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新交的摯友也是寧波人，而且是正宗的（原籍寧波市）,姓張名竹嶼。他與祖父的背景雷同，年輕時出遠門在錢莊當學徒。然而張先生與祖父的個性全然不同，可能是處世環境不同，在加上見多識廣，了解政壇風雲人物。其中有一人叫鄺壽民，他是康有為   的十大弟子之一。

 

戊戌變法失敗前4天，光緒皇帝遣軍機章京林旭送“衣帶詔”給康有為，囑“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驅使，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趕快逃命，以圖今後。不久康有為流亡加拿大創立了“維新會“或“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總部設立在香港。不久世界各地凡有華人僑居之地均有保皇會的成員，可謂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群眾性華僑愛國團體。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吸引了不少保皇會的會員，再加上投資的接連受挫，保皇會開始走下坡路。1913年康有為回到故土仍舊堅持他的君主立憲，繼續反對孫中山，曾於1917年支持辮子將軍張勳復辟，失敗後又徒勞地轉向直系軍閥吳佩孚求。1927年壯志未酬的康有剛過70壽辰突然死於食物中毒。此時的康有為已去了戊戌變法時的光澤，同被國共兩黨視作封建遺朽。

 

1935年在康有為的弟子錢定安的籌劃下，洋洋20萬字共10大部的“大同書”在中華書局出版（該書甲、乙二部曾於1913年在《不忍》雜誌發表，其餘的僅局限於在他的弟子間傳閱和討論）。大同書的問世讓世人瞠目結舌，如不是白紙黑字著名康有為，還誤以為是中文版“共產主義宣言”。康有為在書中猛烈批評資本主義的弊端，提倡民主主義的平等精神和社會主義。

 

據說後來當了皇帝的毛澤東也頗受《大同書》的影響，癥結是邁向大同的手段。“他（康有為）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中國的土地上談起民主，自由，不用說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以及今天的憤青，五毛或民運份子，連乳臭未乾的孩子也會耍這層嘴皮子！

 

1904年6月康有為遊歷英國時， 曾推心置腹地向商務大臣請教中國變法的問題，大臣語重心長的一番感嘆給康有的為心靈衝擊很大。他說，“各國有各國的教化、風俗和歷史傳統，決不能照搬他國的政治。我們英國的政治體制是千百年來自然積累形成的，不是效仿得來，而且也絕不可能通過效仿而來。病症各異，一種藥方是不能包治百病的。”

 

西方各國通常把康有為看作大清國皇帝的私人代表給予外交規格很高的隆重接待。他到過的歐美國家比孫中山（即使滯留過的歐美國家為數稀少，除了混在社會底層，我沒發現任何文獻記載孫中山與西方政要的接觸），蔣介石和毛澤東加起來的總和還多出一倍。無疑康有為對西方富有切身的體驗，他之所以主張君主立憲，反對革命絕非出自是“閉塞的封建遺老”的立場，而是深信，這是治療病態中國社會最合適的處方。康有為認為社會進步必須是和平的，有序漸進的，中國的國情根本不容許革命。革命者利用西方理論煽動民眾，進而把中國引向更深的災難【戊戌救國論】。當他訪問法國，實地體驗法國革命的教訓後在【法國大革命記】中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125萬人死於法國革命，要是中國急於革命的話，1億條生命將丟失，革命不是中國該走的路”。

 

在中國煽動革命的人無非是兩類，不是對中國國情和國民素質的無知，就是別有用心。國共同是赤俄的一對孿生胎。兩黨為了爭權奪利不惜打內戰犧牲上千萬同胞。有人為世博會和北奧會唱讚歌，流鼻涕，掉熱淚，我只想問他們一句話，“你是否願意你的家人或自己成為這些死無葬身之地的炮灰的一份子。

 

康有為是個聖人，有先見之明。在滿清時，中國雖留辮子，看上去粗陋，但還是有起碼的良知。正如康有為所料，1949年的（那場農民)革命把中國引入了一場災難。安息在地下的康有為與小女兒的墓被毛皇帝的“要武嘛”搗毀，大師的屍骨被綁在木棒上，遊街示眾。他的下巴骨在喧鬧中掉在地被任意踩踏。中國文明從來沒被（以革命名義的）共產黨如此糟蹋過。達爾文的進化論雖有科學依據，至今乃有爭論，但自1921年來，中國共產黨摧殘人性，把人性幾乎退化貽盡卻毋庸置疑。

