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華裔作家哈金終於被中國熱烈歡迎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04日16:26:1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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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作家閻連科說：哈金《南京安魂曲》是寫給那些懂得愛和渴求愛的人，而不是寫給那些渴求故事傳奇的讀者們。這證明技巧、技術和語言的花哨，並不一定比一顆質樸的心靈更重要。正是如此，在讀者和文壇都慎言“偉大”之時，我也才敢於冒險地把“偉大”一詞，敬獻給哈金《南京安魂曲》
◆高伐林 自從美國華裔作家哈金1999年以英文長篇小說《等待》榮獲美國文壇的最高獎——國家圖書獎（台灣翻譯成“國家書卷獎”）之後，每一本新著出來，都會在文壇內外引起一陣漣漪，唯獨中國大陸波瀾不驚，鴉雀無聲。正因為如此，這一次哈金的新著《南京安魂曲》竟然在大陸文壇內外引起了相當大的響動，倒真是令我吃驚不小。  《南京安魂曲》，(美)哈金著，季思聰譯，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以前我曾經說過，本名金雪飛的哈金是美國文壇的“獲獎專業戶”。這位1956年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的作家，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役五年。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1984年獲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次年赴美留學，在布蘭戴斯大學獲博士學位後，任教於艾默里大學，現任教于波士頓大學。 哈金在美國以英文寫作，20年來已出版三本詩集、四本短篇小說集、一本文學評論集，六部長篇小說：《池塘里》、《等待》、《瘋狂》、《戰廢品》、《自由生活》和《南京安魂曲》。光是這個數量，或許還不足以讓人們印象深刻——我見過不少人才思敏捷，下筆萬言，立馬可待。但是我卻知道，哈金是以“苦行僧”著稱的，他的《自由生活》，近40萬字，他改了30多遍，我在他家裡的書房裡親眼看見：《自由生活》一稿又一稿的草稿、改稿，整整齊齊，從地面摞到書桌那麼高的兩摞；而《南京安魂曲》雖然字數少一點，17萬字，他寫了四年，改了40多遍……當然，拜現代科技之賜，現在都是電腦打字，而不是手寫或打字機；但是這種勞動量，還是讓我印象深刻！ 哈金不是一個才華橫溢型的作家，但是他下的苦功夫、笨功夫，驗證了中國一句俗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也驗證了外國一句名言：“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1％的靈感。”十多年來，他除了獲得過美國文學最高獎——國家圖書獎，還榮獲美國筆會／海明威獎、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和歐亨利短篇小說獎、洛杉磯時報獎，兩度獲得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其它相對來說重要性稍遜的獎項，就更多了（例如亞裔美國文學獎等）；迄今唯獨還沒有拿到手的是普利策獎，但也進入過該獎的決選。對了，他的長篇小說《戰廢品》還曾入選《紐約時報》2004年“十部好書”。 