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島核電站的核泄露事故已經持續三個月了，目前仍看不到解決問題的準確的途徑。這場影響全世界的災難的起因雖是地震，但是它所暴露出的日本原子能發電在技術上和組織上的缺陷，卻可以說明這場災難中有很大的人為因素，特別是推進原子能發電計劃的資源能源廳和負責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核發電現場的東電形成了一個“原子能村”，沆瀣一氣，構成沒有任何監察功能的原子能推進體制，這也許是這次災難的最根本原因。

一、原子能發電“守衛者”的憤怒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的)原副事務局長、瑞士人的博爾諾·貝揚先生最近說，過去就指出過福島第一核電站的缺陷，但是他們完全沒有進行改進，他對此感到非常憤怒。

他說:在瑞士，與福島第一核電站同樣類型的Muhleberg 核電站採取從地下深處汲取地下水，或者在核電站附近設置貯水池等雙重的冷卻設備。預備電線也有很多條。收納原子爐的工房在開始時就安裝上了強韌的第二屋頂，還有防禦氫爆炸的Hydrogen re-combiners 設置，這是基本常識，而這樣基本的安全對策福島第一核電站完全沒有採用。

這些是只需要一點點錢就能做到事，不僅瑞士，其他國家也都採取了這樣的措施。

貝揚先生說∶我們2008年就對東電指出，福島核電站的海嘯對策不充分，可是東電仍然什麼都沒有做。(見swissinfo.ch)

另據《產經新聞》報道，早在2007年的IAEA會議上，就指出福島縣核電站的地震與海嘯受害預防措施不充分，而東電方面也做出了“強化自然災害對策”的保證。

但是，在東日本大震中，可以發現東電在設置供電線溝等基本的海嘯對策上都沒有採取任何措施。

而負責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對上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多次警告也都置若罔聞。

二、無視國際原子能機構有關“原子能村”的警告

5月下旬，國際原子能機構(IEIA)一行20人來到日本，對包括福島第一核電站在內的核設施進行了視察，並在視察後提出了報告書草案。值得關注的是，報告書草案指出∶日本政府擔任原子能安全的部門作為監督部門應該“保持監督部門的獨立性，使自己的作用清晰化”。指出了日本原子能行政結構的不合理性。

　在日本，負責監督原子能安全的安全保安院是經濟產業省的直屬局，推進原子能發電的組織和監督安全的組織沒有明確地相互獨立。這些組織和東京電力等電力各公司及核電站推進派的政治家、學者們形成專一個利益共享的“原子能村”。

從這次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事故中也可以看出，這個“原子能村”是一種互相包庇、互相掩蓋、有福同享、有難共逃的合謀體制。

東電從原通產省時代就開始接受該省的退休、退職人員再就業，有的人甚至擔任副社長。今年1月1日，經濟產業省原資源能源廳長官石田徹還就任東電顧問。

據日本共產黨眾議院議員鹽川鐵也的調查，東京電力的副社長席位成了監督官署經濟產業省退休、退職幹部的“指定席”。

　根據鹽川鐵也的調查，到目前為止經濟產業省退休、退職幹部到電力公司再就職者在東北電力、九州電力各6人；北海道電力、東京電力、北陸電力、關西電力各5人；沖繩電力4人；中部電力、中國電力、四國電力各3人。在10個電力公司共計45人，而這些電力公司都與核能源發電有關。

　　如經濟產業省官僚在關西電力再就職的升官圖如下:原通商產業省公益事業局長原井上保（顧問→董事→常務→副社長）；原資源能源廳長官柴田益男（顧問→專務→副社長；原中小企業廳長官長田英機（顧問→董事→常務→副社長）；原中小企業廳長官岩田滿泰（顧問→常務→副社長）；原經產省商務流通審議官迎陽一經（顧問→常務）。

　在45人裡面，現在還在電力公司在職的原經濟產業省官僚，除了前面提到的原資源能源廳長官石田徹任東電顧問、關西電力迎陽一經任常務以外，還有北海道電力的山田范保常務、北陸電力的荒井行雄常務、四國電力的中村進董事、沖繩電力的遠藤正利董事共6人。

在這種官商勾結的結構下，經濟產業省對核電力公司的安全監督必然會鬆懈而曖昧，因為東電這樣的電力企業並不願意在沒有利潤，只有成本的安全設施上投資，而作為利益共享的經濟產業省和一些核電站推進派的政治家，自然對東電言聽計從。