 

聖人孔子有弟子三千，康有為也有弟子近千人。不過晚年康有為事業沉淪，不少弟子變得消沉，有的乾脆一走了之；但也有不偏不倚追隨恩師，始終患難與共的。鄺壽民就是其中之一。

 

鄺壽民是廣東人，據保皇會的《敬告各埠同志書》中稱他為“素封”（筆者註： 無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 “自戊戌以來，力任會事（筆者注，即管理財務），萬恐千驚，憂疑無數，始終擔荷，舍家忘身”。因為他在香港開有店鋪，故總會在港事務多由其負責，“凡同志應接往來，迎送招待，買物辦事，零碎重疊，以百埠及局內人辦事之付託，其繁夥不可思議，壽民一一理之”；“數年以來，港無會所，皆以壽民之店為之。”

 

作為康有為的得力助手,早在戊戌變法前，鄺壽民就發起≤香港戒鴉片煙分會≥。戊戌政變後，康有為亡命海外，港澳成為重要活動基地，鄺壽民還曾組織指揮在內地展開的勤王運動。我在洛杉磯的大阿姨家見識到許多康有為的真跡，可見康有為和鄺壽民之間已超越師生之間情意。我從姨夫的為人仿佛也看到了他父親的身影。大阿姨曾說，戊戌政變時，如鄺壽民北京，也要被砍頭的。鄺壽民歿於一次意外，年僅40歲。據親友猜測可能是政敵的暗殺，但無確鑿證據。

 

圖1 1957年，外公從香港寄給祖父的70歲生日照片

 

 

圖2，外公的次女（大阿姨）與鄺壽民之子結成良緣

 

張竹嶼的另一個親家，是馬君輔。與鄺壽民的保皇政見絕然不同，馬君輔僑居夏威夷時同情孫中山發起的同盟會，並給同盟會捐過款，是個革命救國分子。我雖從沒遇見過馬君輔（1932年去世），但年幼時就熟知馬君輔的遺孀，馬家阿娘（我們全家都這樣稱呼她）。馬老太太子女成行，除了一個低能，弱智的外孫女作陪，無一承歡於她的膝下。每逢過年過節父母總要就帶我去問候她老人家。馬君輔一家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我從未見到過像馬老太太如此慈祥，寬厚，言語細聲細氣的老人，她那雙充滿愛的眼眸，半世紀後，乃歷歷在目。記得文革時，像紅頭蒼蠅般的毛皇帝的“紅小兵” 接二連三地騷擾她家，翻箱倒櫃，隨心所欲。聽說家裡的被褥等基本日用品都為男女混居，髒亂不堪的“紅衛兵”司令部所“借用”。然而90高齡，以慈悲為懷的孤獨老太太，竟沒有對這些“蒼蠅”紅過一次臉。

 

張竹嶼育有5個子女，其長女正好與陳松林的四兒子年齡匹配，認識後戀愛，不久在父母促成下結成良緣。當然張竹嶼，陳松林就成了我的外公和祖父，令我自豪。原因是他們一生清白，絕非靠害人，掠富立業，實可謂素封式的人物。這也是我要講他們人生故事的初衷。然而，在中國不乏殺人犯自傳和追憶錄。

 

我藏有一本吳法憲回憶錄。他在吹噓自己的功勞和清白的同時，對權力傾軋中的身陷囹圄耿耿於懷，然而全書從頭到尾，沒有流露出片言隻語，懺悔自己對百姓的殺戮之罪。在該書第4頁有如此一段話, “打完“AB”團後，我們村就開始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村裡的兩個惡霸地主李祖千，李祖碑抓起來，召開全村大會進行鬥爭，當場把他們兩個殺了。接着，就分田地，我家分到了八畝地和一座茶山。”這不光是搶劫，還是殺人！

 

