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讀者是否能接受哈金《南京安魂曲》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2月07日16:05:3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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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沒有一個中國人大膽到殺日本兵”，救助難民者的兒子是“漢奸”被抗日游擊隊處決，松井石根聽到暴行後落淚了……美國華裔作家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設計的這些情節和對話，西方讀者或許並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之處，但是習慣了單一視角的中國讀者讀了會怎麼想？
◆高伐林 老高按：因為某種機緣，我是在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出版之前讀到中文譯稿的。當時得知這部長篇新作的簡體中文版，將與英文版同時於2011年10月出版，繁體字版隨後在台灣出版。 越讀，越為作者捏一把汗。 這部作品，是以1937年12月日寇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以及後來發生的事情為題材。這一歷史事件慘絕人寰，給每個中國人心中烙下了永遠不會平復的深深傷痕。有了張純如的書，有了《拉貝日記》，有了若幹部電影，哈金今天來寫，這部用英文版寫作、給西方讀者閱讀的書，在譯成中文之後，對於心中仍然流血的中國人來講，是否能為他們接受？ 當我讀到這樣的句子： “我最擔心的是，”拉貝（即著名的《拉貝日記》的作者、拯救無數中國人的那位德國人，他甚至是納粹黨徒——老高注）對我們說，“安全區里假如有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兒遭到強姦，而殺了一個日本兵，整個中立區就會遭到血洗。那樣，我們的救濟工作就全部泡湯了。” 以及，作品的敘述者、中國人高安玲的內心獨白： “感謝上帝，這裡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大膽到殺日本兵。” 還有這樣的場景：被打散了的中國軍隊士兵想進入作為婦女兒童難民營的金陵女子學院裡藏身，被難民營的負責人拒絕，儘管他們知道，拒絕這些軍人，就意味着他們將被日寇殺害——而接納他們呢，必然給難民營內的婦女兒童帶來巨大的禍殃。 這是多麼艱難的兩難選擇！作者得有多強的決心和藝術魄力，才能駕馭這樣複雜的境況和人物的內心！——作者在回答《南方周末》提問時，就專門談到一個人在許多關頭的選擇之難。而一位作家的水平高低，正在於妥帖地、令人信服地寫出艱難選擇的內心歷程。 作品中還安排了這樣的情節：故事的敘述者高安玲是難民營負責人、美國人明妮·魏特林的助手，夜以繼日地為維護上萬婦女兒童的安危而忙碌，但她在日本留學的兒子卻在戰爭爆發之後，娶了日本姑娘做妻子，後被日軍徵兵，派到中國，被抗日游擊隊當成“漢奸”處決；作者還寫了那個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得知暴行後哭了，回日本以後在伊豆山建了一座觀音像和觀音堂，紀念南京這些被殺的人。“他心上認罪，儘管嘴上不認”…… 哈金寫這本書的用意之一，是用人道情懷、宗教精神提升個人恩怨、種族仇恨。這些思想，這些情節，這些對話，西方讀者或許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妥之處：歷史，生活，人性，都是非常複雜的；但他們畢竟是中日拼殺的旁觀者，中國讀者——不論大陸的還是台灣的讀者——讀了會怎麼想？ 