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父親和我的父親是堂兄弟，力是我遠房堂哥。

      大學畢業實習去北京，我第一次見到了力。他是78年上的大學，當時已被分配在北京的一所重點學院做教師。力1米70出頭，愛笑的方臉盤上架着副眼鏡，幽默健談。我們很聊得來。提前退休的堂伯母文弱多病，似乎連做飯這樣的家務事都難以勝任。清瘦的堂伯父剛剛六十歲，但牙卻全部掉光了，大概鑲的假牙特別不合適不舒服，他總是最後一個吃完飯。他不是在嚼飯，而是在“磨”飯，一口飯放進嘴裡，不知道要被磨多久，方能下咽。在我的眼裡，他像一個80歲的老頭。

      從北京實習回到省城，我和力開始通信。我們聊工作，談人生，更多的時候是說他和玲。玲是他的表妹，是他小姨的女兒。力比我大一歲，玲比我小一歲。兩年前的署假，玲到北京玩了一個多月，力經常伴陪在她的左右，一來二去，兩人竟相互有了好感。表兄妹結婚，這在以前是不足為奇的，可現在人們都不認同。他們的事遭到雙方父母及親友的極力反對。力苦惱過，徬徨過，最後退縮了。力和玲不再來往後，我收到了玲的一封信，指責力是一個自視過高、以自我為中心的人。顯然她對力非常失望。

      臨出國前，我又見到了力。他也在積極準備GRE，聯繫學校留學。

      火車開動了，力自信滿滿地揮着手對我說，再見，咱們美國見！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我第一個想到的是仍在北京的力，我知道他不參與政治，不會被捲入的。我寫信的目的只是想了解當時北京的事態局勢。回信是堂伯父寫的，萬萬沒料到，力出事了。六月三日晚上，力原本已洗完了澡上床休息了。11點半的時候，他又爬起來，跟父母說，去天安門廣場看看，然後就推着自行車出門了。他們家離天安門廣場只有三站路。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由於他身上沒有任何證件，家裡人三天后才在一家醫院的太平間找到了他……

      我至今還記得堂伯父信中的一句話：“北雁，如果他能早點出國就好了……”。

      如果他能早點來美國；如果他畢業後分配在外地工作；如果他和表妹玲能順利地結婚；如果那天晚上，家裡人能攔住他，不讓他出門……但是，人生沒有如果。

      我不知道堂伯父是怎麼寫完那封信的。一想起堂伯父，就會想起他坐在飯桌前，癟着嘴，費力地咀嚼着的樣子。更不敢想像瀛弱的堂伯母怎樣去承受那突如其來的喪子之痛，兩位心力交瘁的老人怎樣度過他們風燭殘年的餘生。

      一個無辜的、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倏然消失了。我的堂兄那年29 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