無獨有偶，在共產黨的祠堂里不難找到被稱作“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的牌位，上面刻着項英的名字，一個貨真價值的殺人犯。項英有個結髮妻子，叫張亮。1935年張亮在贛粵交界地區被捕，3年後，經多方營救，她才逃離國民黨監獄。只因望夫心切，長途跋涉，歷盡艱辛，張亮終於回到了項英身旁。當時曾流傳張亮被捕後叛變，項英當眾，槍斃了自己孩子的親母。共產黨的黨性能把人變態到禽獸不如。不出所料，張亮後來被平反，這就是好一個共產黨經常誇口的“自己糾正錯誤的能力”。雖然項英早死了，這個隨意殺妻的罪犯依然可以通過他的紅下一代來為自己唱讚歌。

 

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同樣是食五穀的另一種文化吧!今年6月初CNN採訪了一位當時參加諾曼底登陸的美軍老兵。他的一段話使我感嘆萬分。他說，“登陸的當天，在德軍的陣地上，迎面見到一個德國老兵正舉槍瞄準，我條件反射似的扣動了扳機，他應聲而倒。戰爭雖結束了67年，但那個德國士兵的臉始終沒有在我的記憶中消失掉，這個噩夢纏繞了我的一生。”今年的諾曼底紀活動上，這個美國老兵將與當年的納粹空軍飛行員相聚一堂。當記者問起他，與曾在從空中廝殺過盟軍士兵的德國飛行員會面後，這種內疚的心情是否會減輕。老兵凝持了一下回答說“不知道”。

 

如今在媒體上，回憶共產黨“偉業”的東西多如牛毛。不光是共產黨的“孝子賢孫”們繼續為他們血淋淋的父輩們樹碑立傳。令人哭笑不得是，那些曾是槍下鬼的後輩們還讀得津津有味。嗚呼，不知要等多久，文明和慈愛的光芒才能照到這些人的心頭!

 

圖3 外公的長女，閨秀淑女時的家母，嫁給了祖父的四兒子

 

父母結婚時，開業雖不久，上海大戲院已很有氣色了。原因之一是上海大戲院對影片的選擇，大都是藝術和拍攝質量均優的，以愛情為題材，內容健康的喜劇片，娛樂性強，但老少宜益。據文獻，如1929年發行的派拉蒙影業公司大片“The Love Parade”（璇宮艷史）以及抗戰勝利後，能與音樂之聲媲美的米高梅1944年製作的“Bathing Beautiy”(出水芙蓉)，每部放映率都超過了200多場次，觀眾數達20余萬人次。原因之二，要歸咎於觀眾的文化素質，精神面貌和家庭教養。無法想象當年的漢口人會墮落到自願地觀看如“建國大業”和“建黨偉業”等這一類羞辱觀眾良知的洗腦片。

 

上海大戲院的淨利潤大約是每年6千到1萬銀元，如此豐碩的業績一直維持到武漢淪陷。自中日1937年月7日正式開戰後，國民黨的軍隊可說是屢戰屢敗。1938年的6月，蔣介石不顧民眾的生命和鮮血，炸毀黃河花園口堤壩，企圖阻止日軍侵占中原，結果給敵人帶來的傷亡僅1000多，相反，被淹死和餓死的鄉村百姓達89萬，棄家逃命的也有390萬之眾。對待生命的態度，蔣介石和毛皇帝如出一轍，這就是中國的悲哀。4個月以後，漢口的上空飄起了的太陽旗。

 

蔣介石雖也抗日，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也是事實。1936年12月初他親自前往西安督戰，準備以張學良30萬的東北軍一舉殲滅共軍。在江西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狼狽向西北逃串。接着僅剩殘兵萬人的毛澤東又與當時率精兵八萬的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經歷了一場損兵4萬的內鬥，最後才氣急敗壞地走進延安。我去過西安，曾跟人開玩笑地說，蔣介石的坦克兵早上在西安用餐，晚上就可在延安的窯洞裡打鋪睡覺了。面對10倍於己的國軍，毛澤東哪怕有三頭六臂也只能再作一次“長征”。

 

就在這個毛澤東性命交關的時刻，張學良和楊虎城送來一份大禮：即西安事變。當然贏家僅一人所為，這就是毛澤東。事變為他今後當皇上帶來不可多得的緩衝，早是中共黨員的楊虎城及其全家命殤重慶戴公祠，糊塗的張學良被囚禁終身並被落得個千古罪人的罵名，蔣介石依然帶着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帽子，在孤島淒度餘生。當然西安事變的最終導火線是日本人的侵略，這也日本人一直被毛皇帝感恩載德的原因。

