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揭露“張藝謀偽藝術面目”的論文 |
| 送交者: 謝選駿 2003年08月29日18:03:0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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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高梁》:藝術的民族性與真實性之消解 第一節 尋根的神話:藝術的民族性 長期以來,我們聽熟了這樣一種輿論:凡是能夠取得重大國際影響的藝術作品,都有強烈的民族性為其基礎。這種輿論甚至被概括成為如下公式:越是國際性的,越有民族性,越有民族性,就越是國際性。 這種輿論是完全錯誤的。它的錯誤首先在於,把民族性和藝術的個性、藝術家的個性混同了起來。其次,又把民族性和傳統的權威性混同了起來。所以便得出了上述那個完全不可靠的公式。 藝術的力量在於它能引起人們的驚奇,帶來一種有刺激力的陌生感,在此基礎上,把藝術家的精神獨特性傳達給接受者。這種獨特性是每一個有成就的藝術家都具備的,而每一個藝術家又必然是某一民族的成員,所以當藝術家體現出他的獨創性時,便不難被其他民族的藝術家看成是國際大家庭中的“民族性”。但上述那種輿論卻沒有顧及到民族性的這一來源。“民族性”,並不是作家有意識地帶到藝術中去的,而是想抹都抹不掉的一個印記。 此外,民族性的要素,在藝術的國際流通中,不見得就是一個有利的、推動的因素。根據多種實例的分析,在許多場合下,它同樣是一個不利於交流的因素。“文化”與技術不一樣。技術,只要會模仿、應用,就能夠使之暢行無阻。但文化和藝術,卻須經同感、共鳴和理解,才能流通,進而達到國際交流。 不同的民族性,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存在很大的難度,這要比把一種語言譯成另一種語言,還要困難得多。民族性無法互相直接理解,所以,只有透過權威性去互相猜度。當我們說,歌德是一位德國大詩人或莎士比亞是一位英國劇作家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非常理解和懂得他們的作品和風格。當一位歐洲人說他非常欣賞屈原的詩和莊子的散文時,我們千萬不要認為這種異民族之間的互相理解,是基於那些大作家的深刻民族性,從而使得那些最難理解他們的外國人反而變得最容易理解他們了。這是一種被權威的霓虹燈照花了眼的誤會。 事實上,你喜歡莎士比亞,喜歡歌德,喜歡托爾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甚至喜歡小林多喜二,首先不是因為我們理解了他們的作品,而是因為我們接受了他們的作品。我們受到了西方的壓力,受到他們本民族的文化和風格的影響,然後跟着他們本族人民一起,參與了對他們的理解過程。反過來也是如此,歐洲人喜歡屈原、莊子,愛讀《紅樓夢》、《金瓶梅》,並不是因為他們理解了這些作品中的民族性。恰恰相反,是由於他們首先接觸到了那些可以使他們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中國人特有的方式去理解這些作品的因素,是因為他們與首先接觸這些作品的中國人,有了文化和風俗方面的交往。有了民族間的實際接觸以後,文學和藝術理解中的通感才可能發生。 相反,如果和那些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民族留下的文學作品相接觸的時候,這種可通性就會降低許多。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知道希臘有兩部偉大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印度有兩部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而更淵博的人還知道,在中國的西藏還有一部比所有這些史詩都大的史詩《格薩爾王傳》。但是有多少人認真通讀過這些史詩呢 ?