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起祖父到漢口的前三十年，正值滿清和民國交替的動盪年代，不禁讓我追溯起當時的風雲歷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第一個在我腦中浮起的就是大清封疆大吏，縱橫捭闔般的傳奇人物張之洞，1889年卸任兩廣總督，調湖廣總督後，直至1907年返回京城升任軍機大臣，近二十年來基本上一直坐鎮漢口。這段時間可謂中國近代史上政局波雲詭譎，也是擺脫舊制，採納新政迎合世界文明潮流最關鍵的時刻。尤其是在1894年的那場甲午戰爭中，裝備精良的北洋水師敗給日本後，清政府被迫簽署了辱國的“馬關條約”，宣告了歷經半個世紀的洋務運動的失敗。繼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後，滿清後期的主要洋務運動代表人物張之洞此刻一定心潮彭湃，感嘆不已。

我很喜歡≤哈珀≥雜誌，薄薄的一本，卻政治，經濟，詩歌，攝影和漫畫等藝術體裁的文章包羅萬象。≤哈珀≥還是美國本歷史最悠久的雜誌，創刊於1850年6月。在它長達160年之久的文獻庫中我查閱到了一篇署名Walter Edward Weyl（1873-1919）的文章。Weyl是畢業於伏頓商學院的經濟學家，曾考察了上海和漢口等地，並於1918年在≤哈珀≥的10月號上發表了題為The Chicago of China(漢口：中國的芝加哥)的報道。文中透露了從未被國人所聽聞的有關張之洞漢陽鐵廠的軼事。

張之洞是1884年中法戰爭的主戰派。戰爭結局雖無勝負，但因國力虛脫的清廷還是簽署了不平等的中法條約。有感於提升國力必須先發展工業，張之洞才積極投身于于洋務運動。當時他在廣州迫不及待地向英國引進整套最先進的煉鐵設備，據清朝海關的文件記載，由於煉鐵設備因礦質而異，英方要求提供鐵礦樣品。當時廣東根本沒有什麼鐵礦，哪來樣品？張總督臉一沉，對下屬說，少廢話，把廠子運來就是了。英方無奈，同意賣給中國一套僅合適常見鐵礦的煉鐵廠，但有言在先，因異質鐵礦而引起任何差錯，一概不負責。說來也太巧了，當英方發貨時，張之洞被調往漢口當湖廣總督，經過勘探那裡不僅有豐富而優質的鐵礦（大冶鐵礦），還發現了煤礦（萍鄉煤礦）。不久漢陽鐵廠建成投產，其規模在亞洲首屈一指。它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鋼鐵聯合企業八幡製鐵所還早七年。

如果張之洞在歷史上僅留下操辦漢陽鐵廠的一個痕跡，後人都會以為他個性急燥，處事魯莽。然而張之洞在政治上確是個十分負責和穩健的人物。甲午海戰的戰敗震驚全國，好似一帖清醒劑，使朝野有識之士產生一種極為強烈的切膚之感：新政不納，國將消亡。其中有兩位最關鍵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康有為，另一個就是張之洞。

張之洞和康有為都出身官宦世家，書香門第，不但受過精良和系統的教育，而且勤奮和聰慧過人。家父都曾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因此他們從小深知農民起義對國家社稷的破壞力，痛恨自下而上的暴民政治和殺戮。他們的政治觀念和文化背景都基於傳統的尊儒，所以在主張維新和西學的同時也強調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的勸學篇）；康有為的兩篇振聾發聵的巨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也主張以傳統儒家文化為本施展西學的藍圖。

我自中學時就信奉保守即革命的理念。知道自尊的民族，才能獲得真正的社會進步和世人的敬重。所謂社會制度和物質財富雖至關重要但更不外乎是種包裝和修飾。因此國家的進步直接關繫到國民素質的提高，這是個漫長的過程，絕無拔苗助長的可能。康有為和張之洞雖有共同的理想，但他們的訴求方式卻大相徑庭。張之洞注重教育，推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遣派留學生、編練新軍，建立高等學堂和工農職業學校；他同時大興工業，如冶金，軍工和紡織業等。難怪當時的武漢成了中國近代最重要的教育和工業發源地之一。張之洞苦心經營18年的武漢為辛亥革命帶來了天時地利與人和。

1895年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拉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不久維新派的學會，學堂和報館雨後春筍般的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到了1898年達300多個。有人說，如今的14億張嘴都被貼上封條的“共和國”，其政治文明還遠遠不及垂死的晚清帝國。此話千真萬確。