 

據武漢中共的檔案記載，武漢淪陷的前夕，即10月14日所有電影院被政府勒令關門，祖父立即將全部放映機拆卸由大伯負責遷往重慶。房產以200美元委託費掛上美國某企業的旗幟後，自己帶領一部分家眷搭乘最後一班長江輪逃離漢口，去定海避難。

 

幾十年來在漢口的成功，陳松林在定海已成了家喻戶曉的名人。百善以孝為先，小姑曾告訴我，祖父還是當地有名的孝子，雖早年出門在外，成家立業在漢口也近40年，但期間經常攜子帶女回故里竹家弄看望我的曾祖母。故我二姐也出生在定海。

 

安定的生活不到一年，即次年的6月23日定海淪陷。日本人占領定海後即推行綏靖政策（現在的語言就是“和諧”與“不折騰”）。侵略軍希望當地的知名人士出來“維穩”，為此祖父就被“請喝茶”，勸其在敵偽政府內任職，兼管商業和財政。祖父從不關心政治，更無意當漢奸，他寧可連夜攜帶家眷，搭乘漁民小帆船在日本海上巡邏艇的眼皮底下倉促逃出定海，再從寧波繞道去上海。據當時在場的小姑告訴我，即使70多年以後，一旦想起這趟冒險，仍然心驚肉跳。此時上海已在日本人的鐵蹄下，祖父不得不化名為陳叔元，在父親的照應下隱居到抗戰勝利後，重返漢口。

 

上海大戲院在敵偽時期的漢口是如何被日本人或漢奸糟蹋，我查盡了公開的資料，依然沒有蛛絲馬跡。陳家除了三伯當時在漢口管理祖父的“長江百貨店”，其他人員都分散在各地。可惜三叔早已過世，無可問津。

 

國難當頭時羞於保護百姓的國民政府，撈錢和搜刮民脂民膏卻從不遲疑。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接收大員在日本占領區“五子登科”，即搶金子、銀子、房子、車子、女子。例如，手中的法幣以200倍的比率兌換偽幣，以圖掏空日占區百姓的積蓄，來肥自己的口袋；對於汪偽政權或漢奸經營的資產（當時稱“逆產”），一旦證據確鑿，全部充公，以肥私囊。當時上海大戲院被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部接管，同年8月，由幫會人物李青山承租恢復營業。實因無“逆產”之嫌，1946年祖父又委託柴海樓出面，被迫出資4000元從李青山手中接收過來，繼續營業。

 

儘管抗戰勝利不久，內戰的烽火重新燃起，漢口乃是寧靜的。祖父十分珍惜這種機遇，上海大戲院再次煥發生氣，幾乎是場場爆滿，營業盈餘始終保持在影院歷史上的最高點。祖父意想不到的是，比日本人破壞性更大的農民造反席捲去國，1949年5月16日國民黨再次潰逃，迎來中國文明史上絕無先例的不知廉恥的紅色皇朝。

 

因孫中山的血腥氣，才有蔣介石作為貼身保鏢於6月29日登上永豐艦至8月15日離粵返滬登陸。這40多天bedding with孫中山才使蔣介石有幸成為“獨夫民賊”。如果有100個手指，排一下早期追隨孫中山的一群頗有理念，素質的人物，如果不發生“永豐艦”事件，那麼無論如何也輪不到原本是流氓的蔣介石當接班人。這註定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最終失敗。

 

不可否認，蔣介石也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悲劇性人物。不少中外學者把蔣介石的失敗歸咎其政府的腐敗，這種見解非常片面，是對中國現狀的一知半解。以我之見，蔣丟失大陸是放棄蘇俄的支持而投向美國的懷抱。從蔣的政治素養而言，是不可能在中國選擇民主憲政之路，卻陰差陽錯地與其價值觀絕然不同的西方民主國家為伍，這不光束搏了政府剿共的手腳，還等於是在自己脖子套上了繩索。

 