又有多少人把這些史詩從頭到尾完整地理解過一遍呢?巴比倫的史詩《吉爾加美什》,在我國也是廣為流傳的,但其中的韻味並不像歌德、莎士比亞等人的作品那樣廣為人知,因為巴比倫已經滅亡了。這表明空洞的“民族性”是根本沒有價值的,如果一個民族本身不存在了,那麼,關於他的文學民族性是引不起任何人的感覺的。 現在讓我們以電影《紅高梁》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之所以以它為例,是因為大眾影評家都過分地強調了它的“民族性”。關於這,可以聽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 一種認為《紅高梁》之所以獲得西柏林電影節的金熊獎,原因與那部獲得了東京第二屆電影節獎的《老井》一樣:暴露了中國人的劣根性和中國風俗中的陋習。這既迎合了西方觀眾的獵奇心理,又提供了一幅幅中國生活的原始畫面,還滿足了西方人的優越感和虛榮心。 另一種看法是,獲獎原因在於影片裡“雖然表現了中國人的苦難,但它並沒有玩味、咀嚼這種苦難,而是着意表現我們的人民戰勝這種苦難的精神,呼喚美好的新生活,其創作初衷,是要反映中國人的錚錚鐵骨、浩然正氣、頑強的奮鬥精神。”影片導演張藝謀同志就是如此評價的。 這兩種評價作為政治標準來說,具有天壤之別;但是作為文化標準卻獲得了異乎尋常的一致性:它們都強調了“民族性”是這影片獲得國際承認的先決條件。但實際情況卻與這輿論恰恰相反----這部影片成功的主要因素並不是它所借用的那種民族性的皮相,如山東(也是黃土高原)某地變了形的民俗故事,而是一種指導攝相機如何拍攝的西方精神----現代主義意識。 很遺憾,我沒有讀過莫言同志的《紅高梁》小說原作。好在獲得國際金獎的是影片而非小說,所以談論影片更有助於闡明民族性與國際性的關係。 這裡所談論的僅限於影片《紅高染》。這部電影的畫外音是以“我”為敘述主角的。看過這部影片的人大概都還記得,整部影片圍繞其展開的那位第一人稱的回憶敘述,是講了一個關於他“奶奶”的故事。他的祖母最初是怎樣一個姑娘?按照中國人的觀念來說,那是“ 一個放蕩的村姑的故事”。如果以西方的即現代意識的觀點說,也可以說是一個“個性強烈的女性形象”。其中的主要線索描寫了這個具有當代色彩的原始村姑的一系列浪漫史:私通、拒婚、強姦,又一場私通、不明不白的感情糾葛、反抗與死亡,等等。很是有些扣人心弦。其中借用了不少富於民族生活色彩的片斷;但其關鍵性的觀念,即聯接這些民族色彩的片斷的紐帶,卻是徹底的西化的。 第一,影片開頭是一黑幕,沒有任何色彩的黑暗持續了數十秒,這其間都是畫外音在引導觀眾進入情境。黑色,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徵含義是死亡、莊嚴、往事、宗教般的肅穆等等。而在中國文化中卻是和“喪氣十足”聯在一起。而對整部影片的發展言,一開始的這全景黑幕,是接近西方意義而遠離中國意義的。 第二,第一人稱的畫外音自述其祖父和祖母的陰私,並以披露這種陰私為快事、為藝術,這種作法,完全違背中國人的習俗與道德觀念,而與現代主義藝術中的種種故作驚人之筆的手段倒相一致。因為自述祖父母的陰私,雖在中國人的心理中會感到臉上無光,但在現代主義藝術中卻可以提高影片的驚人度。因此,採取這種自述來寫小說、拍電影,本身恰恰說明了中國文化的衰退和西方影響的劇增。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這種表達的基礎是它畢竟還能為當代的中國人廣泛接受,而不會使作者、演員和導演的聲譽掃地。就更能說明西方的影響多大了。 第三,畫外音稱自己的父親為“野種”。雖然是借用轉述的口吻即村子裡的人如此說,但與中國人最晚在春秋時代即孔子時代以來就奉行的“為尊者諱”的傳統,是根本相悖的。 第四,影片充滿着一種以野蠻為美的“西方趣味”。這與美國的西部片的粗獷相似,而完全不同於中國人崇尚含蓄的“東方趣味”。對這一點,導演是這樣自述的“那高梁地里如火如荼的愛情,那無邊無際的紅高梁的勃然生氣,一些豪爽開朗、曠達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渾身的熱氣和活力、隨心所欲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樂的男人女人們,都強烈吸引着我。”