而這正是日本這次核危機在組織構造上的原因，東電之所以敢無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多次勸告和警告，就是因為政府中有後台，有靠山。

其實在早在2009年，國際原子能機構就對日本“原子能村”的體制提出了疑問，並促進其改善，但是同樣遭到日本政府的無視。

三、福島人的抗爭與失敗

能源產業歷來是福島的傳統產業，福島的磐城市一帶在安政年間(1854-1859)就發現常磐煤礦，商人們進行採掘作為煤焦油的原料和供應外國船隻的燃料送往江戶和神奈川。西南戰爭(1877)時，送往日本本州的九州煤炭斷絕，福島的常磐煤礦的地位陡然上升，而明治20年(1887)，從東京至濱通鐵路的開通，促進了濱通煤礦業的發展。磐城市常磐煤田設備的使用使煤產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東京地區使用的煤炭幾乎都是出自常磐煤田。產品對日本經濟的發展發揮了引導性的作用，直至被外國進口產品所取代。福島現在也是發電大縣，是擁有95座發電廠的日本最大發電縣，東京、埼玉、千葉、神奈川所需電力約1/3由福島負責供應。

福島第一核電站所在的雙葉町和大熊町，屬於太平洋沿岸的濱通地區，濱通地區的富岡町還有福島第二核電站。

為了促進地方經濟，1960年（昭和35年）11月29日，福島縣對東京電力表明提供雙葉郡土地為核能發電廠建廠；1961年（昭和36年）9月19日，大熊町議會議決通過促使核能發電廠建廠議案，1970年11月17日，核能發電1號機開始試運轉。

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福島核電站事故頻發，並加以隱瞞，引起福島人的不滿。

1989年1月6日，福島第二核電站3號機的零部件脫落事故被發現。該電站核反應堆冷卻水再循環泵內落入脫落的螺絲和墊圈，從1988年末就開始響起警報聲，共響了3次，而東京電力一直隱瞞事故事實，直到1989年1月6日，異常警報再次響起，才向縣福島縣政府報告。

當時的福島縣知事佐藤榮久佐激怒，對東電的隱蔽體制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2000年，有東電的職員進行內部告發，說東電長年隱瞞設備點檢紀錄，連支撐核反應堆爐心的重要零件的損傷都進行隱瞞，但是經濟產業省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沒有進入現場調查，只是把有內部告發的事情告訴東電，讓東電調查，但是東電後來回答說∶調查過了，沒有這樣一回事。直到2002年8月29日，原子力安全保安院才用電傳將此事通知福島縣。

佐藤榮久佐對政府在兩年之後才將如此重大的事情通知福島縣感到震怒，認為“國家和東電是一丘之貉”。他對將使用過的核燃料進行再處理的核燃料再生計劃提出異議和批判，他認為:推進這個計劃的資源能源廳和負責安全的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及核發電現場的東電形成了一個“原子能村”，沆瀣一氣，構成沒有任何監察功能的原子能推進體制，很難保證核發電的安全。

後來因為事故被發現，福島縣兩個核電站的17座反應堆停機檢點，到了2005年，佐藤榮久佐仍不准開機發電，由此他遭到日本某媒體的點名批判，不得不在2005年7月10日允許核電再發電。但是佐藤知事仍強烈要求國家和東電方面“確保包括事故信息在內的信息的透明性”、 “確保地方對與安全具有直接關係的原子能行政的權限”。

而在2006年10月23日，日本東京地方檢察院下令逮捕佐藤榮佐久，理由是他通過家族成員收受賄賂。

根據檢方的指控，從2004年開始，佐藤榮佐久利用其弟弟佐藤佑二開設的公司收賄，在一系列地方土地拍賣活動中通過內線交易的方式幫助行賄方水谷建設公司中標，已經構成瀆職罪。

2006年9月25日，佐藤佑二首先被捕，27日，佐藤榮佐久被迫辭職，2008年8月，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佐藤榮佐久有期徒刑3年、緩期執行5年；2009年10月，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佐藤有期徒刑2年、緩期執行4年。佐藤在判決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是檢察捏造的事件，有罪判決難以理解，將上訴。”

自從這位為地區安全鼓與呼的地方首長被判有罪後，對日本政府以及東電的原子能政策的批判也偃旗息鼓，一直到福島第一核電站的事故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