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化名人也不過凡人一個，冠以文化二字也說明不了其人格的高下。也虧了金牙先生，還要費那麼大的勁兒才能咬出一點聲響來。足見名人有多硬。金牙先生還差點蹦了牙，畢竟精神可嘉。

不過，這場爭論中有一點好像被忽視了，余的作品到底應該屬於哪一類？

我們知道，寫作可以有多種形式，一種是學術著作，寫作者應當有理有據，還要指明數據的出處；另一種是作家式的寫作，作者可以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不一定要言之有據。作家情之所至，借題發揮，其內容的準確性其實不一定很重要。

對學術作品的批評真應該咬文嚼字，無論到哪個國家都是如此。不管多大的學者，到了講壇上，隨時都要面對台下人的提問，作品的每一個細節都要經過推敲，假數據、不合邏輯的推論都是要受到挑戰的。

而對作家則不然，他愛怎麼寫怎麼寫，文筆好不好、有沒有錯別字是一回事；論點對與不對是另一回事。

余先生到底是寫什麼的呢？他是個作家，或者是歷史學家（？），或者是publicist （還真搞不清楚這個職業在中國應該是什麼，普及讀物撰稿人？）。反正是個文筆不錯、知識比較豐富的專門從事寫作的人。

批他的作品之前似乎也應該搞清楚他是以什麼身份來寫作的。如果他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當作學術人，那為什麼要這樣要求他呢？

這就好像是國產的歷史劇和港台歷史劇的差別。中國大陸的歷史劇總是把自己定位在歷史傳播者的身上，所以劇中人吃什麼、穿什麼都要符合歷史事實，稍有不慎，就讓學究們批上一通；下一次只能加了小心。而港台劇則不然，把歷史當作襯托，閒七雜八什麼都上。你跟人家考據歷史，人家根本不拾你的茬兒。因為根本不相干，人家從來沒說自己要反映歷史。

金余之爭恰好反映了這樣的問題。金牙先生拿余先生當了歷史學家，費了那麼大的勁兒，其實在搞學術。而余先正根本不是學術人，或者從來就沒想過要當歷史學家；或者想了，但還沒寫出學術作品來。他是個文人，信筆寫來，想到哪說到哪兒，想拿誰出氣，拿誰出氣。歷史不過是個襯托。

余先生的反應呢，也有些混淆了自己的角色。發現對方對自己的作品作了不正確的定位，或者不理、或者指出本人作品不屬於學術著作，不追求史實準確，但歡迎文藝批評，也就結了。這樣一爭，到讓人覺得他的作品好像真的是史實準確，能經得起學術推敲似的。

但余先生畢竟不是學術人，如果是的話，當然要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據理力爭，提出對方學術攻擊的謬誤，對事不對人；同時還要感謝金牙先生的助研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