無疑,這裡所表達的心境,與中國人的民族性相去甚遠,而與美國人開發大西部的那種精神則相距甚近。美國電影《太陽浴血記》,就描寫了類似的情境,其中印第安女人頭山的背景與我們的《紅高梁》地背景,都是一片暴力橫行之地。而《紅高梁》導演的理想,與美國詩人惠特曼對“帶電的肉體”之頌揚又是多麼酷似! 第五,更顯著的,影片的敘述方法和表達方式,更是完全現代化即西方化的,而沒有運用本應與“民族性”相一致的中國文學的敘事風格。在我的理解中,說一部影片有強烈的民族性,就不僅應指它所借用的那些畫面或音響帶有民族風味,而應指它的根本意識和藝術造型的根本觀念,具有總體的民族性構架。這種根本的民族性,遠比採用一些民間曲調和民俗畫面為重要,但《紅高梁》卻完全沒有它。至於素材上的“民族性”,即便是一個來自域外的藝術家也能以其完全西方化的心靈,在中國的土地上隨手採擷的。如獲奧斯卡九項獎的《末代皇帝》便是這樣。 以上五點,可謂隨意點出,被省略的事例還有許許多多。在此,我無意批評影片《紅高梁》根本喪失了民族性,亦非指責它被舶來的西方意識和表現手法給征服、同化了。反而應該說,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容易避免的。指出這些,意在說明剛才提到的那個觀念:民族性的國際性是完全不同的,更不是可以彼此深化的。 《紅高梁》在國際上的成功,和它的民族性完全無關,而主要取決於它的西方化的趣味和現代化的風格。相反,我相信,如果導演選用了一個完全本土化、民族化方式來敘述同樣的故事,它絕不會獲得國際電影獎的。中國的小說家們,迄今尚沒有得到渴望已久的諾貝爾文學獎,不就是一個有關的例子嗎?而完全模仿西方作品,又無法成就第一流的獨創之作。這是一個現代中國人尚未走出的文化怪圈。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想再舉一個例子。 當看完了《紅高梁》這部影片後,有一位朋友風趣地說,這是一部描寫“日本人打日本人”的片子。我聽後非常讚賞他的機智與敏銳。為什麼如此說?原來,這裡的兩個“日本人 ”概念,都是象徵性的說法即一個虛設;影片中所有的演員都是中國人扮演的,因此嚴格說來,並不存在“日本人”的問題。前一個即主動態的打人的日本人,指的是影片中的日本兵的形象,這是一種社會政治方面的日本人符號。後一個即被動態的被打的日本人,指的是影片的女主角九兒是一個文化氣質方面的日本人符號。後一個符號比前一個符號具有更深的象徵意義。 看過這部影片的觀眾一定能回憶起女主角九兒的造型,是這部影片中唯一典型的日本風格的人物造型,她比那些日本兵被刻劃得更像日本人。九兒的造型明顯受到了戰後日本電影中婦女形象的影響,這從她的髮式,化妝,儀態,談吐,甚至微笑和撒嬌等方面都可看出端倪來。這樣一來,《紅高梁》就非常富於戲劇性了:它是用刻劃得不那麼日本化的日本兵,去打死了刻劃得更為日本化的中國女子。所以我的朋友把這幕戲給戲謔地稱之為“日本人打日本人”。這當然是笑話。但從國粹主義的立場去看,真正被打敗的卻是中國人自己,是中國文化本身。 事實擺在這裡:獲得抗日戰爭勝利的中國人,在戰後四十年間,卻接受了日本文化(包括電影文化)的不斷滲透,以致接受了它的審美標準!這是比戰爭的失敗還要嚴重深遠的事,這是文化戰場上的屈服。 尤其是,九兒作為被神化(一種時髦的公式化)的一個女子,代表了類似賈寶玉所說的那個“清而不濁”的世界,竟然是個日本風格的!我如是說,絕沒有指責編導者的意思,說他用一個日本婦女的形象來代替了中國婦女的形象,用一個現代文明的女性來代替了“原始生活”中的女性。相反,我相信導演是要着力表現民族性這一誠意的。但是文化的影響卻是無孔不入的,是不以你的誠意而移易的。當你越希望“表達民族性”的時候,那些非民族性的東西反倒越能“乘虛而入”。你越是有意地表現民族性,結果表現出來的倒恰恰是"非民族性" 。這表明,“文學確是一種無意識的存在”。它的產生與傳播,實際上是不受作者甚到讀者的意志操縱的。 九兒可謂是《紅高梁》的支柱,但這支柱本身恰恰違背了民族性原則,但也正是這個形象促成了國際性溝通。在打扮上,甚至在一些特定的動作上甚至配音的音調上,人們都不難發現諸如日本演員山口百惠之類的影子。 從人物性格來看,它是把九兒當作一個值得肯定的形象來表現的。