或許是我過慮了。 我在前幾天的博客文章《著名作家哈金終於在中國得到熱烈肯定》中，節錄了余華、閻連科和東西等幾位中國大陸作家、評論家對哈金《南京安魂曲》的高度讚揚。這裡我再節錄一些中國媒體對這部書的報導，特別是哈金接受採訪的回答，更能幫助我們了解這位作家的思路。  《南京安魂曲》，(美)哈金著，季思聰譯，簡體版由江蘇文藝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繁體版由台灣時報出版公司2011年11月出版。 就是把事情講清楚：《南京安魂曲》的邏輯 （節錄） 作者：朱又可，《南方周末》 2011年11月2日傍晚，哈金來到波士頓Brookline Booksmith書店，介紹他最新的英文小說《南京安魂曲》。正值50年店慶，書店老闆最近兩周內邀請了包括哈金在內的21位美國最重要的作家來演講，哈金英文小說《等待》的封面與其他作家的肖像，組成了書店入口處的一面海報牆。 在書店地下室等待哈金的讀者年齡各異。哈金介紹了《南京安魂曲》的寫作過程，朗讀了小說片段。一個小男孩提問，南京大屠殺後，那裡現在還有人住嗎？這本書他也想買一本，但媽媽沒給買，說怕他看了做噩夢。 《南京安魂曲》講述美國女傳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金陵女子學院，保護中國一萬多婦女兒童的真實歷史故事。魏特林因為受戰爭創傷精神崩潰，回到美國療養時自殺，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她都是幾乎被歷史淹沒的人物。 要把她的故事講述完整，又不能任意創造，哈金虛構了一個講述者——魏特林的中國助手高安玲。戰爭爆發時她的兒子在日本讀醫學院，被日本當局徵召到中國戰地醫院服務，他總是儘量幫助中國人，但被中國的鋤奸隊暗殺了，高安玲也不敢與日本的兒媳相認。 小說中文版能順利出版，且比英文版早兩周上市，這出乎哈金的意料，儘管略有改動。《紐約時報》和不少美國重要報紙雜誌給了好評，也有幾篇評論把這本書說得一無是處，哈金懷疑惡評可能與日本右翼勢力有關。 11月4日，正好訪問波士頓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位日本人的安排下，與哈金餐敘。大江告訴哈金，有次一位中國女性因為寫了南京大屠殺的文章，被日本右翼分子告上法庭。他親自出庭替她辯護，一口氣講了兩個多小時，被告一方就他倆，但還是贏了官司。 紀念會看得心裡難受 南方周末：寫這本書，有人說你是看了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是不是呢？ 哈金：有一部分。但是美國華人每年都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紀念會，我挺吃驚，他們都有多年積攢的材料、照片什麼的，看了心裡很難受。張純如的書算一個起因，但在她之前華人一直在紀念，從來沒有停過，現在也是，在每年12月份和每年日本投降日。嚴歌苓也說非常吃驚。我出來以後接觸到一些當地華人，對中國抗日戰爭歷史的研究，他們還一直在做。 每年都去看紀念會，慢慢地就成一塊心病了，老想這些事。但是看張純如的書以後知道有一批美國傳教士也介入這個事情，又讀了台灣人胡華玲女士寫的一本魏特林傳記。真正開始想小說怎麼寫，大概在2007年底，以後就真正地做研究。關於她（魏特林）的書、她的日記得讀一些，動筆是2008年夏天。 南方周末：小說里有處細節，寫池塘里很多屍體，有魚在游，水是紅的。 哈金：魚都變肥了。那是我加的。事實上校園附近並沒有池塘，但是小說中需要有這麼一個地方。有很多（歷史）照片就是池塘里全是人的屍體…… 怎麼在歷史資料中找到很多細節，怎麼把小的細節串起來成為故事的有機部分，這也是很難的。小細節很多，我看了很多照片、書，但是串不起來。一開始寫的局部都挺有意思，但不是整體的東西。就像咱們北方說的“肉凍”，你做了半天凍不起來。但是找到敘述者（高安玲）以後就成了。 