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這是一個文學叫春的時代

朱大可，當代着名文化批評家，學者，小說及隨筆作家。1957年生於上海，現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澳大利亞悉尼理工大學哲學博士。以新銳的思想和獨特的話語方式見長，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

北京青年周刊是最早採訪木子美的媒體之一，並引起了強烈反響。一時間眾說紛紜，捲起了一股強大的“木旋風”。木子美在博客中國的性愛日記《遺情書》因為巨大的點擊率，造成網路擁堵。無獨有偶，青年學者、“美男作家”葛紅兵的小說《沙床》近期將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據說該小說涉及情色，未及出版已引起爭議。着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批評衛慧時曾說，“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針對愈演愈烈的下半身風潮，他認為：從女作家叫春到男學者叫春，叫春的主題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進展。

　　木子美與葛紅兵：肉體敘事向醜陋一路狂奔

　　最近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木子美現象”和“葛紅兵現象”據說已經被你“洗耳恭聽”，作為下體寫作最激進的代表，她似乎把衛慧遠遠地甩在了後面，而葛紅兵更是開了中國學術界下體寫作的先河。你怎麼看這兩檔子事？

　　這兩件事都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樣本，但都是抄襲來的毫無創意的東西。西方露陰癖的歷史從麥當娜開始，到現在早已是陳詞濫調了。木子美最初只是性暴露狂，而後才被迫轉型為性挑戰，向男人露出下半身的鋒利牙齒。這不僅讓有窺私慾的男人激動，也令女權主義者興奮不已。其實它最終還是和周璇事件一樣，是一次低俗而成功的自我炒作。但日記主人公的那種無恥的坦率，倒是挺可愛的。與其遮遮掩掩，真不如挺“身”而出。葛是我的朋友，但我還是為他感到難受。一個學者，不以思想和文學力量見人，卻光着身子跑上大街，還做出害羞的樣子捂住了“臉蛋”（注意，不是捂住“羞處”），這種秀法，雖然捂住了他本人的臉，卻難免丟了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的臉。他和長江文藝合演的“欲說還羞”的“雙簧”，誰都看出來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喜劇。由於葛的不懈努力，文學和娛樂、學術和情慾的界線完全消失了。葛是用他的臉在給中國文學續寫悼詞，而且也順手為他本人寫了一份悼詞。

　　早在1988年，你就宣告了文學的死亡。在你幾乎所有的文章中，都表達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失望；而在你近期談到當代文學時說“既然它已經接近完蛋，那就讓它早點完蛋好了。”十幾年以後，是不是這種失望進一步加深了，為什麼？ 　　葛紅兵的《沙床》悼詞驗證了我的預言。早在80年代，文學的“上半身”變得搖搖欲墜，而今則已經蕩然無存。但“下半身”的境況也並不美妙，除了虹影的《K》，從衛慧、九丹、春樹到木子美，我們看到的是場面熱烈的脫褲子競賽，作家的敘事越來越走向低俗化和無恥化。但我實在看不出這些身體演出有多少社會解放的價值。這完全不是身體的復興，而是身體的自我貶損。今天肉體翻身的結果究竟是什麼？它既沒有引發我們對身體的尊嚴和美麗的關切，也沒有把我們引向精神的自由，恰恰相反，靈魂仍然是一個空洞，而身體敘事則朝着醜陋的方面一路狂奔。

　　上海：情慾依然在尖叫

　　你在《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中說，“在魯迅謝世之後，小女人張愛玲從租界的法國梧桐下現身了，這個其貌不揚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點：自私、貪婪、愛美和愛自己都到了骨頭深處。”在《上海：情慾在尖叫》裡，你一如既往的對張愛玲和衛慧極盡嘲諷。你在前幾年批評衛慧時說，“一個真假難辨的叫春的年代已經降臨，我對此將洗耳恭聽。”我想知道你洗耳恭聽的結論是什麼？是不是一個真正叫春的時代已經來臨？

　　“叫春的時代”是否到來，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從女作家叫春到男學者叫春，叫春的主題一如既往，但叫春者的身份有了突破性進展。

　　作為一個上海人，又在上海讀書和工作，你寫過很多關於上海的文章，但你對上海似乎缺乏好感和友善，那麼上海對你究竟意味着什麼，特別是你1994年遠赴澳洲，從一個“他者”的眼光，你如何看待上海？

