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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去為:祖父的足跡: 時代悲劇的縮影 (上)
送交者: 成去為 2011年05月24日13:00:1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楔子:根據傳統漢文化,各姓族,家庭或村落均設有祠堂,牌坊等祀拜和銘記祖先,以祖訓育後代。歷經朝代更替,家訓不丟。懷祖念宗在其他民族也是如此,哪怕在短暫歷史的美國,到處有為尋找家譜的服務。最近曾看過一部紀錄片“北極企鵝的生涯”(March of the Penguins), 原來北極企鵝的生活也富有情義和浪漫色彩。影片中最令人感慨的是企鵝驚人的家庭情懷。因生存所需,一年中“夫婦”雖經幾度分離,到頭來依然各聚自家門。然而1949年以後,大陸的傳統文化開始迅速逆向蛻變:從五,六十年代的妻室,父子間純為政治利益往往翻臉不認,甚至彼此告發,落井下石;到了今天物質和銅臭成了社會唯一的精神驅動力和樞紐。

 

雖不經常回大陸,但每次回中國期間,我總要抽出時間探望自己的長輩,因為從他們的親身經歷, 珍藏的一些相片,老文件等實物可以帶來些線索,替我揭開自幼在心靈上的疑慮。我的祖父和外公,僅上過幾年私塾,為謀生和前途,年輕時即背井離鄉孤身前往大城市闖蕩。他們天資聰穎,再加上好學勤儉,不久即成家立業。數十年後,在清末,民國以來的有關文獻上留下他們事業成功的記載。然而,起自蘇俄的赤禍1949年在大陸泛濫到了頂峰,外公張竹嶼似有先見之明,1948年底即移居香港。而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輩子虔誠,信佛行善,倖存清末,民國初期的戰亂以及後來日寇侵華帶來的劫難,對延安窯洞孳生出來的“救星”乃抱有幻想。他錯了,與千萬無辜的同胞一樣,等待他的是家破人亡,和曠世之冤。這是何故?

 

我祖父陳松林中年喪偶,前妻曾育一女五子,我父親排行老四,現今都已作古。祖父續弦後又生二子(六叔,七叔)和一女(小姑)。小時候,我家居三樓,祖父母和六叔住二樓。因此我和六叔接觸多,也親近。我自小對祖父的身世有所耳聞目染,他苦心經營數十年的家業50年代初被毀於一旦。祖父後代眾多,其中不乏共產黨人,卻無人為他抗爭。何等悲劇!潛意識告訴我,祖父一定是蒙受冤屈,慘遭迫害。父親成家立業較早,又去世多年,雖曾告訴我一些支離破碎的信息,但要想知道詳細的真相,只有問六叔。

 

去年底回國,我再次走進孩提時玩耍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弄堂。不用說幾十年來,這裡與我生息相關。感到不自在的是,訪親探友還要受到盤問,並不寬敞的弄堂中央還有持槍軍警站崗。不能照相,不能停留,不能東張西望,否則就要受到刺耳的吆喝。據說曾有人半夜翻牆到隔壁領事館偷盜。洋人一抱怨,百姓就個個成了盜竊嫌疑犯。

 

見到六叔總是很高興。他雖已古稀,但依舊神采奕奕,反應敏捷,言語犀利;他除了視力嚴重衰退,但記憶力過人,對半世紀前發生的事,人物,地點和時間如數珍寶,點滴不漏。他對歷史的變遷雖無能為力,但沒有從記憶中抹去。六叔發現我對祖父身世如此關切,曾感嘆地說,我是陳家後裔中唯一關心家譜的,並表示願盡一臂之力。

 

祖父出生滿清光緒初年期間的浙江定海。當時洪秀全鬧太平天國肆虐才平息不久,國家滿目瘡痍,清廷苟延殘息,搖搖欲墜,百姓民不聊生。據歷史所載,浙江,尤其是舟山一帶的人不僅頻受朝廷的欺凌,還屢屢遭受倭寇的騷擾和近代列強的侵犯,但他們生命力頑強,樂於向命運挑戰,似乎還有巧做生意的天賦。我早有願望去那裡尋根探祖。六叔告訴我具體的地址,2004年秋天回大陸期間終嘗夙願。