美國在援助蔣介石時附加了不少對任何獨裁者都是致命的條件。美國陸軍，西點軍校出身的四星上將史迪威 （Joseph Stilwell）被羅斯福和馬歇爾將軍委派到中國，一方面主管在華“平等租借交換”，其次是主帥（中國，緬甸和印度戰場）抗戰，併兼任頗有實權的國軍總參謀長。由於史迪威將軍的個性直率，缺乏靈活性，與英國人和蔣介石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與英方主要是軍事上的，然而與蔣的衝突卻在於意識形態上面的。

 

出於無奈，蔣介石還必須違心地允許對他有偏見的美國官員和記者在中國任意東竄西逛，如埃德加 斯諾，安娜路易絲 斯特朗等親共記者跑到延安為毛澤東在全世界作政治宣傳。據漢學家史景遷（Johnathan Spence）一書【中國世紀】所述, 眼光狡猾詭詐的史迪威和他的助手多恩(Frank Dorn)陸軍准將就是屬於這類美國官員。他們以西方的價值觀，強烈不滿政府處置平民的橫蠻態度以及軍隊中的醫療條件；更無法容忍不計其數的傷員因軍醫和護士的無能而死亡，更可恨的是，有的傷員竟給5元而趕出醫院自尋出路，其中有的應感染而死在回原籍的路上。

 

白求恩也是因不滿他在武漢前線所見到的，而投奔共產黨。我參觀過奧斯威辛集中營，曾納悶為何西方世界對令人發紫的納粹暴行一無所知。確實國際紅十字會觀察員也視察過納粹的集中營，但看到的儘是漂亮的環境，猶太人的笑容和囚犯組成的樂團的音樂表演。還有1972年尼克松訪問的上海，幾乎是一個空城，小孩都關在家裡或學校不准出來。蔣介石雖是個獨裁者，可能永遠也學不會這些納粹和共產黨的特色“本領”!

 

史迪威曾建議羅斯福同時武裝共產黨，壓蔣介石對共產黨作出更多的讓步，否則美國應該停止軍援作為報復。蔣介石無奈作出強烈的反應，表示寧可去西藏打游擊，也不能接受這種威脅。最後還是羅斯福作出讓步，於1944年10月18日召回史迪威，其中國的職務由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 將軍取代。

 

蔣介石雖贏了這一招，卻輸掉了美國的輿論。數天以後（10月31日）美國知識界中最有影響的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其資深撰稿人阿特金森（Justin Brooks Atkinson）的文章，稱蔣介石為“軍閥”，國民黨政府是“垂死的反民主當局”，同時卻讚揚共產黨的對日軍事游擊戰術和軍事勝利，並稱頌5年後將在北京登基的毛澤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民主主義者”。阿特金森死於1984年，他肯定知道中國幾千萬農民在1960年代初因毛澤東而被活活餓死，不知感受如何？

 

蔣介石可謂腹背受敵。這裡還必須提一下美國陸軍的“迪克西使團”（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或稱Dixie Mission）。“迪克西使團”長期駐紮延安（1944年7月22日至1947年3月11日）旨在建立美軍與共軍之間的聯繫。延安的毛式共產黨讓使團成員“大開眼界”被他們的清教徒式的浪漫精神所感動得熱淚盈眶。使團成員之一塞維斯（John S. Service ）在他的報告中對中共領導的個人素質，真摯和領導層的團結印象深刻，相信共產黨比國民黨更能引導中國走向民主化。塞維斯也長壽，於1999年去世。不知他的感想又是如何，20年不到，這些(團結，素質不凡的)領導人彼此內訌打鬥，爭風吃醋，坐牢的，跳樓的，自殺的，幾乎沒有一個下場光彩.

 