我寫日本兵吃的大米飯都是紅的，別人說太懸乎了。這其實來自日本兵的日記，他們找不到乾淨水喝，吃飯都是血糊糊的，你說殺人殺到什麼程度？有些真實的東西比想象還可怕。 南方周末：你很強調真實，這是你寫小說一貫的做法？ 哈金：關鍵是有些事情只要是發生了，下筆的時候就信心大一些。以色列作家Aharon Applefeld是我的老師，他說你不需要創造什麼細節，但是要把細節的次序安排好，這就表現出一個作家的創造。 像南京大屠殺，他們說你寫得那麼血腥，日本兵往中國小孩嘴裡尿尿。但那是日本兵自己記載的，不在南京，是在南京外圍。我寫金陵學院裡一個姓張的圖書館員把棉襖脫了來讓日本人朝他刺，被刺死了，也是來自日本兵的記載：一個農村的老漢，一刀沒刺死，老漢把棉襖撕開了，日本兵接着又刺一刀——都不是我編的，可能發生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身上，我為了整體感就把它融合起來了。 對個人來說死了就是死了 南方周末：關於遇難者數字，不同方面各執一詞。 哈金：我們說30萬，沒準，東京審判時確定最少是20萬。其實死多少人不是最重要的，你殺100人就不是殺人了？我老想，國軍為了阻止日本進攻，把花園口都決堤了，死了至少80萬，淹死的人和日本殺的人是一樣的受罪。對個人來說死了就是死了。數字不重要，關鍵是一個人、幾個人怎麼感受。你看中國當時是很窩囊的，其實中國論裝備不比日本差很多。 南方周末：你寫到南京防守戰是為了面子，覺得中國人很可憐？ 哈金：窩囊，很窩囊。其實南京他們就不應該防。除了面子，還有各種各樣的因素。那個地方沒法防。不防的話，財力、物力和人力可以用於保護平民。開戰早期政府官員都跑了，市長也跑了，拉貝就被稱為“市長”。 當然日軍本身侵略就是罪惡，但是在紫金山打的時候日本傷亡不少；他們本來以為上海一打就破的，結果打了三個月死傷不少。他們就來報復。中國沒有必要在南京那麼去拼，完全可以想別的辦法，當時李宗仁就對蔣介石說，你要打咱們拉出來，在野外打，不要在市里打。 南方周末：你寫到高安玲的兒子在日本學醫，被脅迫加入日本的前線醫院。現實中有類似的例子嗎？ 哈金：那時候很多翻譯官都在遼寧金州長大的，你說翻譯官都願意為日本人做事嗎？有的是沒有辦法。我覺得需要那樣的情節。魏特林真的生活就這麼多事，沒有大事，不能亂編，敘述到一定時候就沒有衝力了，必須得有新的故事和新的戲劇維持衝力。這就把高安玲的故事加進來了，整個故事的推進就好像車又有了油似的，繼續往下走，主要是技巧上需要。 以前有一個英國作家也遇到同樣的問題，他把魏特林說成是跟一個已婚的中國男人有了戀情，那個男人有家有事業不能理她，最後她要死要活的，精神崩潰了。他靠艷情來創造這種衝力。實際上沒有這種事情，她是很清白的基督徒，那樣寫有點不負責任。…… 南方周末：你要處理這樣的題材，是否和其他寫作者面對的材料都差不多？你能找到別人也能找到，除非他偷懶。 哈金：是的，材料都一樣。不是一個人有才華什麼的，而是下的功夫到了。這個故事最難的是在大屠殺之後和魏特林自殺之前這段時間，沒發生大的事情，怎麼把故事講好，讓人繼續讀下去。那個英國作家面臨的也是這個問題，但是做法不對，那本書幾乎沒有人知道，叫《南京》，是很小的出版社在很多年前出的。生活沒有發生的事情你給加上，整個人物就不一樣了。  日本人發給魏特林的通行證。 背叛民族，還是背叛家人？ 南方周末：《南京安魂曲》和你前面幾個長篇不太一樣，有一個骨架，應該是宗教精神。 哈金：因為人物都是宗教背景，沒有辦法的。魏特林是現實的人物，也是傳教士、基督徒，這個沒有辦法超越。我想跟歷史貼得近一些，不能隨便亂發揮。虛構的就是敘述人高安玲，我虛構了整個她的家、她的兒子。 南方周末：你選擇金陵女子學院這個場所，是因為魏特林的史實局限？ 哈金：既然選擇魏特林，就得接受這些局限。我覺得魏特林是英雄，她很冤枉，因為建國以後就不宣傳了，都不知道美國傳教士幫助中國難民的事，張純如的書出來大家才知道。基督徒自殺是不受鼓勵的，所以教會也不能把她當英雄宣傳。 南方周末：魏特林的日記中自責自己允許日本軍人從金陵學院帶走“妓女”？ 