 

1:陳家百年老照片,右起三是祖父,站立的是家父(右起五),祖母(右起六)

 

2:中年祖父,懷抱的是小姑

 

 

 

記得那時正值颱風季節,我先坐船從寧波到普陀山,在百步賓館下榻稍息後,冒着陣雨前往著名風景區之一百步沙。百步賓館為百步沙景點而設,因此沒多久就來到了精細如晶的沙灘上。伴隨着雨滴和輕微的拍浪聲,耳中似乎還傳來了父母曾在我面前回憶他們在普陀山百步沙度蜜月的細語。此刻,時間的流逝,今夕之比,感慨萬分。

 

父母來普陀山是三十年代,抗爭前夕,當時的普陀山乃佛教聖地,不論朝代更迭,戰火紛爭這塊佛地淨土千年來,卻始終香火鼎盛,佛煙繚燎,各地香客紛至沓來。民國期間,普陀山的大,小佛寺和尼庵達200多所,僧尼有三千之眾。勝利後,國民政府雖有意願修復被日本人損害的寺廟,但因困於內戰,實無分身之術。

 

難以想象中國歷史上文物破壞最徹底盡然發生在和平時刻。從1950519日(解放軍開進舟山)起直至1970年代(毛皇帝駕崩),普陀山的佛門遭到了滅門之災。百分之九十的廟宇和1.7萬多尊佛像被毀,3.4萬餘卷傳世經藏被付之一炬。普陀山最著名的三大祠廟,法雨禪寺,普濟禪寺和慧濟寺的寺產被搶劫一空。除了老弱病殘,全部僧人被掃地出廟遣返原籍。更為可悲的是,普濟禪寺還變成了兵營。抗戰時普陀山的寺廟也曾遭日寇的蹂躪。然而在摧毀中華文明的競技中,哪怕是日本強盜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也只能甘拜下風,這是歷史,中國人不能忘。

 

意想不到的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普陀山又變天了!打倒的佛教當作搖錢樹被重新扶了起來。政府打着發展旅遊,宗教自由的旗號,所剩無幾的廟宇再次穿上紅黃新裝,油漆味刺鼻的菩薩泥雕照樣可以騙錢;不管真假,只要是披着袈裟的都被請回來,不會念經,也可看廟門收香火錢。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年被召喚進普陀山的外鄉農民要麼背井離鄉,要麼徹底棄農。當然今天的普陀山又多了一道無可逾越的路障,無論是香客或觀光的若要進山必須留下160200人民幣的買路錢(2004年的門票是100人民幣)。同樣是當年殘害宗教的那批人,如今不但肥了自己的腰包還搖身一變卻成了保護宗教的衛士。這也是他們比納粹魔高一丈的原委。

 

離開普陀山時,雨茫茫的海面上正颳起了強勁颱風。為安全起見不少旅遊團取消了行程。去沈家門漁港的船還是照開不誤。站立在空曠的甲板上,儘管渡輪前衝後仰,顛簸不堪,我卻沒有絲毫畏懼,似乎遠祖和父母就在身旁保佑我平安。

 

在舟山群島,沈家門漁港,世界三大漁港之一,與普陀山一樣享有盛名的觀光勝地,。成千上萬條大小漁船一年到頭在此穿梭不絕。登上岸,一側是停泊岸邊尾首相接,桅檣毗鄰的漁船群,一側則布滿各種簡易小攤,在參差不齊的塑料盆,搪瓷盆和竹簍里的活蹦亂跳的海鮮魚蝦等候挑選,然後現賣現煮。這一情景常聽父親津津樂道地講敘過。我也即興要了一斤舟山名產,海瓜子,加上一杯啤酒,美美地嘗起鮮來。好久沒有這種口福了。

 

填飽了肚子,搭上長途車前往舟山市的定海區。父親雖出身定海,卻總是說舟山人。開始我還挺納悶,後來才知道這裡還有一段有關當地百姓的恩怨。

 

 