不能不提的是，哈金還是歌劇《秦始皇》的作者，這部歌劇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上演多場，觀眾看法不一，影響也不算太大，對作品中體現的主旨，許多人，包括我在內，也並不認同。但是該劇由譚盾作曲、張藝謀導演、多明戈飾秦始皇……都是一時之選。哈金後來含蓄地表示過，這不是他擅長的領域，作為一部歌劇，腳本撰稿人也不是頭等重要的人物。 雖然哈金的母語就是中文，但他一直用英文寫作，由別人翻譯成中文（只有一本短篇小說集《落地》，他自己是譯者之一）。為什麼如此，許多人有疑問，也有很多媒體就此詢問過他本人，我在2008年對他的專訪中，也曾經問過這個問題。他做過解釋。這裡我就不再多羅嗦。 哈金翻譯成中文的作品，主要由台灣的時報文化出版公司買下版權，一一出版。每次出版，在海外中文文學界都引起不小的反響，例如，《戰廢品》和《自由生活》，都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04年和2008年全球十大中文好書；香港國際書展和台北國際書展，都以邀請到哈金為榮——去年元月，我去參觀台北國際書展，親眼見到哈金在書展上演講和在台大附近的書店簽名售書的盛況。 哈金的中文讀者的反映，分歧相當大。我有不少愛看書但不寫書的朋友，就直言不諱地告訴我，不是很喜歡讀哈金的小說，主要是覺得平淡，沉悶，瑣碎。奇怪的是，倒是文學同行們，對哈金十分推崇。著名作家余華說過：“哈金的小說就像一座推土機，一點不玩花巧，就那麼吭哧吭哧地往下寫啊，現在的作家沒有誰下這麼紮實的功夫了……”這次余華在哈金的《南京安魂曲》中文版尚未出版時，就拿到譯稿先睹為快，高度評價，到處推薦，為之寫序；中國著名作家閻連科，也熱情撰文大表讚賞；上個月我見到中國著名女作家徐小斌，也對我十分讚許哈金的《等待》——她唯一讀到的就是《等待》。中國大陸唯一出版了的哈金作品，就是這本《等待》，2002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等待》在大陸出版之後，評論界無聲無息。一般讀者，根本沒有聽說過、更不熟悉這個名字，也不知道這本獲美國國家圖書獎作品的份量。而中國忽悠者如此之多，也讓上當受騙過多次的國人，對這獎那獎的宣傳保持戒備，不敢輕信。 哈金新的長篇在台灣出版之後，也陸續有少量傳到國內，有人很是興奮，張羅着要在國內出版，但都無疾而終。記得有個據說曾策劃製作了若干本暢銷書的北京小伙子，讀到《戰廢品》之後，十分激動，得知我跟哈金有點交往，便央我去求哈金授權。哈金告訴我，他本人並不擁有這部書的中文版權，必須找中文版權的持有人接洽。經過一番周折，這件事也終於沒有成功。 可想而知，在《等待》出版九年以來，中國官方文學界對哈金與他的其它所有作品一直不理不睬之後，今年《南京安魂曲》得到的待遇，是多麼不同尋常了！ 《南京安魂曲》與以前哈金作品都是先出英文版，然後翻譯，數月甚至一年後出中文版不同。這次，是中文版（簡體字版）與英文版同步於2011年10月出版，在此之前，上海的大型叢刊《收穫》（長篇專號·秋冬卷），全文發表了這部作品；隨後台灣也出版了繁體字版。
從哈金1999年獲得美國最重要的文學大獎到現在已經12年，為何多年來報以冷遇？我百思莫解；為何今年一反往常？我也十分詫異。不管怎樣，我為哈金高興，為中國大陸的讀者高興，為中國文壇高興。對他的書，想必評論界和讀者仍然會有各種褒貶，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這太正常不過。而多年來人們所疑心、所擔心的對哈金的“封殺”，終於被證明不存在，這就值得歡迎！ 下面，我摘錄作家、評論家對哈金《南京安魂曲》的部分評論。  《南京安魂曲》英文版於2011年10月出版
