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中國女警察親口告訴我的一個故事。

　　這個女警察的中學班主任老師，丈夫公派去了英國留學，她獨自住在北京崇文區的一個筒子樓里。所謂筒子樓，即不是單元房，每戶人家沒有自己的廚房，或數家合用廚房，或就在走道里安爐灶做飯。一九八九年“XXX事件”後的那個星期，戒嚴部隊在北京城裡四處搜查逮捕暴亂分子。這天晚上，班主任女老師在走道里做晚飯，她用炒鏟扒拉着菜鍋，忽然感到背後有悉悉嗦嗦的什麼聲音。她回頭，猛地幾乎撞到一個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大兵的胸口!

　　她魂飛魄散，鍋鏟掉在地上。

　　“你姓什麼?”手持衝鋒鎗的大兵高聲喝道。

　　“我，我”，女老師語無倫次，渾身發顫，“我不記得… …我姓什麼了… …!”

　　大兵不耐煩了：“你這是四十六樓三號嗎?!”

　　“四十六樓?”女老師好像在問自己，“不… …不是，這是四十七樓。” 大兵聽了拔腿扭頭就走。

　　她此時明白戒嚴部隊抓人走錯了樓號，稍稍恢復了神志，對着大兵的背影，她喃喃道：“我，我想起來了，我姓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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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使我想起前蘇聯的一個政治笑話。

　　在斯大林時代。一個同志問：“什麼是你最幸福的時刻?”另一個同志答：“當我在家裡吃晚飯時，有人敲門。我打開門，來人問：這是米哈伊諾夫的住所嗎?我回答：不，米哈伊諾夫住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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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政治笑話，一個真實的故事，多麼相似的悲劇，發生在三十年代的蘇聯和八十年代的中國。

　　(二零零九年二月三日凌晨於劍橋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