近年來新建的公路已使定海在地理位置上不再純屬島嶼。不過舟山群島偏離大陸,交通不便使得歷來朝廷都無暇顧及。儘管當地人在此生息繁衍始於新石器時代,但統治者連個正式的地名都懶得起。據“左傳”載,這裡曾被稱“甬東”(或寧波的東面),後來到了唐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才有官方的名稱,即“翁山”。又過了約300年,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以“昌壯國勢”為名,賦予舟山第二個名稱,“昌國縣”。到了明朝,叫化子出生的皇帝朱元璋懼怕舟山民眾鬧事,不但撤銷“昌國縣”,還派軍隊強行驅遷島民,導致大批百姓流離失所。舟山的名稱真正在民間流行是“昌國縣”被廢以後。

 

到明崇禎後期,內災李自成造反,外患清軍人關。四面楚歌中,朱由檢上吊自縊。不少明末遺臣紛紛逃至舟山,以海作屏障繼續抗清。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個特殊的支撐點,就是個“義“字,“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伍子胥的故事流傳千年是一個孝字,愛家遠勝於國,歸根結底也就是個義。臣不二主可謂做官的義氣。去年還特地去南昌梅湖定山橋畔的青雲譜拜祭明末傑出畫家八大山人。作為明太祖的後代,耷不畏清廷利誘和脅迫,寧可出家為僧堅守晚節,最後死於貧困。據館內工作人員介紹,晚年的八大山人為吃條魚還必須當即為漁家畫一條以作交換。

 

舟山的居民也不喜歡留辮子,為此遭到清廷的嫉恨。1651年清軍攻占舟山,那些遺臣無一投降,以死抗爭。接着清兵開始屠城殺了近兩萬無辜平民。據傳說,當時的清兵受命屠城到天亮為止。殺到半夜滿城通紅髮光,竺家弄一帶的公雞都啼了起來。清兵聽雞叫以為天亮鳴金回營。舟山居民僥倖才沒被斬盡殺絕。此後,逢年過節唯獨雄雞不宰。

 

到了清康熙年,清廷害怕舟山人反抗,大舉驅遷當地居民,同時改舟山為定海。他們認為“舟”即船,是會動的物體,動了就不“穩定”。殺人總心虛,哪怕是地名也會讓人心驚肉跳。從此舟山有了第三個名稱,叫定海。意為“海定則波寧”,社會就能和諧和穩定了。地名能改,罪孽是難逃的。舟山人沒忘掉,我猜想這可能是上一輩人忌諱叫定海的緣故吧。

 

中國的文化這幾十年來已徹底脫胎換骨了。記憶變得短暫,忘記宗室和恩怨,萬事重利而薄義。有人一面指責喪盡天良的豆渣工程,抱怨醫療衛生和環保的投資短缺,對政府官員的腐敗怨聲載道,同時卻甘願冒酷熱,排長龍,為奧運,世博捧場,奴顏地為當局面子工程獻媚。這就是當今崇尚嗟來之食的文化和世風。

 

祖父古里是定海區的竺家弄,它位於市中心。與不少歐洲古城類似,定海古城的街道卵石,碎磚鋪面,狹窄而且縱橫交錯,大都稱為弄。民國初期定海有巷弄178條。弄巷通常以聚居的家族姓氏命名,如竺家弄,陶家弄等;也有以弄內或近鄰的廟宇和街鋪命名,如城隍廟弄,染店弄等。這些弄名往往與定海豐源的人文歷史交織在一起。定海曾經是漂亮並富有詩意的水鄉,因靠海,河道和溝渠交叉縱橫,橋跨河,石板串街,街沿河,再加上水質清洌,游魚隱隱而現。蘇州譽稱東方的威尼斯,然而定海也並不遜色。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8月),為與清帝國通商,英國歷史上首次派使團赴京城,這就是聞名的由外交家麥卡特尼(George Macartney)率領的麥卡特尼使團。因英使不願下跪而功虧一簣。據使團秘書斯湯頓(George Staunton)後來著述,他們曾途徑定海,深深地被水鄉的美色所陶醉,“除規模較小,卻能與威尼斯媲美”。據統計,威尼斯面積為8平方公里,有大小橋梁409座;當時的定海城區總面積為0.8平方公里,石木橋,外加便橋有100余座,從單位面積而言橋的數量不相上下。