　　上海是我的出生地，我既是“他者”，又是“自體”。我的雙重身份導致了我的精神分裂。我會在生活和經濟層面上熱烈頌揚它的諸多好處，但可惜我從事的是文化研究。在那個層面上，我只能如實說出我所看見的真相，這真相就是上海文化的萎縮和潰退。上海這些年都在編織皇帝的新裝，他們編織得如此煞有介事，各種文化節日和慶典此起彼伏，而結果卻是一個原創價值的空無，只有叫春的聲音在黃浦江上空經久不息地迴蕩。

　　在送給余秋雨一支“文化口紅”之外，你重申了對“民族主義”的警惕。你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處在“民族主義”的弔詭之內呢？這個詞為何是危險的？

　　民族主義是一種春藥，它的確能夠臨時地調動民族肌體內部的激情，但其副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它並不能醫治國人的結構性陽痿，卻可能造成意識形態的震顫性麻痹。我是個人自由主義者，我無力指涉全民族的宏大事務，我力所能及的，也就是身邊的一小片話語空間而已。

　　我說出真相的立場不會軟化

　　旅居澳洲五年後，你於1999年回國，被認為是中國批評界在新紀元間重振旗鼓的契機。四年已然過去，在這四年中你都在做什麼？你還想做些什麼？你認為你的“重返文壇”，有沒有真正改變新世紀國內批評和思想界的格局？

　　這些都是媒體炒作的誇張用語。我是一個獨立批評家，我的話語權非常有限，根本沒有力挽狂瀾的能力，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逃跑”和“離婚”。這幾年寫了少量文學批評，大多數時間卻是在做流氓話語研究和城市文化分析。我的《流氓的夜宴──當代中國的流氓敘事》即將出版，它是十年前的那篇《流氓的精神分析》的續接。而城市個案的符號分析，也在不緊不慢地進行之中。計劃中也想寫一部《大眾文化史》。或許還會抽空來對魯迅做一次深入的精神分析。

　　你對魯迅的評論很有意思，我看到方舟子對你的批駁，仿佛魯迅被你妖魔化了。你怎麼看待國內學界對魯迅的研究？

　　現在需要做的是三件事：把北京魯迅和上海魯迅分開；把魯迅思想和所謂“魯學”分開；把魯迅本人和那些魯學家分開。在沒有做到這三點之前，任何對魯迅的談論都是扯淡。方舟子對科學界作假事件的揭發，是有重要社會價值的，但他所濫用的大批判話語，把學術清算推向過度的仇恨，反而自殘了他的事業。他對魯迅的維護，無非是要維護那種道德批判的“暴權”。我注意到他對上海社科院某雜誌的“誹謗”起訴，那是一個荒謬的故事，因為那些對方用來攻擊他的用語，正是他本人經常攻擊他人的。方舟子不幸中了他自己調製的語言蠱毒。這個怪圈，就是“魯語”帶來的後果。這個“魯語”，起源於魯迅，經過“文革”的發酵，已經成為集體創造的盛大產物，至今仍然支配着我們的學術生活。希望方舟子能夠從這一事件中得到教益。我所擔心的是，我自己也會一不留神掉進這個陷阱。我必須保持對話語的警醒。

　　你被譽為國內文藝批評界最具殺傷力的批評家，幾乎你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會引起軒然大波，從最早批評謝晉、汪國真到剝余秋雨的皮，不一而足。我在讀完你的部分作品後，也產生了一種迷亂的感覺，你的獨特的話語方式被人指稱為不可模仿的“朱語”，在我看來，你的語言中有不可一世、不容置疑的獨斷性。越看你的東西，我越是感到困惑。我想知道你的思想譜系是什麼？

　　我的思想經歷了三個時期：文學批判時期、文化神學時期和文化批判時期。這似乎是一種螺旋的進程。如今我再度返回了批判的立場。一些人指責我的話語有暴力傾向，也許這是真的。儘管我的生活方式是自由主義的，但我的書寫和言說卻有着某種不容置疑的獨斷性。你很聰明，看見我的精神分裂。我是解構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混合物。這完全是個性所致。雖然我通常會仔細推敲我的批評用語，避免濫用話語暴力的傾向，但說出真相的立場不會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