小時候我有個忘年之交，他是我小學同學的父親。他喜歡文史，手不釋卷，個性秉直，豪爽。他曾任國民黨軍統文職軍官，多次負責國軍高級軍事會議的會務，見多識廣。我常津津有味地聽他評說內戰，記得凡提起美國人，他總是鄒眉和搖頭。民主體制決定了美國對它的盟友遠不如蘇俄那麼忠誠。塞維斯和迪克西使團的另一個成員戴維斯（John P.Davies）因有通（中）共嫌疑，曾遭到美國國會參議院（麥肯錫）的調查。我當然不相信這類指控。這純粹是出於兩人的幼稚和對中國文化的全然無知，以致為共產黨所迷惑和利用。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無奈放下對準共產黨的槍口，給延安一個求之不得的喘息機會。毛澤東開始規劃長遠的藍圖，奪取中國和登上皇位。當時的延安聚集了來自各地，背景複雜的人，他們大都是懷有壯志的愛國青年。毛必須在他們間豎立絕對的權威，第一步就是統一思想“系統性創地造新人”【Creating the “New Man” : From Enlightenment Ideals to Socialist Realiti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這就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原委。這種摧殘人性的方法，用生物學的詞彙，即人的（思想）克隆化。據統計有1萬人因無法接受這種洗腦而被處死【US Joint Publication research service. (1979). China Report: Political, Sociolog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餘下的就真的成了“新人”，猶如“癌細胞”（癌細胞就是一種繁殖快速的細胞克隆）逐步擴散到全國，吞噬病態中國社會僅存的一些健康成份。

 

內戰打響後，國民黨的軍隊節節敗退。1947年紐約時報詳盡報道了228事件，即2至3萬台灣人被國民黨屠殺的特大新聞，徹底在世界輿論面前摧毀了蔣介石政府。

 

面臨政局的變化，外公和祖父作出了相反的個人決定。我外公是個生意人，卻懂政治。得益於清醒的頭腦，他在1949年前作出了去留的正確舉措。他教育孩子也有一套，他們不僅自立成才，而且善惡分明。大舅從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曾為宋子良的秘書。但他厭惡不健康的官場應酬，1948年得到外公的首肯前往美國深造。大舅坐郵船抵達紐約，下榻希爾頓酒店。他風趣地告訴我，當時的高級旅館，僅8美元一晚。大舅的學的專業是紡織，希望有朝一日為改善國人的穿着作貢獻。聽說1949年毛皇帝登基後，他毅然放棄紡織專業，改學電子材料科學。他不久取得了工程博士學位，曾在IBM任高級工程師，多次獲得公司嘉獎。今天的大舅90多高齡，依然健在。要是他當年頭腦發熱，自投羅網，後果則不堪設想。

 

我大阿姨也極有個性，曾是個熱血沸騰的愛國青年。她曾在家裡隱藏和保護八路軍傷員，傳奇性的是在奔赴延安的前夕，突然改變主意，徹底拋棄了共產黨，這使我想起了1949年後，張愛玲從香港因夏衍的誘惑，回到黨的懷抱，但自從親眼目睹了特意為“進步作家”安排的，位於上海近郊的一個土改場面，就此看透了共產黨，再也沒回大陸。

 

圖4.外公的子女，自左：大阿姨，小阿姨，母親，大舅和小舅。攝於1948年大舅赴美攻讀博士

    啟程之前，這也是他們兄妹的最後一張合影。

 

外公從沒瞧得起共產黨。因工作上的關係，他雖與宋子良等國民黨上層人物有較頻繁的交往，也不看好國民黨。1948年他離開上海時，選擇的是香港，而非台灣。1967年外公飛加州硅谷看望兒子（大舅），有一天上午突然中風，大舅正上班，鄰居的老太趕來為外公作對口人工呼吸，但已無回生之力。不久外公的棺木被運往香港入土為安。

 

我祖父只會手持佛珠，口念阿彌陀佛，深信做善事，兢兢業業，老老實實，即使不賺錢，遇災也能逢凶化吉。這是他遭遇流氓，土匪和日本鬼子所積累的經驗。然而常識，天理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毫無作用。

 

1949年當解放軍四野逼近武漢三鎮時，國民黨軍隊早已逃得無影無蹤。實際上當時的武漢已有中共地下黨所控制。據說武漢的淪陷不費一槍一炮，是共產黨裡應外合的結果。蔣介石這個中國近代的獨裁者當得也實在冤枉，哪怕在他自己的管轄區里，也被中共任意宰割！

 

蔣介石該謙虛地學一下毛皇帝是如何獨裁的吧。剛拿下武漢，共產黨連氣也來不及喘，就迫不及待地力圖控制所有的輿論和娛樂陣地。沒不久，幾乎所有的武漢電影院都被中共收繳，除了上海大戲院。據六叔（當時他已大學畢業）說，武漢市文化局派了工作隊前來找茬，因為祖父一貫為人正派，政治和財務上無可挑剔，為此工作組一無所獲，灰溜溜地撤走。