 

隨着全國掀起“崛起風貌”,定海也獲得“再生”。與北京四合院的命運類同,富有特色的定海弄不是完全消失,就是殘缺不整。六叔再三叮囑,竺家弄就是倖免被拆,也已面目全非。要能找到它大致方位,有一參照,這就是定海的象徵,狀元橋。好似提起廊橋(Ponte Vecchio),就知道它是佛羅倫薩一景,定海人老幼皆知狀元橋。

 

狀元橋建於宋熙寧年間(公元1189年)比廊橋還早兩個世紀。當時縣令王阮為鼓勵讀書,集資新建狀元橋,橋上鐫有人從石上行,狀元此時生200多年以後,家住狀元橋邊的張信德果然為定海城中了第一個狀元。從此以後,狀元橋成了吉利的象徵,連新娘的花轎必定也要擇橋而過。

 

原址在橫塘弄與竺家弄口之間的狀元橋如今也難逃厄運,連同城內其他蘊含着定海千年文化變遷的27座古橋一樣被革了命,如今僅留下橋基。2年前我曾在羅馬的台伯河邊上看到一座廢棄的斷橋,猶如雜草堆中殘垣斷壁荒棄在那裡。據記載,這曾是羅馬最古老的石墩木結構橋(Ponte Emilio,建於公元前200年,後來雖經數次修復,最終無奈在1598年被完全廢棄。如今僅剩一個破爛橋拱,但因為是祖先的東西,羅馬人至今乃把它視為隗寶。怪者以不怪者為怪者,怪不得中國遊客覺得羅馬是破破爛爛的,不值一看。

 

3,至今還保留的羅馬古橋殘垣。文明並不等於是“喜新厭舊”

 

 

 

我曾與一位台灣資深教授討論過為何在歐州大陸,那裡的文明史並不漫長,它的古建築,古街道,古蹟和古文物保存如此完好,令人目不暇接。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遇到一個當地人,他半開玩笑地對我說,當年被逼離鄉背井的丹丁,500年後如果能復生回故里,不用嚮導乃可沿街串弄,熟門熟路地走到家門口。

 

而在中國大陸,“淵源五千年歷史”口不離曲地掛在嘴邊,然而為什麼老祖宗的東西幾乎蕩然無存,銷聲匿跡。每次回國總是掃興而歸,想看的歷史文物不是被毀,就是為騙取門票的三不像粗劣膺品。如柳宗元的孤墳1949以後被毀,如今重堆一個土墩墩,美稱衣冠墓;南昌八大山人的故居,青雲譜,是個有二千五百年歷史的道院,不但是南昌唯一,在全國也少見。八大山人曾在此隱居當道士長達20多年之久,青雲譜即聞名於世。然而青雲譜道院在毛皇帝登基後被關閉,老道們隨後也被趕出道庵。

 

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向我證實了一個更為令人匪夷所思的傳說。曾在網絡上看到這樣一個故事,紀念館有個館長在文革中,為了保存民族傳世隗寶,把八大山人的真跡藏進殯儀館,取而代之的全是他自己的臨摹。後來紅衛兵果然無知地把臨摹當作“四舊”而焚毀。據記載,毛皇帝曾在天安門廣場8次接見總數達1000萬紅衛兵,以表彰他們在全國範圍內鋪天蓋地地對中華文化的自虐。

 

在對待歷史,對待民族的文化,東西方的差異之所以南轅北轍,大相徑庭,宗教信仰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歐州,教堂都有千百年的歷史。走進教堂猶如邁入藝術博物館。各個時期的繪畫和雕塑保存如此完好,因為教堂是個禁區,神聖不可侵犯。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卻常被忽略的因素,那就是統治者的精神素質。

 

歐州傳統上是貴族政治,規模大的農民起義雖有幾起,但均發生在中世紀,如1358年法國的扎克雷(Jacquerie起義1381沃特·泰勒農民起Wat Tyler's Rebellion)。值得慶幸的,是這些農民起義沒有一次是成功的。貴族通常有完美的人文教養,尤其偏愛繪畫,音樂和古董。如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推動了文藝復興;而流傳至今,被世人所愛,上得大雅之堂的古典音樂和歌劇沒有皇室宮廷的推崇和扶植是絕無可能存在的。貴族不乏爭權奪利,殺戮異己,卻從未聽聞自毀文物和宗廟。