由於當時的帝師翁同龢的引薦，光緒於1898年的6月11日決定改變舊法，施行新政並將官銜僅六品的康有為提拔為總理衙門章京的四品大員。然而康有為乃一介書生，缺乏政治謀略和經驗，以為天子一聲號令，中國的復興,實現君主立憲的宏圖便指日可待了。在短短的103天（又稱百日維新）里敦促光緒頒發130多條詔書, 變法浪潮來勢兇猛，特別是其中一些行政變革的措施，如廢除朝廷閒差的條文，觸犯了保守的軍機處，即清廷中樞權力機關，使得本對變革持默許態度的西太后突然改弦易轍，軟禁光緒，追殺維新人士。

任何重大社會改革的前提乃取決於國情或民眾的訴求，過分超前必將適得其反。據說當戊戌變法六君子在1898年9月28日被推上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問斬時，吸引了幾乎是全城的市民，其中不乏逛廟會似地看熱鬧，更多的是破口大罵“亂臣賊子，書生狂徒，死有餘辜”，也有的已是口水滿面，迫不及待地等着嚼吞人血饅頭。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卻留下青史。它是近代中國第一次自上而下的貴族式社會變革，遺憾的也是最後一次。康有為雖一生積極推行維新和西學，卻由衷地信賴和讚美自己的文化乃“夫孔子之聖，惟天為大”。在與西方列強的互動中顯得軟弱無能的清廷並非表明中華古文明的衰亡，而是沒有傾注入新的生機讓其滋潤而發揚光大。曾有西方史學家興高采烈地把戊戌變法讚揚成第二次文藝復興的萌芽。然而隨後的一系列社會演變，特別是從五四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把早被西方所唾棄的共產主義揀來當作救國真理後，使這種願望徹底成了泡影。

圖1，康有為從未問世的真跡。 張勳復辟失敗後，康有為感慨地賦有一詩“圍城慘澹睹龍爭，蟬嘇聲中聽炮聲。諸帥射王敢傳檄，群僚賣友竟稱兵，晉陽興甲何名義？張柬無謀召喪傾。信義雲亡人道絕，龍祣收影涕沾纓”。後抄錄送給他的十大弟子之一，鄺壽民，外公的摯友和親家，即我姨夫的父親。

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的確發生了一件奇蹟，可謂“迴光返照”。那就是辛亥革命，因各派政治力量，如袁世凱和孫中山之間的妥協以及滿清的鐵杆保皇張勳的從中周旋，宣統皇帝雖被拉下馬，但乃能養尊處優，幽居故宮。這在中國的歷史上，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見的帝制到共和的不流血和平過渡。這才是中國人的驕傲，原因很簡單，辛亥革命沒有農工或暴民的破壞性參與，否則中南海將是一片火海。

當武昌起義時，孫中山漂泊異鄉已有十餘年。與被嚇破膽的黎元洪當臨時副總統一樣，孫中山成國父也有偶然性。孫中山出身貧苦農民家庭，自小崇拜洪秀全，後來為了對抗袁世凱，竟然和燒殺姦淫，無惡不作的土匪白狼（或稱豫匪）結盟為友。為此不難想象他崇尚暴力和渾身的嗜血腥味。他所組的黨猶如黑社會的幫派組織，對新黨員要求畫押宣誓效忠孫中山本人，可見孫中山難以控制的權欲。

1913年國民黨的總理人選宋仁教在上海火車站被暗殺。此案涉疑袁世凱的幕後策劃。孫中山不顧黨內以黃興為代表用法律的手段尋求政治解決，而是斷然使用武力和殺戮,這即是所謂二次革命或第一次北伐。在當時的民國，封建帝制才結束不久，百廢待興，議會政治有相當的難度，但已逐步納入正規。譬如此年3月3日袁世凱精心策劃的《編擬憲法草案委員會大綱案》輕而易舉地在參議院被占多數的國民黨所擊敗。

二次革命以失敗告終後，1921年5月5日孫中山在廣東另立一個中華民國政府，當上（偽）非常總統。儘管孫中山好話說盡，獻足殷勤，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列強根本不予承認。不顧蔡元培等二百餘知名人士通電請求孫中山停止暴力北伐，但他依然一意孤行。正當北伐緊鑼密鼓準備時，孫中山與陳炯明發生了衝突。陳炯明是個儒將，秀才出身，早期曾參與黃花崗起義，民國初期又主政廣東，為官清廉，深得民心。也是他在1920年底把孫中山從上海請回廣州當上了非常大總統。