但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象九兒這樣的人卻是無法予以肯定的。因為這不過是個放蕩的村姑而已。唯有用西方的標準看,才可以說是一個“個性強烈的現代女性”。而在中國的傳統生活中,在九兒其人可能存在的那個時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不能把一個較好的評價安放在這樣一個農村女子頭上的。誠然,九兒反抗不合理的婚姻,可以被當代中國人所同情;但她大罵自己的父親,卻很難在即便是禮崩樂壞時期的中國社會意識形態中,受到認可。 當我們看到九兒當門而立,招呼那些行將各奔前程的夥計們繼續為她釀酒時,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了一個當代社會改革中被推崇的那種女強人形象,而非中國農民傳統中的那個任性而富於心機的女人。 完全有理由認為,如果這個類似山口百惠般嬌弱而純情的女子生活在那個十八里坡的險惡環境中,她怎能以那麼奇怪的方式贏得眾多夥計們的尊重與服從呢。這個任性而富於心機的女人,完全可以被現在注重效率、推崇競爭、崇拜能力的意識目為一個有價值的甚至正面的形象,但卻很難被農民(和農民出身的農村手工業者)的心視為一個可以信賴的人。因而她根本不可能在三十年代的山東家村紮下根來,開辦一個“鄉鎮企業”,並成功地經營。所有這一切“破綻”,能否看成是導演的失敗呢? 我認為,這些可以批評的“破綻”是某種文化的滲透所致;這是編導、攝製、以及表演者們都無法抗拒的文化潮侵襲的結果。因此,奇怪的不是影片“錯誤地”描寫了中國的民族性,奇怪的是人們誤把民族性當作走向國際交流的必不可少的途徑。殊不知,這裡的所謂民族性早已是西化了的民族性!這種 “民族性”本身不過是國際文化壓力的一個延伸。 在這一點上,編導與演員都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意義。所以他們在回答《光明日報》記者採訪時說:“越是有民族風格的藝術品,才會越有國際性,只有把自己民族最本質的精神,和最有鄉土氣息的生活表現出來,才能得到國際上別的民族的重視和承認。”這表明,他們確實不夠理解自己獲獎的原因之所在。 《紅高梁》的基本精神,恕我直言,絕非本民族的;而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從西方民族(包括日本的西化了的一面)那裡“拿來”的。而所謂“富於鄉土氣息的生活”,也只是一種工藝化了的拼圖。其中的一些因素和片斷,分解開來,當然是土生土長的。但當它們拼合到一起的時候,就成了一幅在中國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藝術品”了。而把片斷和要素這樣而非那樣拼接者,恰恰是一種觀念----西方傳來的思想與表現意識。它使這部作品獲得了國際成功,是因為這幅藝術的拼圖符合西方即現代的趣味。 在中央電視台組織的一次會議上,我遇見《紅高梁》的小說作者莫言先生,詢問他對電影《紅高梁》的印象。他坦率地告訴我:“不和小說相比,電影還是不錯的;若和小說相比,電影則有一些不足。”他反問我對電影的印象,我就講了前述的幾點看法,他聽後頗為贊同,並告訴我一個可以印證我的觀點的事情: ??導演張藝謀在構思電影《紅高梁》時,曾數度與莫言座談,他告訴莫言,他是受到德國哲學家弗.尼采《悲劇的誕生》一書的影響,尤其是受到書中所描述的那種“酒神(狄奧尼索斯)精神”的感染,才立意要拍這部電影,以便宣泄類似的心情。 這一事情所表明的創作動機,與導演在公開場合的“創作自白”是有距離的,但是,它卻充分印證了我們的上述觀點:取得國際承認的先決條件,決不是民族性。 這再度驗證,使藝術成為不真實於生活的因素,恰恰就是使藝術獲得成功的因素。在這裡,藝術的民族性問題與藝術的真實性問題, 也就在不期然中獲得了一個有機的連接點。 謝謝您的閱讀, 您是本文第 59 個閱覽者 關閉本窗口 第1條回復: 參與討論 推薦 作者: 終結者2(2003-08-13 14:01:53.0) 贊成:0票, 反對:0票 第二節一個悖論:藝術的真實性 長期以來的文學教科書上,充滿了文學真實性的教導,認為藝術的命脈,在於“真實地反映了生活”,在於它“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那種對真實的生活本質的把握。