《南京安魂曲》：一段民族的心靈摧殘史 書評人：張光茫，《重慶晨報》 南京大屠殺永遠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傷痛。美籍華裔作家哈金創作的小說《南京安魂曲》，以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的視角，敘述南京大屠殺以及大屠殺之後的故事。小說不僅書寫了南京大屠殺那段歷史，還將筆觸一直延續到審判戰爭罪犯階段，展示戰爭的創傷和對人類心靈的摧殘。 與其他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文學、影視作品相比，《南京安魂曲》對血腥殺戮的場面描寫非常少，重點表達出人類面臨災難時，複雜的人性的廝殺與個體命運的無助。 《南京安魂曲》描述了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作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導主任，懷着巨大的勇氣與捨身精神，堅守校園，建立了當時在南京屈指可數的國際安全區之一，為上萬名的婦女、兒童在那個地獄時刻提供了可以暫時棲身的庇護之所。而她自己卻在難民營解散後，遭到不公待遇，患上憂鬱症，離開人世……侵華日軍的戰爭暴行，恐怖的日日夜夜，人性的怯懦和黑洞，夾雜在親情與民族大義之間的掙扎，得以真實而全景地再現。 在那個殘酷的歲月里，明妮·魏特琳給予難民的絕非是自上而下的施捨，更多的是支持她們精神上的自尊自強，以及在難民營供給嚴重不足和人們情緒創傷時，主持的公平、正義、善良和樂觀。然而，在這本書中，明妮·魏特琳並非我們以往看到的那個勇敢無畏的聖母形象，也有着自己的痛苦情結和精神磨難。在面對各種利益糾葛與整個南京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孤身斡旋，懷着悲天憫人的情懷極力將國際安全區維持運轉下去時，明妮·魏特琳，一個血肉之軀所能承載的人之常情與在生死面前的極限。 哈金有雙重作家身份，一是華人作家，二是英文作家。他獲得過美國文壇多個重量級獎項，兩度獲美國作家協會福克納小說獎。美國人看哈金，稱他口音沉重，文字卻淺顯易懂，充滿神韻。哈金的寫作，總是在華人移民社會與中國現實歷史兩端遊盪。哈金寫中國、寫華人，但正如學者王德威對他的評價，“他從來沒有寫一個小說只是為了賣中國傳統文化、東方主義”。 我們的安魂曲——讀哈金長篇新作 作家：余華，《南京安魂曲》序言 我只用一個夜晚就讀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個夜晚還有白天才能減弱這部作品帶給我的傷痛。 我想，哈金在寫作《南京安魂曲》時，可能一直沉溺在記憶的隱隱作痛里。他的敘述是如此的平靜，平靜得讓人沒有注意到敘述的存在，可是帶給讀者的閱讀衝擊卻是如此強烈。我相信這些強烈的衝擊將會在時間的長河裡逐漸風平浪靜，讀者在此後的歲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時，就會與作者一起感受記憶的隱隱作痛。 這正是哈金想要表達的，讓我們面對歷史的創傷，在追思和慰靈的小路上無聲地行走。在這個意義上說，哈金寫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寫下了我們共同的安魂曲。 ………… 我拿到這部書稿時，《南京安魂曲》的書名直截了當地告訴我：這是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別人啃不動的題材了。雖然我已經熟悉他的寫作，雖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說里已經領略了他駕馭宏大題材的能力，我仍然滿懷敬意。 ………… 要將如此宏大而又慘烈的悲劇敘述出來，是一次艱巨的寫作。而且對於文學來說，光有宏大場景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敘述出這樣的場景里那些個體的紛繁複雜。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龐雜無序的事件和人物里，為我們開闢出了一條清晰的敘述之路，同時又寫出了悲劇面前的眾生萬象和複雜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紀錄片般的真實感，觸目驚心的場景和苦難中的人生紛至沓來。