陳炯明始終對孫中山的北伐不以為然，因為反對中央集權，主張更加適應國情和傳統的“聯省自治”，即美式聯邦制。孫中山把這視作叛逆，後來矛盾激化，他曾下令炮轟廣州，造成多名百姓傷亡。為此胡適感觸地說：“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睛，不惜倒行逆施以求達他的目的”。如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只知道陳炯明因背叛孫中山而被釘入恥辱柱上。難怪受過西方教育的蔣家後代連蔣介石的日記都交付給外國人保管，因為國共兩黨都是篡改歷史的高手。

陳炯明的反目使得孫中山失去了國內政治勢力中所有依靠，再加上西方的民主國家從未把孫中山當回事，要實現其政治野心，只能投向二十世紀，那個被裡根稱為邪惡帝國的蘇聯。廣東事變之後第7天，孫中山即迫不及待地與蘇俄政府全權代表達林聯繫，並轉告達林：“現在我深信，中國革命的唯一實際的真誠的朋友是蘇俄”《中國回憶錄（1921-1927）》。

1956年美國出版一本專著《China and Russia》，詳盡地講敘蘇聯如何利用孫中山直至全面赤化中國。蘇俄十月革命後不久，斯大林曾於1918年11月24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要忘記東方”的文章，闡明蘇共的使命是喚起東方的被壓迫人民，用革命的方式與帝國主義作鬥爭。但蘇維埃政府乃把赤化的重點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德國和匈牙利。一年以後這種企圖徹底失敗。不難解釋，共產主義猶如瘟疫，只有在病態的社會和缺乏免疫能力的民族中才會滋生和傳染。此時此刻蘇聯政府才理解斯大林的遠見,從而以對華的加拉罕宣言（Karakhan Declaration）為誘惑，先給中國一點小小的甜頭。

1920年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在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第四款中，重申“支持落後國家反對地主和封建殘餘勢力的農民運動，竭盡全力給農民運動包裝一個革命的名義，最終幫助農民和所有被剝削的階級建立起蘇維埃。”孫中山的山窮水盡正好給蘇俄帶來千載難逢的契機。源源不斷的盧布，槍炮，彈藥和富有實際經驗的蘇共軍事和政工人員來到中國為孫中山所用。同族間自相殘殺的第三次北伐就此打響。

政治本身是一種妥協，尤其是在處置黨派矛盾中更應採用理性，和平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後，中國本應開創一個嶄新的政治局面，暴力取代一切的做法徹底毀滅了合法和理性的政黨政治。孫中山雖然沒有直接捲入農民革命，但他對往後的毛皇帝的農民暴動必須承擔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如果美國人以人品，氣度和對國家的貢獻選華盛頓為國父，那麼中國人“國父”的標準也實在太cheap了，或許我們希望像數千年前的金字塔一樣，為他造個宏偉的陵墓（中山陵）把華盛頓比下去。

知書達禮，反之不知書不達禮.農工永遠是啟蒙，熱情關切和扶助的對象。他們一旦捲入“革命”立即成了殺人放火的暴民和炮灰。農民造反就算成功，得益的也絕非是他們，充其量只是換了個“主”重新騎在他們頭上。1949年的那場農民暴力革命就是活生生的教訓。為何處於社會底層的農工總是容易被既無物質資源又缺政治資本的政治流氓用來實現其政治野心，原因就在於絕大多數讀書人卑劣的人格。他們歷來是權勢者的附庸，在統治者面前，鮮有為弱勢群體代言和吶喊的胸襟。2008年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長僅提出查明“豆渣工程”的元兇如此起碼的訴求，就立即有御用文人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含淚相勸”，難道他不知道如今的“人民公僕”已把整個國家的便宜都占盡了！如歷史上靠殺人起家的皇朝一樣，當今獨裁者視錢財權勢，既得利益高於一切，工農的利用價值已盡，一旦中國大地上再升起一個“紅太陽”或“大救星”什麼的，當年的“革命依靠對象將是他們的掘墓人。可憐的中國又將開始新的一輪惡性循環。

撰寫祖父的畢生經歷，好比是看一部已知收場的電影，心情自始至終是壓抑的。要是祖父有先見之明，早知1949年後中國將發生人倫，是非和傳統道德的顛倒，他就應該捲起鋪蓋一走了之。可惜歷史沒法倒流。