但對藝術真實性的這種理解(恰恰不是藝術本身)與神話時代人們對神話與巫術具有宇宙真實性的理解,卻有奇異的一致。即,現代的藝術真實性問題,等於是古代的神話真實性問題;如果你承認了這種意義上的藝術真實,也就無異於承認了神話是真實的! 那麼,古代的神話與現代的藝術是否可能是生活真實的“反映”呢?在某種限度之內是可以的。這限度就是:“生活等於生活者的主觀感受。”因而,生活的真實,就成了感受的真實。所以,對同一的生活可以有無數不同的感受,而所有的感受又都是真實的。接下來,對這些感受的形形色色的描繪,也都等值地體現為藝術的真實--只有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能說藝術的真實“反映了”生活的真實。 藝術中的“生活真實”,恰恰是對流動中的生活真實的一種凝固或背離,或美其名曰“ 再創造”。這種經過再創造的真實,已經變成了一種神話,一種藝術,一種虛構。 本來,“藝術的真實性”作為十分獨特的命題,是一個悖論中的命題。因為藝術允許誇張、虛構和撒謊。但在其他人文現象中,在諸如史學這樣嚴謹的、表現真實性的人文活動中,真實性也是一個可以懷疑的假設。比如一部歷史著作,它在所有敘述上都不違背當時發生的事件,那麼,我們能否說這部歷史著作獲得了歷史的真實性呢?也不能如是說。 這是因為,這部史著雖然說出了許多東西,但是,它還省略了更多的東西。這種省略本身就造成了誇張和虛構。我們不必對“誇張和虛構”的概念作狹隘的理解,以為造出沒有的東西才叫做誇張與虛構。遠遠不是這樣,遠遠不僅這樣。事實上,省略也意味着誇張,因為省略了這一部分,就等於無形中誇張了那一部分;而這也就等於虛構了整個事件的全景,虛構了作為結構的那個事物。 人文現象的這一特點,在藝術中獲得了空前突出的表現。因此我們看見一部藝術作品,儘管它在所有的細節描寫上都是可能的,甚到是“真實的”,但作為全景來說,即作為一個“結構”來說,它依然是虛構的和沒有發生過的。這是為什麼?這是人性使然也。正因為人們對實存的生活感到厭倦和不滿,人們才渴求藝術,渴望虛構的、多少帶點超現實、超自然意味的巧合和“戲劇性”。藝術所追求的戲劇性,恰是悖於生活的真實性的。 讓我們再以影片《紅高梁》作例子,來說明這層關係:分析它成功的因素,有助於我們說明藝術真實性的問題。 《紅高梁》的導演自述說,“中國人活得太累了,憂慮太多了。我想作學問的目的,應該是叫人越活越精神,讓生命狀態熱起來、活起來,敢恨敢愛,敢生敢死。我之所以把《紅高梁 》拍得轟轟烈烈、張張揚揚,就是要表現一種痛快淋漓的人生態度,表達‘人活一口氣,樹活一張皮’的道理……《紅高梁》的拍攝,實際上反映了我創作心態的不安分。藝術的本質是創造,一個藝術家走向過分的完整和圓熟,就是走向死亡。……我特別看重電影給人的第一感受,這種感受有文化的人可以寫成長篇大論,沒文化的人一句話就能說完。有的觀眾看了《紅高梁》後感到‘痛快’、‘來勁’、‘心裡撲騰撲騰的”,這就達到我的創作目的了。”(見《光明日報》1988,3.15) 導演的自述表明,影片是導演“創作心態”的表現,而與生活的真實無緣。它的本質是 “創造”,而不是人們所說的認識論意義上的(對生活真實或客觀事物)的“反映”。當然,這位導演在表達他的追憶時,透露出了一些文學的理性即指導藝術活動的理念支配意識;但是那種“痛快淋漓的人生態度”本身卻並非理性。這種態度是一種心理的真實,感覺的真實;但絕不等於生活的、客觀意義上的真實。 《紅高梁》能夠激動人心的地方,並不是它的真實性,而是它的神話性。它的真實性僅僅在於使這種神話獲得了一種生活層面的可信性,即論據的說服力,而非場景的真實性。 成功的藝術,不必基於生活真實性,它只要滿足人們感覺上的需要,就行了。這一點完全可以從《紅高梁》的若干細節中得到印證: 第一,在影片一開始的抬花轎送新娘的路上就出現了一群裸露上身的壯漢,抬着一個嬌弱的新娘的場景,這當然會造成極大的懸念和鮮明反差,因而在藝術上是吸引人的。可是在生活的真實意義上,卻與中國的民俗完全相悖。因為這個新娘,既無娘家的陪送人,婆家也竟無一個女性成員來迎,甚至沒有親屬,只雇了一幫粗俗無禮的夥計。