哈金的敘述也像紀錄片的鏡頭一樣誠實可靠，這是他一貫的風格。他的寫作從來不會藉助花哨的形式來掩飾什麼，他的寫作常常樸實得不像是寫作，所以他的作品總是具有特別的力量。 金陵女子學院是哈金敘述的重點。一所美國人辦的學校，在南京被日軍攻陷之後成為難民救濟所。成千上萬的婦女兒童和少數成年男子在這裡開始了噩夢般的經歷，日軍在南京城的強姦殺戮也在這裡展開，而中國難民之間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衝突也同時展開。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總是在單純里展現出複雜。《南京安魂曲》有着慘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溫暖感人的細節；有友愛、信任和正義之舉，也有自私、中傷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劇面前，人性的光輝和人性的醜陋都在不斷放大，有時候會在同一個人身上放大。 ………… 把“偉大”獻給《南京安魂曲》 作家：閻連科 無論哈金身在哪兒，我都是把他視為一個很有素養的中國人——一個深懂“人”與“愛”的中國作家。因為在他幾乎全部的創作中，無論用何種的語言書寫，那文學脈管中流淌漫浸的都是中國經驗、中國文化殷紅燙熱的血漿。 用兩天時間讀完他的最新作品《南京安魂曲》，合上書頁之後，中午我沒有吃飯，因為他那巨大的創作還原能力，讓我無法擺脫小說中的人物、事件和戰時南京女子金陵學院中悲愴、凌亂的場景和畫面。 ………… 那些大街小巷中走來走去、隨時隨意強姦中國女人的日本軍人的腳步所帶起的塵灰和中國的老人、孩子、婦女，為了活着的哭求與蒼冷黃瘦的面容，在哈金的筆下，被還原、轉化為上世紀中國最黑暗時期的一幽溫暖的光明和光天化日之下人性最為暗黑的深不見底的魔洞。 “掛在樹上的人頭”、“橫在路邊的死屍”、和“走在城郊路上被踢出來的砍斷的人腿和手臂”，這樣森森的事件和情節，哈金都沒有以其控訴之筆去書寫和渲染，而是在他平靜、樸實和充滿着文學暖意的敘述中，力求做到還原至“本來”，不讓自己激盪的內心在他的敘述中走進走出，言說論議。 “還原”成為《南京安魂曲》中的文學要旨與藝術高求，乃至於當時南京街道上的樹、小店中的菜和人物穿戴的衣物與鞋子，都帶着文化歷史的印跡在這部小說中從容地布排和展開。 “一個日本鬼子把我的銅頂針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為那是個戒指什麼的。那個笨蛋，差點兒把我的手指頭弄斷了！” 在無數可怕、恐怖的場景中，又處處自然遍布着這樣的穿插和描寫，宛若寒冬中一棵巨大蒼冷的枯樹上，無處不有的在風中掛擺的秩序而零碎的枯枝。 南京大屠殺如此宏大的題材，在《南京安魂曲》中變得舒緩、細碎而有節奏，那對“本來”的還原，也因此如同連凡·高也使用的“點畫”技巧一樣，一點一滴的集結起來，恢復了那段歷史的塵封之卷。 ………… 這也就再一次證明了當“還原”成為藝術的境界時，“還原”就有着無可比擬的力量和真實。再一次證明，從某種角度去說，文學的一切都是“還原”時，哈金罕見的筆力、功力和文學造詣力。 《南京安魂曲》如果僅僅停留在“還原”上，那麼，這部作品就不會有今天博大的魂靈和文學精神的深邃內核。也許是哈金的命運和身份註定了他的寫作一以貫之的對人和人性不斷的苛求與探索，從而透過凡常而人性的視鏡去傳遞暖意和博愛的神聖與偉大。 在《南京安魂曲》中，小說的故事顯得淺淡平實，就是有跌宕起伏之處(如敘述者安玲和丈夫耀平及成為日軍醫務人員的兒子浩文一家人的生死糾葛)，也被作家有意簡化為一種戰時的必然與日常，擺脫了長篇小說對故事戲劇化的慣常依賴，從而使作家可以專注於人物和博愛思想的寫作與傳遞——這是《南京安魂曲》和哈金寫作中的超常和不凡。 