自從祖父的“揚子百貨”開業後，因善於經營，儘管不斷添子加丁，家庭負擔加重，日子乃屬小康而且也頗有結餘。祖父並非滿足現狀，心裡卻盤算着下一步的投資。1924年他用了三萬餘兩銀元的積蓄，在處於漢口租界黃金段的洞庭街買了一塊地，打算建“揚子百貨”的分店。但不久取消此念。

一個多世紀前漢口百姓的文化娛樂方式雖不屑一顧，但因開埠也開始急劇轉型，戲劇或曲藝從豪門，達貴望族的私人會堂開始進入茶園走向民間。1912年，漢口出現了第一個正規的劇場，從此，茶園或茶樓小規模的戲場逐步消失。舞台上的傳統戲雖有內容，但大都粗俗，戲班子的背景也不乏是目不識丁的逃荒農民。開放的社會無疑需要一種高雅兼有藝術和教育意義的現代化娛樂形式，這就是電影。

電影傳入中國約在清末，因電影放映機在慈禧太后70壽辰慶典上發生爆炸事故，而被朝廷視作不祥之物遭禁。民國後1912年漢口法商在租界建造了第一個電影院，以後二十年中又有近10家相繼落成，但大都是外資或從外商手中轉讓的。由於電影娛樂兼有商品和精神兩重價值，再加上消費層面廣，利潤豐厚。祖父是個很精明的商人，決定在洞庭街購置的那塊地改作投資經營電影之用。

1930祖父委託明巽建築公司承包建造電影院。明巽建築公司是武漢第一家具有近代意義的華人營造廠，原名是明錩裕營造廠，是祖父的同鄉（浙江定海人）周昆裕於1898年創辦。武漢不少有名的建築工程，如英美煙草公司，武昌震寰紗廠和漢口西商跑馬場等工程均有該公司承建。祖父共投資八萬銀元（想當今天的人民幣近千萬），其中包括土建費，1100個座椅，水暖設備以及一對當時最先進的美國電器工程（Western Electric ）製造的Simplex 35毫米放映機。電影院於1931年2月正式竣工，取名“上海大戲院”。六叔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也興奮不已。建院時六叔才5歲，還是個調皮的頑童，整天工地上玩耍，看着這玩意一磚一瓦地拔地而起。

圖2. 1931年7月，開張半年不到的上海大戲院遭漢口歷史上最大水災所淹的情景。

前排右起第三是我二伯伯。

圖3，上海大戲院建成後，父親也湊熱鬧在戲院門口留念。

經營電影院似乎簡單，實際上比想象的要複雜得多。上海大戲院屬頭輪影院，在漢口的地位相當於上海的大光明電影院。祖父雖不熟悉電影業務，特請上海的東海大戲院的老闆陳潤楚當顧問，

自己任經理，管理戲院的日常事務。上海大戲院是當時漢口僅有的三家專放進口影片的影院，因觀眾受教育的層次比較高，祖父特別注重服務態度和清潔衛生。據記載，僅領票和清潔工就達21人之多。由於電影院周末照常營業，祖父一年發放14月的工資以彌補假期上班。員工平均月薪是30銀元，相當今天的人民幣約3千元。

祖父採用的放映機是在漢口最好的，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維修的開支很高，一旦機器發生故障，非請駐上海的美國工程師不可，除了每天20銀元的修理費外，還要負責車馬費，飲食起居全包。為確保技術壟斷，修理時影院任何職工還必須迴避。

除了這些開銷，祖父還必須應酬國民黨的軍棍，黨棍以及地方上的惡勢力。1933年9月的一天，漢口警備司令部有兩個軍官前來逞凶，欲不買票看電影而與檢票發生衝突。第二天司令部派兵封戲院並當場逮捕20多名職工。祖父被敲3000多銀元，結果還是撈個減輕處置：影院停業一星期，兩個售票員各吃一個月官司，事情才算平息。為此祖父不得不聘請柴海樓作後台老板，以調停此類糾紛。柴海樓的公開身份是漢口房地產業公會理事長兼中山區區民代表會主席。不過到了1949年，祖父才知道國民黨時期的惡勢力與共產黨相比，簡直是無痛也不癢！

儘管電影院的日常開銷很大，以及各種意料不到的困難，由於祖父善於經營，頗受美國影片公司的信賴，上海大戲院不必通過片商的中介可直接向7家好萊塢電影公司（除米高梅外）拿片源。為適應中國觀眾，祖父願出重金聘請第一流的翻譯。由於片源足，放映設備出類拔萃，再加上座位舒適，中文翻譯字語漂亮易懂，不久上海大戲院在同行業中獨占鰲頭。