 

圖5.我從沒見到過聖約翰大學的畢業證書。在最後一次與六叔見面時，84高齡的六叔像個小孩似的，興高采烈地把他的畢業文憑當寶一樣show給我看。因文憑卷了幾十年，在他的幫助下才勉強翻拍了下來。

 

接着武漢市文化局又派了4人（印象深刻，其中一人，二十多年後還被六叔認出來），也兩手空空無功而歸。此刻的武共開始氣急敗壞，下了軍令狀，從湖北農村調來一批，整人，殺人經驗特別豐富的土改工作隊。他們來了個毒招，誣陷上海大戲院是“敵產”必須充公，同時把大伯和我堂哥關人大牢。謊言和暴力是毛皇帝的看家本領，60年代國家主席也被戴上“叛徒，內奸和工賊”的帽子。然而謊稱上海大戲院為“敵產”卻更可恥，因為祖父僅是個跟誰都沒利益衝突的生意人。

 

祖父當然予以反駁。如果凡被日本人搶占的企業是敵產，照此推理的話，那么半個多中國都應是敵產。土改隊馬上把臉一沉說，不是“敵產”，那麼把地契交出來驗證。他們以為祖父購地近30年，地契早已不知去向。沒想到，細心的祖父把地契保存完好，第二天就把憑證呈了上去。這一來，泥腿子惱羞成怒，地契算啥，建築藍圖才是關鍵，並對祖父發出最後通牒，一星期內，不交出藍圖，上海大戲院立即沒收，還必須罰繳1945年來所有的淨利。

 

上海大戲院建築藍圖是中國著名的建築家之一盧鏞標之作，祖父當然珍藏建築藍圖，此乃囊中取物。據六叔回憶，祖父手捧上海大戲院的建築藍圖，進入了漫長的，嘔心的沉思。不難猜想，他留戀着幾十年來一磚一瓦堆砌起來的這份家業。又想到了數十年來的風風雨雨：滿清時的腐敗，辛亥革命時武昌的槍聲，軍閥時的混亂和民國期間地痞流氓的欺負，亡國奴的痛苦。所有這些(病態社會中的陰暗，戰亂的不穩定和侵略者的兇殘) 祖父都煎熬過來了。

 

圖6. 1998年，我重返祖父創建的上海大戲院（現已改名武漢中原電影院，新址為江岸區漢口洞庭街76號）。 拍完照想去吃武昌魚，在出租車上突然想起，早上因急於尋找祖父家業，忘了要一份招待所的信息，匆匆出門。幾個小時後要上飛機，只能放棄到嘴邊的口福。那位司機實在偉大，就憑我對招待所周圍環境的模糊描述，儘管兜了好幾個圈子，結果還是替我找到了旅館，趕上了飛機，安時出席了大學同學為我準備的聚會。

 

 

但祖父無論如何也沒有勇氣再去面對共產黨的幹部，但他憐憫這些似“人”但實際上是，全然被共產黨編制好程序的工具。古稀的祖父決定放棄抗爭。他知到拿建築藍圖去和共產黨說理，不僅是徒然，還難保被關押的兒子和孫子性命。1952年上海大戲院被共產黨“和諧”了，灌注祖父心血達40多年之久的“長江百貨商店”也作為罰款被抵押。毛皇帝為什麼說槍桿子出政權，原來，有了槍，祖父一輩子價值數千萬元的心血，他們化了不到幾天的功夫就到手了。如今共產黨的高官怕別人也來這一招，又匆匆公布了物權法。

 

不久祖父頭也不回，永久離開了傷心的漢口。不過祖父心知肚明，自己的遭遇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帶來的腥風血雨中的滄海一粟。這不是他一個人的遭殃，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劫難。

 

如今在大陸有些文章和書籍記載陳松林的事業，均用正面的語氣來描述他在1950年前的作為。然而對上海大戲院和長江百貨商店的最終結局卻隻字不提。這些作者大都能接觸到武漢中共的檔案，他們雖然沒有膽量張揚事情的真相，可能是尚存良知的發現，也沒有惡劣到用當年中共武漢文化局的謊言來羞辱我祖父的名聲。

 