而且，這種作家對人和人物的愛、對人物那種因宗教而必然的對人和人類的博愛，在小說中成為最為寒冷的人世的一爐火光，最為黑暗世界中的一點光明。 明妮·魏特林，這位金陵女子學院的負責人、“我”、貝拉和書中大大小小、有名無名的中國人，外籍人，他們都遵循着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原則，那就是人在寒冷中彼此有暖，在黑暗中彼此有光。 這樣一種深刻、簡樸的關於人性與愛的信條，成為了小說故事背後、深處的一條巨大的河流，平緩地流淌。 而且，關於世人和人世暖意、人世悲憫的博愛思想，作家又是那樣地放下自己一個傳遞者的姿態，永遠地記住自己只是“寫作者”，而非“傳播者”。 ………… 正是這樣對自己寫作地位的明確，作家也才可以把握和寫出籌建金陵女子學院的美國人貝拉在金陵女子學院住滿了婦女、兒童和少數男性中國敗退的軍人時，她才可以說出：“我最擔心的是，安全區里假如有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兒遭到強姦，而殺了一個日本兵，整個中立區就會遭到血洗。那樣，我們的救濟工作就全部泡湯了。” ………… 一方面，是博愛的巨大，另一方面，是愛的局限；一方面是宗教的光明與神聖，另一方面是凡人塵世在世俗中的黑暗與人性的弱點。這樣局限中的矛盾、光明中的黑暗和寒冷中人性爐火的映照，成為《南京安魂曲》悲憫、博愛思想靠岸的碼頭，從而讓小說中“感謝上帝，這裡還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殺日本兵”這樣令人揪心、悲痛的描述。 也正是這樣的描述，才使得《南京安魂曲》擺脫了故事傳奇的束縛，而成為了一部有着巨大的悲情、博愛和超越着故事、歷史、事件、人物的文學意義。 《南京安魂曲》是寫給那些懂得愛和渴求愛的人，而不是寫給那些渴求故事傳奇的讀者們。 這是證明着作家的靈魂有多麼溫暖的作品，同時，也在證明着，在邁向偉大的寫作中，技巧、技術和語言的花哨，並不一定比一顆質樸的心靈更重要。 也正是如此，在讀者和文壇都慎言“偉大”之時，我也才敢於並冒險地把“偉大”一詞，敬獻給哈金的《南京安魂曲》。 她們的聲音久久地響起：評哈金《南京安魂曲》 作家：東西，《北京晚報》 哈金被譽為“美國歷史上公認最傑出的華裔作家”，他1999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十年間，哈金更是獲獎不斷，幾乎拿遍美國大大小小的文學獎項。 …… 小說的重點不在正面描寫明妮跟日軍的衝突，顯然，哈金也不想用這個衝突來製造一根曲線，以吸引讀者。他呈現給讀者的是兩條線索：一條是日軍的極惡，另一條是明妮的極善。這兩條線不時觸碰，然後又迅速分開。雖然兩條線分多聚少，但是善與惡的較量卻一刻也沒有消停。這是兩股原來各自存在的力量，明妮的善早就紮根在她的身體裡了，有沒有戰爭善都在那裡呆着。日軍的惡，原本也呆在他們的身體裡，即使沒有戰爭，也會在某個極端的時刻爆發。這是人性的兩面，它們並不因為戰爭而形成，只不過在戰爭面前暴露得更充分罷了。因為善與惡始終在本書中較勁，這兩條線哪怕不交織，它們也會形成對立。我相信這是哈金故意為之，不渲染衝突卻處處都有衝突。 在那個時代，中國人沒有留下證據的習慣。哈金寫道：“誰也沒想到會有一天在法庭上面對這些罪犯。”反而是外國人搜集了不少日軍的暴行，成為審判戰犯的有力證據。《南京安魂曲》是哈金為南京淪陷留下的一份心靈證據，雖然是虛構，卻為讀者展示了極善與極惡，並帶領我們進入戰爭的現場，重新思考人類的信仰。“一旦聽她們講過，她們的聲音就會久久地在你的耳邊響起……”這是哈金對苦難的描寫，卻也可以用來形容本書。 《南京安魂曲》：痛苦之書 申霞艷 《中華讀書報》 《南京安魂曲》不是一本好談論的書，因為文本的意旨非常豐富，太多枝蔓、太多不和諧的音調被整合到這個文本中，人性的善與惡、美與丑、溫暖與黑暗同時展開。我一點也不想隨便借用“復調”這樣一個已被高度褒義化的詞來讚美作者的努力。