當時在漢口的進口影片每年約有300多部。選片很有風險，一旦冷場，戲院就要賠本。我二伯伯把關選片。二伯可謂是博覽群書，早就聽父親說起他的文學和英語程度是全家最棒的。二伯去世後有一本特大的精裝韋伯（Webster Dictionary）英文大字典留給了我們。在當時，除了大型圖書館，很少能見到體積如此大的英文大字典。我一直把它視若珍寶。如有同學來訪，我就會在他們面前炫耀一番。1966年被一群來抄家的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當作四舊毀了。字典僅是一本工具書，依然躲不過共產黨的“光芒”。為此我難過了好久。

當我查看上海大戲院1931年放映記錄時，驚訝地發現“風流寡婦”（Die lustige Witwe）竟然是當時的熱放劇目之一。此刻從心底里佩服二伯的鑑賞力。出生於匈牙利的澳大利作曲家弗朗茲·雷哈爾(Franz Lehar 1870-1948),一生寫了三十多部歌劇，其中最輝煌的就是“風流寡婦”。故事發生在歐洲小國Pontevedro駐巴黎的使館內，伯爵丹尼洛與漂亮而放蕩女僕漢娜破鏡重圓的同時，又使財政頻於破產的小公國得到一大批財富。這是一個典型的輕歌劇。

作為歌劇組曲家，雷哈爾的名望遠不如大師級的瓦格納，威爾第，甚至還排名在羅西尼和多尼采蒂的後面。當我坐在電視機前看瓦格納的由四部歌劇組成的長達16個小時的“尼伯龍根的指環”時，仿佛是在聆聽一代宗師的布道，感到興奮，恍惚，甚至神經過敏，擔心疏忽內涵宗教，哲學和神話寓言的每個音符，每句唱詞。然而“風流寡婦” 題材輕鬆，劇情中有點陰謀，男女間也有一些行為越軌或節外生枝，但毫不出格，再加上旋律優美，芭蕾舞姿動人，場面艷麗，確實是給人們帶來了歡樂，可謂是老少皆宜，雅俗共賞的現代音樂劇的濫觴。難怪用哲學來寫交響樂的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也對“風流寡婦”贊口不絕。我收藏了兩個版本的DVD,一個是由1988年澳大利亞歌劇院Sutherland主演，另一個則是由舊金山歌劇院演出的2010年新版藍光DVD。毫無疑問，藍光技術使得“風流寡婦”娛樂價值達到一個新的里程碑。

“風流寡婦”於1905年首演，就獲得了破紀錄的成功。成千上萬次地在全世界各個角落，以各種語言上演。它的“Song of Vilja”讓人如痴如醉，其主題圓舞曲的華麗程度也絕不亞於施特勞斯的作品。20年以後，即1926年底歌劇 “風流寡婦” 被移植到電影，而且還是無聲的，可見此劇的魅力。上海大戲院也趕上時髦，儘管當時中國還沒有演出歌劇的水準，但二伯還是讓漢口人與世人一起飽享眼福。電影“風流寡婦”也深受歡迎，1952年，1962年又被重拍兩次。

圖4，1926年無聲電影“風流寡婦”的廣告

漢口民國時建造的電影院如今僅剩兩家還在啟用，上海大戲院就是其一，因為它的建築出於中國最著名的建築家之一盧鏞標之手。祖父不懂建築，卻具慧眼，請了盧鏞標設計上海大戲院。盧鏞標是中國Art Deco建築風格的代表人物。Art Deco是上世紀二十年代起源於巴黎的一種建築設計藝術流派，被當時翻譯成裝飾藝術風格。它是以對稱的線條，極強的包容性，靈活的裝飾和超越時空的藝術感染力很快在全世界流行，從而取代了同樣是起源法國的Art Nouveau的建築風格。

在漢口（或全國範圍內）最有代表性的Art Deco建築，同樣是盧鏞標的傑作，即四明銀行漢口分行大樓（現被列為武漢重點保護的文化歷史遺產之一）。四明銀行是寧波人出資的民營商業銀行，建於1908年9月11日。上海大戲院和四明銀行大樓的建造幾乎是同步，祖父因與盧鏞標的業務交涉中結識了一位永久的摯友，他當時是四明銀行的雇員，後來成為國貨銀行總裁。祖父的新交決定了我今天的存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