這在以家族觀念為重的中國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也許有人會說,這種場景在山東某地的窮鄉辟壤,確實曾經存在過。但是,即便它存在於中國的某一地區的某一時期,但這一場景對中國的民族生活與習俗來說,是沒有典型意義的。因此,用它來表現“中國人”如何如何,豈不太荒唐了? 第二,在接新娘的路上,這群半裸而癲狂的壯漢,極其粗鄙(也可用一時髦的詞,叫粗獷;但粗獷絕不意味着粗俗無禮)地對新娘進行了肆無忌憚的戲謔。他們把新娘顛得死去活來,直到新娘哭出聲來才罷手。這種風俗,即使存在於中國的某個地區的某一場景中,也無疑不是普遍的。因為中國風谷中折騰新娘的風俗主要是“鬧新房”,而鬧新房的前提是在她婆家且她丈夫在場,而不可能是在她丈夫不在而婆家又無人的情況下進行的戲弄。因此,迎親路上的一幕,與民俗中鬧新房的精神完全相悖。 況且,迎親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是一項禮儀活動,因此它必然要求迎親的人們(不論其社會地位多麼卑下),至少要打扮一下,而絕不可能像影片中那樣,光着臂膀,只穿一條褲子,惡作劇式地“迎新娘”。這對於執導意識來說,是基於表現原始的情調和粗獷的風格;但我要指出,即使在原始民族中,這樣的情況也是不允許出現的。越是原始民族,迎親就越是富於禮含義性和象徵性,需要遵循的禁忌與規矩就越多。象影片中如此迎新的場面,是一種藝術虛構。如果說它確實取材於某種生活的真實的話,那麼也不是民俗,而是一種山大王奪取壓寨夫人式的活動。也就是一幫完全破壞了傳統行為規範的人,在表演。這與恪守原始規矩的、具有內在意義的粗獷性的生活態度,毫無共同之處。 第三,人們都還記得“十八里紅”是怎麼釀出來的。影片裡作者的爺爺、轎夫頭子即那 “強姦殺人犯”,當着眾人的面侮辱了作者的奶奶九兒,並且公然脫下褲子,往剛剛出鍋的酒缸里撒尿……這種“流氓行為”當然不能說在生活中絕無僅有,但令人驚愕的卻是那幫強壯有力的夥計,竟沒有一人上前阻攔自己的勞動成果橫遭踐踏(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撒尿的結果竟是釀出十里飄香的十八里紅!)。而正是這幫夥計,恰在不久前還把這位酒後撒野的流氓狠狠揍了一頓,以示懲戒。 這次,他顯然又是乘酒而來。如果夥計沒有採取行動的原因是女老闆九兒沒有發話,那么九兒在當時的態度就更不合乎中國人的風俗了。很顯然,即使九兒對她的侮辱者抱有不可抑制的情慾,那麼對於她這麼一個富於心機的女人來說,也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當着那些愛戴她的夥計默認這種侮辱(夥計們必定是嫉妒而憎惡那位強姦犯的)。 在此之前,她還曾指揮夥計並親手痛打了這轎夫頭子一頓,就是一個明證。但這一次大概是積聚的情慾過於強烈了吧,她不僅默認了她的強暴者反客為主的侮辱,默認了他往酒缸中撒尿的暴行,最後還聽任他當着那麼多男性“下人”的面把自己強行摟抱走了。走到哪裡去了?竟直接走到她自己的臥室里去。女老闆對此容忍,不能用中國農村婦女可能擁有的情慾熱度來解釋,這實際上是影片的執導的性意識膨脹執意要造成的藝術效果! 第四,撒了一泡尿,是否就能釀出好灑來,由於缺乏證偽的可能性,這裡就無法討論了。不過,從整個劇情的發展來看,撒尿與酒似乎是為了突出“性的象徵”,是對性器官的暴露和對男性功能的一種暗示。那麼紅的紅高梁酒,可以是生命力,是那種原始血液的象徵( “沸騰的”);而往這酒里撒尿,顯系一種性崇拜的表現。耐人尋味的是,那高梁酒釀了幾十年都無法達到的醇度,卻被一泡尿給尿了出來--這只能用性的暗示去解釋,否則,就只有用獨特的經驗去解釋了。世界上有那多的釀酒良方,而撒尿這一項卻是可能性最低的方案。 第五,影片的背景地點十八里坡,本是非常荒涼的,那裡只有造酒的人與喝酒的人,土匪以及反抗土匪的人。那裡看不見農民,而農民,那些在大地上勞作的人們,才是真正的農村文化的靈魂;但影片裡卻沒有他們。這使我們的十八里坡,多少擁有了一種美國大西部的風光。美國的大西部,是牧人和土匪的天下,在開發的早期,缺少真正的農民。為了造成某種藝術效果,《紅高梁》採取了美國西部片式的背景風格。 但奇怪的是,自從來了日本人,一下子十八里坡來了那麼多農民。