哈金：在日記中她沒有自責，但是提到了這個事。後來在報告中就不提了。但事後她病了一場，她一定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折磨。 南方周末：高安玲的兒子高浩文，從他家人到魏特林，都包容他理解他，但是放在愛國主義的集體語境裡會怎麼樣？ 哈金：那就是叛徒。你給日本人做事情，你說不清楚的，小人物就是這樣，沒有辦法。但反過來像郭沫若那樣，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回來打日本，對家人是背叛，對民族來說是一個英雄。普通的人，高浩文覺得應該忠於自己的老婆孩子，忠於自己的感情。他沒有做什麼壞事，但在大伙兒的眼光中就是一個漢奸，沒說的。 南方周末：包括高安玲在東京審判時，也不敢跟她兒媳婦相認。 哈金：對，那是大的問題。她代表所有受害的南京婦女，責任太大了。當然也有怕將來說不清的可能。 也沒有寬恕，也不是仇恨 南方周末：你寫到東京審判宣布幾名日本戰犯死刑的時候，南京大屠殺的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哭了。 哈金：歷史記載是一年以後，因為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定案，小說為了把故事講完整，就把宣判提前了。宣判時他確實精神垮了。松井石根是替皇家受罪的。天皇的叔叔才是真正的罪犯，但美國為了保持日本的反共情緒就說皇家赦免，只能判最高指揮官。張純如也說到松井，他曾指責底下的軍官沒遵守紀律，沒管好自己的部隊，戰爭開始以後就沒有章法了，什麼壞事都做了。他也是犧牲品，知道那些殘酷的事情後，他也哭了。他回日本以後，在伊豆山建了一座觀音像和觀音堂，紀念南京這些被殺的人。他心上認罪，儘管嘴上不認。 南方周末：有個在美國待了20年的中國神父，說他以前了解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作品都是仇恨，甚至他跟日本神父在一起共祭彌撒，都克制不住內心有時會浮現反感、彆扭的情緒。 哈金：我也有這個感覺。我以前有個日本朋友，我太太就不高興，我也確實覺得感情融合不到一塊。人都很好，不過總是有些隔膜，很難。但不能讓仇恨把你生活籠罩了。怨恨是很正常的。 南方周末：那你怎麼表達寬恕？ 哈金：也沒有寬恕，也不是仇恨，就是把事情講清楚。你不可能讓大夥隨隨便便就忘了。張純如的書出來以後很多人攻擊她。我這個書肯定也要被攻擊，只是不一定那麼厲害。今天（美國）西海岸有一個評論，一點好的東西都沒有，說我只能寫一些像寓言的短篇小說，明顯就是日本人在攻擊。日本跟美國的關係非常密切，在書評界他們勢力很大的。 南方周末：書名“安魂曲”怎麼理解？ 哈金：故事寫出來，是對主人公和受難者靈魂上的安慰，這是直接的作用。魏特林也很冤屈，實際上美國傳教士一直留到很晚，有的等新中國建立以後才走，這些人回去以後還得受審查，因為他們跟紅色中國有接觸。 我到美國後讀了很多遍《聖經》，對有宗教信仰的人非常尊敬。人要有敬畏，要是什麼都不怕就壞了——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這種心態毀壞性太厲害了。 《南京安魂曲》中宗教精神超過了個人恩怨，日本平民也受苦，他們的兒子孫子沒了父親爺爺，戰爭給人造成的無奈和損害太大了。我們到最後還是應該超越種族的經驗。 “忠誠是雙向街，必須有來有往” 南方周末：你把自己劃歸移民作家，而不是流亡作家？ 哈金：是。流亡者生活在過去，故園是他意識的主要部分，移民必須依賴現在。我不是因為出書什麼的政府就把我流亡了。但我不是普通移民，在餐館裡市場裡打工的那是標準的移民，到這來是白手起家。我畢竟是在寫作。 南方周末：語言、身份、“背叛”，這些問題困擾你嗎？ 哈金：語言當然是一個大困擾。背叛倒是相對的，忠誠是雙向街，必須有來有往；任何人都有權選擇自己應該忠於的對象。至於身份，我從不憂慮，還是讓作品給自己一個最終的身份吧。 英語是很了不起的語言，有偉大的傳統。