我們看到了工資的顯著增長和利潤減少;在小布什任內直到2006年,我們看到的復甦的利潤率和工資的輕微增長;隨後的2007年則發生了工資的增長和利潤率的驟降。在以FrEE平均的勞動報酬和淨利潤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在1947年到2007年間是負0.49(與淨利潤份額則是負0.50)。實際家庭收入中位值在90年代也大大地增長了,而在世紀之交則只有輕微的增長。這60年間,實際家庭收入中位值與淨利潤率之間的簡單相關係數是負0.52(與淨利潤份額是負0.57)。收入不平等程度同利潤率一樣,自80年代早期到2006年總體上是上升了的,而在90年代末和2007年都下降了。但是,在這裡,60年間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與淨利潤率之間的簡單關係系數只有0.07(與淨利潤份額則是0.09)。
　　
　　八、我們能做什麼?
　　
　　1.為勞動復權,重建社會契約
　　時下在華盛頓,人們對於政策的討論將對於勞動者的更好的教育和改善培訓作為關鍵的補救措施。因為:(1)這些措施將培養出更高的勞動技能,因此也能使勞動者獲得更高收入的崗位,由此提高實際工資;(2)這些措施將導致勞動技能在勞動者之間更公平地分配,由此緩解工資的不平等。兩大黨派似乎都對這種觀點表示贊同。但是,我們上面提出的證據表明,將教育和培訓作為有效的補救政策應遭到嚴重的質疑。
　　也許提高生活水平並緩解不平等的最直接途徑是為美國的勞工復權。在美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也就是1947年到1973年前後,工會的力量是強大的,在勞資之間存在着一個不言而喻的社會契約,而生產率提高帶來的利益在兩大階級之間公平地予以分配。由此,實際工資也極大地提高了。70年代中、後期出現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利潤擠壓”。這些年同樣也見證了新自由主義的誕生和公司哲學從“利益相關者價值觀”到“股東價值觀”的轉變,在後者那裡,股價的最大化成了企業的目標。工資增長的停滯和中產階級受到擠壓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自1980年前後以來,工資總體上是隨着通脹而提高,但是實際工資並沒有提高。
　　這種標準轉換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工會力量的削弱,尤其是在私人部門。在上世紀50、60年代,工會力量強大,聯合率也較高(在1953年的最高點占到了勞動力的33%)。2007年,總體聯合率下降到了11%,在私人部門更是只有8%。在其他地方提出的跨國經驗證據也表明,同其他發達經濟體相比,美國的不平等程度如此之高、其近年來的惡化速度相對是如此之快,其主要原因是工人低下的工會參與水平以及這一水平的持續降低。這也是解釋在美國實際工資停滯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須採取措施在工作場所提高工會聯合程度,並總體上擴張勞工的力量。另外一些著作也注意到了現行的勞動法是如何地不利於新的工會組織的建立,而其執照申請程序是如何地困難。在美國,重新推動勞工運動,也可以營造有利於工人和工資的政治氣候,並幫助重建戰後早期勞資之間的社會契約。
　　
　　2.抑制聯邦政府
　　為了使勞工重新步入正軌,也許更加根本的是要改變工資框架的標準。近25年來,這個標準似乎只是工資應該與通脹同步提高。格林斯潘在其美聯儲主席任內提到了“受創傷的工人”效應——在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儘管存在從歷史上看是比較低的失業率,工人卻無法就工資與資方討價還價,因為與資方進行有力談判的制度基礎已經被侵蝕了。其結果是與上世紀50、60年代的標準漸行漸遠,當時的標準是實際工資必須與勞動生產率的進步同步增長。
　　聯邦政府在這一轉變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它曾經是勞資之間的仲裁人。但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它已經變得更偏袒於資方。尤其是財政部,從歷史上來看它就是華爾街利益的代表,如今已成為行政部門中的執牛耳者。另外的一個主犯是美聯儲,它提高了利息率,並且在過去的20年間,一旦工資開始上升,它就使用道德說教來鉗制經濟。事實上,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一直為“工資膨脹”和勞動成本提高的恐懼所惑,並運用其權力來阻止實際工資提高。
　　既然現在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約2%,也許是時候好好考慮一下如何漲工資了。聯邦政府應該抑制一下(每當工資膨脹出現之時)自身對於壓制工資的過度熱情。如果聯邦政府開始着手採取積極措施,如果它認同工資應該與生產率一同提高,那麼這也許就會對恢復戰後早期的工資標準助益良多。對於奧巴馬能否勝任這一工作,我們將拭目以待。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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