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之一) |
| 送交者: 章詒和 2003年08月29日18:03:0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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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1900——1985)江蘇常州人,女。1931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1936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1938年後,任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1、2屆參政員。194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1949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2至4屆全國人大常委,第5、6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2至5屆全國政協常委。
——摘自《20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匯編里或共和國部長傳記里,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而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解放後的史良作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裡、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 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美麗女性。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着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 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秘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着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 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門內東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嗶嘰西服套裙,腳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着朵朵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父親姓章名伯鈞),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檯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着胸前的那些“鳥蘿松”匆匆離去。 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①做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作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這一直是母親對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良這樣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 1956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的成員。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兒園,瞻仰了泰姬·瑪哈爾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對着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快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 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80盧比,你是團長,也才180盧比。買得起嗎?” 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 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着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 她不作聲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看法,是由一樁小事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楚圖南、鄧初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秘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着的阿拉伯數字:1,2,3,4,5……客人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衛生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衛生間,故讓我陪廁。 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衝掉。” 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說:“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衛生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秘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手裡還提着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 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台面的圓桌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12條。這是兩包,共24條。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衛生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員的洗臉毛巾。天哪!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的四條毛巾,活像四條發黃的乾魚掛在那裡。尤其是我用的那條,尾梢已然抽絲並綹兒了。此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變硬發黃,但始終也沒能達到史良指示的標準:一條用兩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我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 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國留學,住在一個柏林老太婆的家裡。她是個猶太人,生活非常節儉。但她每天給我收拾房間的時候,都要換床單。雪白的床單怎麼又要換?——我問老太太。她講,除了乞丐和瘋子,德國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與父親的私人關係,是相當不錯的。一隻小罐燜雞,也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次,父親患重感冒,愈後人很虛弱。史良得知後,很快叫人送來一隻沉甸甸的宜興小罐,母親揭開蓋子,一股雞湯的濃香直撲鼻底。她還帶話給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後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 父親用小細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說:“史大姐因高血壓住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小陸都要送這種小罐雞湯。” 對父親吃小罐雞,我特別眼饞。一日,又見飯桌上擺着那隻史良送的宜興小罐,不禁嘆道:“什麼時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親問:“為什麼?” 我說:“那樣,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雞湯了。” 父親大笑,並告訴了史良。 史良來我家,每次都是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哪兒呢?在我對史良產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後,便對她的一切都有了興趣和好奇。我問父親:“史阿姨的丈夫是誰?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父親說:“她的丈夫叫陸殿東,外交部的一個專員,這個差事是周恩來安排的。他的年齡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陸。當時在上海,史大姐已經是個名律師的時候,小陸還在巡捕房當巡捕。” 母親小聲地矯正:“到了(19)46年,人家小陸也在上海掛牌當律師了。” “那是跟她結婚以後的事。”父親接着說:“他們的結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裡明白。有時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從語氣里,看得出父親對她的憐惜與嘆惋。 我認識小陸是在全家去青島避暑的途中。在火車的軟臥車廂里,他對妻子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讓所有的女人暗羨史良能有這樣的夫君陪伴,實在是福。小陸出出進進,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話下。午飯後,史良說要小憩片刻。小陸聽了,立刻打開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鑲有法式花邊的白色織物;繼而取出一個紙口袋,口袋裡裝的是一把小釘錘,兩粒小鐵釘,一節軟鐵絲。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要搞什麼名堂。接着,他請來列車長,比比劃劃,低語幾句後,只見小陸攜工具爬到上鋪,在左右兩壁各打進一小釘,然後把那捲織物抖落開——原來是兩尺見寬的幃簾。幃簾上端綴着一個個小銅環,小陸將它們套入鐵絲,再把鐵絲的兩端繫於兩邊的鐵釘。這樣,一副床幃在幾分鐘之內便做成了。它質地輕薄,尺寸合適,既把上鋪遮得嚴嚴實實,又開合自如。史良在簾內換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陸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木質衣架,把史良換下的衣服撫平撐好,掛於下鋪的衣帽鈎。 車在行駛,車內寂靜。幃簾將夏日的陽光擋在了外邊,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陸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賞着窗外的風景。我只要從他身邊經過,叫聲“陸叔叔”,他都要點點頭,圓圓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 後來母親告訴我,儘管小陸對史大姐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保姆還保姆。但人們都認為史大姐應該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機會。 “什麼機會?”我追問着。 母親說:“就是和你的羅伯伯(即羅隆基)唄。抗戰時在重慶,他倆的關係已基本被大家默認。史大姐對這件事是認真的,表現得從容大度。可誰也沒料到會冒出個浦熙修來,老羅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獻殷勤。史大姐察覺後,立即結束了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麼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着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 1956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開什麼會議,參加會議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黨派的領導。會議規定:與會者可攜帶一名家屬,那時母親在北京市衛生局當副局長,幹得十分起勁。她說自己沒有時間休假,叫我去陪父親。會議似乎開得輕鬆、順利,父親的臉上總掛着笑容。趁着開會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並邀請了蘇聯專家去視察秦皇島港(注——父親時任國家交通部部長)。大概父親覺得到海上一游的機會難得,便請史良同行。 那天的風浪特別大,我們乘坐的船,是艘類乎快艇的玩意兒,顛簸得厲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們一個個在大海的魔力下,像顯了原形一樣:或東倒西歪,或愁眉苦臉,或鈎腰駝背。我乾脆就趴下放平,如一隻壁虎,緊貼於地。這時,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並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這位端莊高貴的中國婦女,特別是當父親介紹她是中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他們都情不自禁地驚呼起來,讚嘆不已,並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 翻譯把這些俄羅斯男人的要求轉達給史良的時候,她搖頭說:“不行。”且向父親及翻譯解釋道:“我今天來這裡,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吃過簡單的午餐,看着蘇聯專家恭敬禮貌地與史良握手告別的情景,我心生感動。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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