合理的解釋可以是,十八里坡本沒有那麼多人,但日本人為了修通戰略公路,就從其他各地驅使許多勞工來到這荒涼之地修築道路。但是我想促使影片的執導意識採取這種安排的,可能並不是這種“生活的真實性”,而是為了尋求對比強烈的反差效果。因為顯然,正是這麼多人來到這荒涼的地方,最後才造成了一場大災難和大毀滅。這樣的反差,很富於戲劇性意味。 諸如此類違背生活真實性原則的段落還有許多。那麼,現在的問題是:這種處理手法是否削弱了影片的感染力呢?對於富於理性的批判精神的頭腦來說,是這樣的。但是,對於更多的只是以感性的方式去“觀賞”這部影片的人來說,這場景反而加強了它的藝術感染力。而這恰是符合導演所謂“電影給人的第一感受”的期待。試想,為什麼有的觀眾看了《紅高梁》以後會感到“痛快”、“來勁”、“心裡撲騰撲騰的”,顯然,是因為這種“性味”過多的場景在生活中是很不尋常的,否則人們就不會感受到刺激了。 第六,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影片的結束頗有草草收場和人為雕琢的印記。我們看見乘車前來監修公路的日本兵,毫無理由地殺死了在路上行走的弱女了(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個蕩婦),這種行為既不是出於某種利益上的考慮,也不是由於獸性大發,所以令人莫名其妙。富於諷刺性的是,這位最富於日本風格的女性形象,就這樣被那群日本兵給毀了。因此,對這種突如其來的轉變,加強了本已拖沓的劇情節奏,有助於九兒的生平更富於傳奇色彩和神秘氣質,有助於情切的發展迅速推向高潮。尤其是,那機槍招來的爆炸和爆炸的火焰所招帶來的日全食的漫天紅,非常合於“紅”高梁的主題:令人顫慄的紅色象徵,為片頭的全影黑幕作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回應。 ----犧牲了生活的真實是值得的,因為它贏得昧艘帳醯男вΑK裕浴耙帳醯惱媸怠? ,結果你只能從象徵的角度去理解。失去了象徵性的生活真實,就變得平庸和無聊了。這也正是任何醒目的藝術作品竭力避免的結果。 理論家們面對此情此景又將如何提出總結呢?他們會說,“當然,當然,象徵性與超現實的浪漫情境是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不過,象徵性和超現實的神話情境(它常被小市民意識化為“浪漫的”)並不是一種修辭術和創作術,而一是種根本的藝術感性,是活脫脫的藝術性靈必定要抓住的宇宙脈息;它只不過是無法進入乾涸了的眼睛罷了。 “浪漫主義”一詞,不過是那乾涸了的眼睛對生命的感性、藝術的感性甚至宇宙的感性 (即所謂“天人交感”)所下的評斷,一個極其枯燥的評語,一個乾瘦得令人憐憫的概念。 關於“浪漫主義”的諸多分析,是無意義的、多餘的。因為藝術在骨子裡只能是“浪漫的”即超現實的虛構。不同的虛構之區別,只在其與日常經驗的間距,有所不同。而作為虛構,則是同一的。--這就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區別。 由此可見,“文學中的現實主義”這個提法,實際上也是一個神話。 凡是帶上了“主義”這兩個字的概念,都被抽象化了、非現實化了,從而成了一種神話。 當我們把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對立起來的時候,顯然做了一個假定,即現實主義所描寫的是客觀事物,而浪漫主義更多的是主觀世界……但這種假定恰恰忘了:文學本身是不可能直接描述客觀事物的;它最多只能是,描寫人對客觀事物的感覺。 這種感覺是因人而異的(這正是文學基本價值所在:“特殊性”)。而且,在表達它的過程中,“感覺的特殊”又受到了“表現的特殊”的進一步移易,從而形成了一種客觀事物沒有臣屬關係的文學作品。也許是為了增進這種文學技巧的說服力,有一派人士願意把它叫做 “現實的”或“現實主義”的。但是旁觀者心裡一定要清楚,這不過是一個標籤,是對某一類文學神話進行的渲染。任何現實主義文學所依據的都不可能是現實,而只是一種感覺。但顯然,現實主義又是不能等同於感覺主義的。所以,各類文學教科書就面臨這樣一個悖論:沒有辦法將“現實”與“主義”這兩概念調和起來,正如無法將“現實”與“文學”調和無間。 