有些人加入英語文學而且成為大小說家，如康拉德和納博科夫，所以我知道哪裡有途徑。選擇英文寫作不是新鮮的事，一切依靠運氣和能力。最終我決定我能接受失敗，因為無論在哪裡，人最終都是失敗。阿瑟·米勒最後的劇作沒人願意上演，厄普代克臨死前得了個“最糟糕的性描寫”獎，還有的知名作家晚年根本無法出版作品，所以不能奢望成功。 漢語有特別的節奏和豐富的表達方式，有時我能利用這個資源讓我的英文稍微怪一點，新鮮一點。這是優勢的一面，但我還是必須放棄母語讓第二門語言更流利。 我在美國當英詩寫作課教師的時候，才比較認真地寫作。在中國時，離文化界很遠，後來上大學英文系，語言僅僅是個工具。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寫小說，只是對詩歌感興趣。我如果留在大陸，不太可能寫小說，可能寫一些非虛構作品。 納博科夫臨終時被問到，作為非常成功的作家，他的秘密弱點是什麼？他答：缺乏自然詞彙。我也有這種感受。非母語的作者抓不住那種自然性，因此他的任務是把這個狀態變成自己的優勢。 你的過去在你臉上 南方周末：第一本奠定了你在美國主流文學界地位的小說是《等待》。 哈金：但《等待》一開始出來在美國惡評也很多。《英國病人》是昂達琪寫的，一開始沒有得布克獎，也有很多不好的評論。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由主流的出版商出的書，以前是小的出版社，而這是一個商業出版社出的。 那本書運氣非常好。得了美國圖書獎和福克納獎，基本就站住了。這本書很多人，特別是很多印度人讀。有讀者說他們的感情壓抑容易體會到，說他認識的人就有像孔林那樣的親身體會。我有一個同事，他母親讀過很多書，她說《等待》是她讀過的最悲哀的一本書——在等待中，很多生命就白白地流失掉了。 南方周末：你在《自由生活》裡寫的那個流亡知識分子，是不是確有所指？ 哈金：也不敢說是哪個人，但是老一代人很多是這種心態，一見面就問中國的情況怎麼樣，好像是老幹部似的。我見過其中一個著名的老人，他死前一個多月我跟他吃飯，他說他革命這麼多年了，最起碼醫療費得給他吧？他患了癌症，覺得中國應給他付在美國的醫療費。革命這麼多年了，還跟國家有扯不斷的心態，可愛也很可悲。現在那一代人幾乎沒有了。
哈金：對。有人說去美國有兩種心態，一種是連英語都不學，一種是純粹變成美國人，跟過去沒有關係。有人宣稱他是世界公民，全世界各地都可以去。這兩種我都覺得很危險，特別是華人，你的過去在你臉上。所以我不太相信寫作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每一本書都是新的問題。 南方周末：如果繼續寫中國，你覺得有問題嗎？ 哈金：看什麼樣的題材了。確實有些重要題材，必須在中國生活，當下一些特別小的東西，要親身了解。中國有很多大的題材，但是你只能用中文來寫，用外語寫沒有意義。 要用中文寫作，我只能放棄這裡的一切，在中國住兩三年以後找到一個感覺。但是這都是不現實的事情。不是說你心裡有一本書就可以寫的，不是那種情況。 南方周末：單寫美國人肯定也不行。 哈金：有什麼意義？也不是我的優勢，也不是我關心的東西。你的題材總是跟你自己的存在有親密的關係，而且往往是在一種危機感之下。寫南京的書，雖然沒有回中國，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核心事件，還是一種心理上的聯繫。反正寫完《南京安魂曲》我也算了結了一塊心病。以前連知道都不知道這些事。 你不可能跟過去完全切割。一個歐洲移民有可能，他的臉別人認不出是美國人還是歐洲人，但中國人不一樣。這個話有點傻，但有很多人說自己跟過去沒有關係，可周圍人都不這麼看。你年輕時或許可以完全“活在當下”，但老了以後，身體和心理都不那麼強的時候，過去就回來了，壓也壓不住。這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很危險的。年輕時說自己是“世界公民”，到老了不行了，現實中有一些這類人後來自殺了。 