 

雖然中國人的奴性並不亞於其他民族,但農民起義卻是一種“特色”。自二千多年前大澤鄉陳勝,吳廣起義,連綿不斷直至數十年前。農民起義中不乏打下江山稱上萬歲爺的,如朱元璋,洪秀全和毛澤東。這些山寨王,雖處於不同的時代,卻有共通的特點:出身卑賤,與優雅的人文環境不着邊際,心理呈現病態,但他們卻匪氣十足,精計謀又極為兇殘,蔑視文人,憤恨前朝達官顯貴甚至世襲的文化與傳統,一旦登基就改國號,始新紀元,如明洪武,太平天國和新中國。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發展沒有延續性,視祖先文化當作瘟疫(或稱“四舊)進行自殘的重要原因。

 

相反,對尊重和敢於面對歷史的其他政體來說,更換國名或加上一個“新”字不但不可思議,反而會是一種羞辱。有誰聽說過類似“新意大利”,“新大不列顛”的囈語。不難明白,從社會底層,靠殺人放火坐上皇位的是沒有勇氣面對歷史的。隨便舉例,英國泰晤士報有225年的歷史,美國的紐約時報自1856年出版延續至今;就拿北非的摩洛哥來說,1956年獲得獨立,但依然容許自1905年創刊的法文報“Maroc-Soir”繼續存在。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卻沒有一份“舊中國”的報紙能存活的。如今幾乎所有國人都稱呼自己的祖國“新中國”,“解放後”,可見被洗腦到愚昧和可怕的地步!

 

定海曾有古城牆,我絕對沒有想觀賞它的奢望,據說早在50年代,與全國古城牆一樣被銷毀。祖父故居竹家弄也處於半毀的狀態。幸虧六叔的建議,雖狀元橋已不見蹤影,卻乃深刻在當地人的記憶中。在狀元橋的遺址附近,我終於找到了殘留的竹家弄。

 

竹家弄的原住戶已被遷出不少。剩下的,門牌號碼參差不齊,房屋破爛不堪,可能正在等待拆遷中。我打了一把剛從定海書店買的新傘,冒着瀝瀝細雨,迴蕩在幾乎沒有人影的,有點濘滑的石板路上,慢慢琢磨祖輩,父親的生息,多希望時間能倒流,或讓我搭上超光速的載體,見到他們的身影。

4,竺家弄已走到歷史的盡頭

 

 

5,類似四合院的定海舊居,攝於2004年,如今不知能有幸逃脫“崛起”的命運

 

 

 

不由自主地在一間灰暗的小屋前停了下來,它那好似老式的店鋪門開啟着,屋裡的一個方桌旁坐着一位老漢。定海於19396月淪陷後,祖父家赴重慶避難,可能再也沒回原籍。要知道祖父家的情況,哪怕是點點滴滴,也起碼要年過古稀的老鄰居。老人見了我,問清了原委就微笑地讓我進屋。據他的回憶,祖父故居算個大戶人家,但他為人慈愛毫無架子。這確實也是祖父留給我的唯一印象。老人慢慢抬起手來指了一下對面的三層磚房並說,這棟房就是在你祖父家的舊居拆了後再建的。

 

在告別老人前,當時雖沒想到要為這篇文章增添色彩,但我很想為他留張像,因為他的身影會讓我油然回想起自己的祖父。見他衣衫襤褸,家徒四壁,可能是子女外出謀生,就此孤身一人,怕他難堪,我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作罷。

 

據六叔回憶,祖父不到二十歲離開溫馨的家,只身前往漢口。他從最底層的夥計開始,到獨立經商,而後不惜巨額投資民族的文化事業。於此同時中華民族災難四起,八年抗戰後,祖父重返漢口,以圖重振家業。誰能料到農民起義的烽火正慢慢吞噬華夏大地,殃及所有良知尚存的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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