據統計，光土改時共產黨曾殺人數百萬（“解放”後的頭8年，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被殺戮的同胞遠超過8年抗戰時死於日本人屠刀下的中國人的總數）。土改實際上是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對人性摧殘的開始。當時殺一個人只要土改工作隊隊長點個頭，接着就鼓勵農民分搶或挪用地主的財物。農民開始是猶豫，彷徨，後來是心不跳，臉不紅，分得越多越舒暢。

 

我有個老師輩份（大學老師的同學）的朋友，農民出身。有一次聊起土改，他深為感觸地說，家裡有一張紅木八仙桌，是她母親永世解脫不了的一個心病。我問何故，原來這張紅木八仙桌就是屬於經常接濟她家的那個地主。縱觀共產黨當政的60年以來，中國沒有一個階層不受其害，但也沒有一個階層是清白的。

 

前一段時間讀到一個1989年在美國使館裡躲起來的“民主精英”的文章。他曾是WGZ黨的一員。 文章聲稱“中國共產黨過去用打江山推翻國民黨王朝，當時好像還有點符合民意.....尤其自文革起,而六四在當局用坦克對付學生之後，共產黨才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我不禁要問，共產黨自1921年的那天起，何時是合法的？他的這段話顯然是在迴避他自己50年代頗得共產黨寵愛時的所作所為，似乎只有當他落魄時共產黨才失去合法性。我能理解他那種威爾第歌劇【弄臣】中的主人翁，利哥萊托的心態！這種心態也是90年來，儘管作惡多端，共產黨旗下的門庭永不冷落的原因。

 

圖7, 祖父常去的國際禮拜堂，位於家附近的衡山路上。上海國際禮拜堂於1925年竣工，與全國千千萬萬個教堂和宗教廟宇一樣，“解放”後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堂里的管風琴、洗禮池、銅十字架等宗教等設備都毀於一旦。（轉載自Google圖片）

 

祖父回到上海後不久，他的兒子（我的五叔）被拘押而在公安局裡結束自己的生命，曾因上海大戲院被抓的堂哥，在三反五反期間，突然平白無故地在半夜裡遭到一群（當時還屬領導階級的）工人的闖門，被嚇成瘋子。祖父在我父母的勸說下皈依基督，他的心總算在耶穌那裡找到了寄託和安寧。1956年的一個早晨，突然腦溢血，告別了他生不逢時的人生。父親得消息匆忙趕到醫院，乃沒見上最後一面。回到家，父親在信箱裡發現祖父去世前即刻給他的家書.（全文完）

 

後記：“與人斗其樂無窮”的紅色革命黨人殺活人不眨眼，挖掘百姓的祖墳也特別從容（不過毛皇帝卻嫉恨國民黨挖了他家祖墳，1950年他傳旨，於是在長沙的奴才以挖毛家祖墳罪將當時參與的兩人處以極刑）。祖父在世時家業被毀，然而他在萬國公墓的墳冢也還是避不了赤禍。我外婆自幼裹腳，怕打擾，足不出戶一輩子，去世後為讓她睡得紮實，特地用了一個進口銅質靈柩，安葬在上海長安公墓，結果連墳帶屍骨都被毀得影跡無蹤，這是心態正常的民族所無法理解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哪怕納粹，布爾什維克，也絕不會像中共那樣連普通百姓的屍骨都“愛不釋手”。作為一份孝心，六叔把祖母和祖父的一些遺物集合在一起，重新買了塊地，蓋了個衣冠墓。小姑，七叔也特地從京城趕來，祭拜祖父的新“居”並一塊合了影。故事也該告一個段落了。我希望祖父的遭遇給失去記憶的人一束電脈衝，重新獲得文明人不可缺少的尊嚴之一：記憶。

 

去年12月，我去微州，順便爬了黃山，回上海的當天，立即再向六叔辭行，並一起共進了午餐。回美後還不到一個月，二姐打電話告訴我六叔因下（公交）車時朝天摔了一跤，不幸搶救無效離世，享年84歲。當今中國乃毛歌紅唱，群魔亂舞，90年來深被中共“光芒”照耀的百姓，依然只有不盡的受害的義務，沒有點滴呻吟的權力。此時此刻，祖父遭遇的真相，也是積壓在六叔心裡多年的心事，我已全部向世人訴說了，六叔，你可放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