哈金小說《南京安魂曲》：用西方視角敘述“大屠殺” （節錄） 中新社記者 孫宇挺，中新社紐約11月6日電 美聯社評價哈金這部小說時說：“每一位不清楚南京曾發生過什麼的人都應該讀一讀這本書”。《紐約時報》書評也稱《南京安魂曲》為那段20世紀最殘暴的歷史提供了一個微妙且有力的視野。 用英文寫作的哈金，這個被稱作美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華裔作家，6日在紐約出席亞洲協會舉辦的中印文化對話時，接受了中新社記者的專訪。 寫作過程整整修改了40多遍 在專訪中，哈金告訴記者，《南京安魂曲》是他的第10本小說，來了美國以後，此間的華人作家每年都要舉行南京大屠殺的紀念活動，緣起於此，哈金開始深入關注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讓他很吃驚。 哈金在2007年開始考慮着手寫作這本書，那時候市面上還很少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學作品，他以為這還是一塊空白，但接下來幾年，相關題材的作品開始慢慢出來了，但“手頭上的工作已經開始，就不能停下來了。” 哈金對中新社記者說，其實這本書他是在改了32遍之後才找到正確的方向，找到了正確的敘述角度，“之後又改了八九遍，應該說整部作品整整改了40餘遍。” 《南京安魂曲》基於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林真實的故事進行創作，開始的時候哈金以魏特林的角度，以第三人稱敘述展開，但發現後來寫不下去了，最後才引入一個虛構的人物，故事中魏特林的女助手，以一個中國婦女的第一人稱視角展開，既講了南京大屠殺發生以後中國人的故事，也講了美國人的故事。 真實主人公歷史地位超辛德勒 歷史上，身為金陵女子學院教導主任的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將金陵女子學院改造成國際安全區，收容了上萬名中國婦孺難民，她也目睹了日軍種種暴行，返回美國以後患上嚴重的抑鬱症最終自殺。作為基督徒，她的這一行為是不為西方教會接受的。所以在西方，關於她的出版物也是少之又少。 但南京人曾一度將魏特林視作英雄，在南京師範大學甚至有專門研究魏特林的研究所。哈金說，她的歷史地位甚至要超過因電影《辛德勒名單》而廣為人知的辛德勒，“她救助的中國人數遠遠超過辛德勒救助的猶太人數。” 哈金說，《南京安魂曲》中關於戰爭場面，敘述的很少，主要敘述的是人們心中的苦難，包括中國人和美國人的。 他說，在寫作過程中，令他非常沮喪，常常控制不住感情。想着那些血淋淋的畫面，就覺得難受。他惟有全身心投入到寫作中去，書出來的時候才好了一些。而另外一位寫作南京大屠殺書籍的美籍華裔女作家張純如，就是在作品問世後患上抑鬱症而自殺的。 哈金說，“小說家都知道，這本書寫得很艱難，主要的細節都是從史料中一點一點摳出來的。” 哈金舉了一個例子，由於殺人太多，當時南京沒有乾淨的水，做出來的米飯都是紅色的，這是在日本人自己的日記里都有記載的。“這都是真的，不是我想出來的。”哈金說。 哈金表示，《南京安魂曲》的西方視角也讓這個故事顯得更加客觀，也更容易為西方所接受。雖然被稱作美國最傑出的華裔作家，哈金自己卻很謙虛，他說他只是在認真做一些事情。談及為什麼自己能夠被西方接受，哈金說，“關鍵是我的故事感動了他們。”
 2010年元月台北國際書展期間，適逢哈金創作並自己翻譯成中文的短篇小說集《落地》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出版社在一家靠近台大的誠品書店，為他舉行簽名售書，哈金簡短發言。旁邊女士為時報出版公司副總編輯葉美瑤。（高伐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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