我只能說，《南京安魂曲》和以往對這一題材的敘述都不一樣，哈金久居西半球，隔着大洋、隔着半個多世紀的時光，試圖超越宗教、超越民族來重新理解和敘述這場戰爭，他是站在一個更高更遠處以全球視野來回望歷史、審視心靈、探討人性。 要揭開多少瘡疤，承受多少折磨，我們才敢正視這場災難？要多少次強忍住淚水，多少次摁住心頭的怒火和屈辱，我們才能使寫作不淪為快意恩仇？重新面對歷史的真相，縫合歷史的細節，重新思考戰爭、思考民族的出路，這是嚴肅文學應有的使命。 光有承擔使命的勇氣還是不夠的，必須找到小說的形式秘密，小說畢竟不是紀實文學，小說始終不懈地提出自己的文體要求。哈金是在改了30多遍之後才找到一種妥帖的敘述方式，以簡馭繁的敘事讓“安魂曲”久久迴蕩。小說選擇了一個很小的切口——金陵女子學院——作為進入歷史的甬道，他甚至沒有忘記複印金陵女子學院的地圖以使我們更好地還原歷史現場。美國的明妮、德國的拉貝等是國際知名人士，作者照用了原名。小說以第一人稱敘事，“我”的故事總是比“他”的故事更可信。記錄片式的鏡頭片段與小說故事的想象空間結合，帶來真實感的同時讓人產生無窮的聯想。 主人公美國傳教人明妮是書中閃閃發光的形象。當無數人因為戰爭撤離首都南京的時候，明妮堅守金陵女子學院，成為臨時負責人。戰爭爆發，她們決定將學校辦成難民收留營，收留婦女和兒童，原本只打算容納2000人的女子學院最高峰時期收留了1萬人，她一度被難民們認為是“活菩薩”。她儘自己的一切力量來挽救炮火轟炸中的弱小者，對異鄉的苦難感同身受，並為那些被日本兵抓去的女性祈禱。當那些女孩被送回來出於自尊沒有吐露被強暴的真相，明妮甚至善良地相信禱告的力量。她將自己的生命和金陵女子學院、和難民尤其是和玉蘭這樣被侮辱的卑賤女子聯繫在一起，她的全部情感、精力都投入到挽救難民的事業中，她為此一再拒絕了美國方面相當優渥的就業機會。但是，當老婦人丹尼森夫人這位學院的創建者回來之後，她們之間發生了劇烈的衝突：不僅有辦學理念方面的，更有人生信念方面的。丹尼森夫人盡一切力量排擠明妮，使她的抱負完全無法施展，並以明妮引以為疚的女性被抓去遭強姦的事件攻擊明妮。這對明妮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她患上了精神抑鬱症，被迫回美國接受治療。重回金陵女子學院是她疾病中最後的支撐，但是她一直沒能再得到學院的邀請。相反她得到的是老家一個侄女表示願意照顧她的信箋，這讓一生自尊自強以幫助他人為己任的明妮無法接受。在1941年5月14日這個精心挑選的日子裡，明妮打開了煤氣，結束了她曾經璀璨奪目的生命。 ………… 《南京安魂曲》是一本誠實的書，它不掩飾人性的惡，也不簡化民族-國家和宗教，他堅持在民族-國家、宗教等宏大詞彙背後展示一個個具體的人。所有的悲劇在這裡都是具象的、活生生的。比如本順，他的訴說拉開全書寒冷黑暗的序幕，他去為明妮給使館送信，結果卻遭遇了駭人聽聞的慘狀，神經受到極大的刺激幾近混亂；最終因為參加國民黨抗日而在內戰中被俘，在新中國遭遇勞動改造，未老先衰。大劉這位風趣的教師成了“右派”，即便他的女兒成為烈士也沒能幫助他獲得平安的生活。玉蘭的父親幫日軍恢復供電系統之後被殺害，玉蘭不僅得了性病，而且得了神經病，忍受了無窮的折磨後被送去哈爾濱做細菌實驗，不知流落何方；與美燕一起在女子學院被挑去忍受強暴的女孩回來後發現自己懷孕了，戰時無法墮胎便自殺了；還有許多被迫生下日本軍人孩子的媽媽選擇拋棄孩子，她們無法忍受自己的親生骨肉是自己被侮辱被傷害的見證。 每一位進入女子學院求助的難民背後都攜帶着整個家庭甚至村莊的悲劇；每一次離開學院的出行都是一次血腥的視覺刺激。哈金以鏡頭般的坦率直視戰爭的各個角落，同時他注意刻畫戰爭中的生活細節，比如如何應對南京的極端天氣，如何買煤取暖，如何購買糧食分粥，如何為朋友送行、西式葬禮、西式糕點等等，那些溫暖和殘酷的細節使文本朝多個維度延展。哈金注意到生活的底色，這是戰爭所不能覆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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