在這方面,西方人的研究遠遠在我們前面。關於文學虛構性(恰與文學真實性對應)已得到了常識的贊同: “每一部作品,每一部小說,都是通過它編造的事件來敘述自己的創造過程,自己的歷 史……作品的意義在於它講述自身,在於它談論自身的存在。”(參閱詹姆森:《語言的囚所》,第200-201頁) 無疑,文學只是一種虛構;文學的成就是和它的虛構所達到的那種彌合力,成正比的。記得好象是在致明娜.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曾經提出一個著穆鄣悖凶觥跋附詰惱媸? ”。意思是說,一部作品要取得成功,它的細節必須給人以真實感,這無疑是對的。但我們卻不要忘了,所謂細節的真實,即細節描寫給人的真實感覺,並不等於他的描寫就取自真實的存在。文學無法直接描寫客體,它只能通過描寫人對外界的感覺,即透過人的主觀世界去影射外界的存在。而讀者則在這種影射中獲得一種感應,然後通過想象,達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復現。這就是真實感的起源。 再者,細節的真實與現實主義的文學觀絲毫無關。因為,在任何浪漫主義的甚至神話的作品中,也都要藉助於細節的真實以完善其表達。因此,細節的真實,只是一種描寫所必備的基本技法。通過它,作者有效地喚起了讀者的想象。 “詩歌語言的功能在於最大限度地凸現話語……它不是用來為交流服務的,而是為了把表達這一行為置於最突出的地方。”(穆卡羅夫斯基:《標準語言和詩歌語言》,見《布拉格學派關於美學、文學結構和文體的論文選》,第43-44頁。) 現實主義文學既是一種神話,那麼自然主義呢?也是一種神話!因為要使文學或藝術達到完全自然的程度,從而成為生活的一個完全真實的摹本,是不可能的。柏拉圖把詩人叫做“ 撒謊的人”,現代文學觀念把小說叫做“虛構的藝術”,是有其道理的。因為一切文學和藝術的根本特性,就是無法直接描寫世界。 而且,還有一層隔閡:文學是通過人為的形式(“符號”)去打動讀者的感覺世界,然後迫使後者自行回憶與想象。不僅文學如此,即使比文學顯得更為“客觀”的造型藝術也完全如此。當一個雕刻家雕出了一個人體的時候,這個人體雕塑不可能具有人體那樣的柔軟度和溫度,尤其不可能具有生命;否則它就不是雕塑而是人了。但在視覺上,卻可能逼真地相似,達到以假亂真的效果。這憑藉的是什麼?顯然是憑藉觀眾記憶中的人體印象。作品通過勾起這種回憶,達到了類似情境的“復現”。這不是復現,這是一種幻覺。你能說這就是“自然”嗎?顯然不能。它只是一種“人為的自然”,虛假的自然。 我們的命題是:文學與藝術所追求的那種效果,恰恰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退一步說,也是現實生活中不那樣存在的。它只是在這部作品中才被如此這般地組合到一起。你不能因為它取材於一個事物,就說它是那個事物。正如你不能說,一盆以豬的胴體為素材的大菜,就是一隻“豬”,你甚至不能說這盆菜就是泛泛的“豬肉”。因為由於加工,已使它成了一種新的東西,而不再是原來的那隻豬,甚至不再是豬肉。從這種意義上說,文學和文學理論都是菜而不是豬,是觀念而不是素材,是結構而不是生活。我們所看到的世界之所以是這樣,不是由於它由物質構成,而是由它的構成。構成的方式,要比構成的取材更重要。 人之所以是人,不是由於他是物質,而是由於他具有一種特殊的構成方式。文學也是如此,文學之所以是文學,不是由於它取材於生活,而是由於它採取了文學的構成方式。在這種意義上,文學是一種獨特的表達。即如歷史描述之所以是“歷史”,是由於它採用了歷史的表達方式,而不是由於它的描述是真的。在是否“合乎真實”的層面上,歷史與文學是完全一樣的--它不過是以“史實”為素材而已。 決定性的要素,不是真實性;而是表達的方式、構成的方式。 〖本文是謝選駿先生1988年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講習班”上的講義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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