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想談談王朔與中國源遠流長的流氓文化的關係，但一直未動筆。這有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我一直期待有更高明的人士來做這題目，但我迄今未從“職業文學批評家”名下讀到明確地把王朔與中國流氓文化聯繫起來的文字。在猶豫了一番後，終於鼓起了拋磚引玉的勇氣，寫了這篇閱讀札記的文字。如果我的粗淺的談論能引出他人對此問題的精細分析，那真是“幸何如之”了。
通常人們都只是在“改革開放”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把握王朔，這其實是遠遠不夠的。看不到王朔與中國源遠流長流氓文化的血緣關係，看不到中國歷史上流氓文化與主流文化互為表里、互相滲透、互相支撐的合謀關係，看不到政治的流氓化與流氓的政治化是滋生流氓文化的溫床，看不到某些特定時期流氓文化的“繁榮”是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推動和自上而下的鼓盪，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王朔。
退一步來說 ，也應該在最近50來年的社會文化活境語境中對王朔進行考察。王朔與最近50來年的主流文化到底是何種關係？換言之，王朔和他筆下的人物（所謂“大院子弟”）與他們的父輩之間的關繫到底應該如何把握？他們的父輩所代表的文化到底具有怎樣的實質？而他們到底是父輩的叛逆還是賢肖之子？……過去人們常說，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對於理解王朔，這句話特別重要。
再退一步說，要在最近一二十年的文化語境中把握王朔，也應該看到這一段時期，尤其是近十來年中國社會實際占主導地位的是一種什麼文化，而到底誰是王朔的朋友誰又是王朔的敵人。人們常說王朔消解了這消解了那，而那表面看來是王朔消解對象的東西，真的與王朔構成對立的關係嗎？水與水可相通，水與火不相容。如果說王朔是一溝臭水，那在今日中國，究竟是什麼東西與他本相通，什麼東西與他不相容？如果說王朔是反主流義化的，那在今日中國，實際主宰着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是什麼？
一
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常使得人們對王朔說一些似是而非、不着邊際的話。例如，很多人都強調王朔有“平民意識”，王朔是為底層民眾代言。對於這種說法我一直拒絕認同，當我在王朔自述《我看王朔》中讀到上朔的這樣一段夫子自道時，我對那種往王朔身上貼“平民” 標籤的做法就更嗤之以鼻了：“‘痞子’這個命名其實相當激怒了他，因為他一直是用經濟地位劃分階層的，無論是出身還是現實收入水平他都自認為是屬於中等階級的，甚至還不大瞧得起大學中那些貧寒的教師，非常勢利地視他們為‘窮人’。痞子這個詞把他歸入社會下層，這幾乎是一個侮辱，如同一個將軍被人家當成了衣着花哨的飯店把門的。可憐的王朔，十年以後才反映過來這是一個文化稱謂，這之前淨跟人家辯論我掙多少錢我們家是部隊的，我小時候，管你們才叫痞子呢。”（王朔：《無知者無畏》，第57頁，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這番話真是意味深長。作為“大院”里的軍官子弟的優越感溢於言表，對真正的“平民”和“窮人”的鄙視也不經意間暴露無遺。王朔的小說所描寫的，大多是自己樣的“大院子弟”，都可以拍着胸脯說“我們家是部隊的”。把這一類人稱作“平民”，把他身上表現出的意識、文化，稱作“平民意識”、“平民文化”，對他們來說，自然“是一個侮辱”，對那種連部隊大院的門都進不去的真正的平民和窮人，何嘗不也是一種侮辱？
有人也意識到把王朔和他筆下的人物與通常所說的平民混為一談有些不妥，於是便稱他們為“貴族流氓”、“貴族痞子”。然而 他們作為“貴族”的根基卻也實在是太淺。王朔的小說《玩的就是心跳》裡有一個“大院子弟”對着另幾個“大院子弟”說過這樣一句話：“裝他媽個什麼 精神貴族！中國有什麼貴族？一水的是3O年前放牛娃出身，國庫封了全他媽得要飯去。”他們推翻了中國舊有的“貴族”而成為新貴。無奈好景不長，一場“文化大革命”使他們的“貴族”地位得而復失，其子弟也成了“狗崽子”。好不容易熬到了“文革”結束，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快到了“離休”的年齡。“離休”便意味着權力的喪失，便意味着從作為權力中心的“大院”遷往清寂的干休所。“文革”期間，“大院子弟”們作為“狗崽子”而“淪落江湖”，“文革”後呢，雖有一個“離休幹部”的父親或一雙“離休幹部”的父母，他除了住房比一般家庭寬敞些外，其他方面也實在找不回“小時候管你們才叫痞子”的感覺。又恰逢改革開放，一些被“大院子弟”在“小時候”視作“痞子”的人富了起來，而這些“大院子弟”們倒面臨着淪為真正的“平民”和“窮人”的危險。從小殘存在心裡的優越感又使他們難以像一個真正的平民和窮人那樣去感愛生活和掙扎奮鬥，同時，從小的優越感和生長環境也使他們沒有具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參與社會正當競爭的能力。失落、不平、憤懣使得他們開始反叛，開始“造反”了——他們重新踏上父輩們當年的“革命之路”，或者說，他們以這樣一種方式繼承了父輩的“革命精神”。這類人，不是真正的貴族，也不是真正的平民，他們是二者之外的另一類人。而王朔，正是這一類人的文化代言人。
人們在提到王朔時，常強調他所生長的“大院”，並把王朔視作“大院文化”的叛逆。對這種說法，我在懷疑之餘，常莫名其妙地想到趙樹理對於土改後的農村說過的一段話：“據我的經驗，土改中最不易防範的是流氓鑽空子。因為流氓是窮人。其身份容易和農民相混。在土改初期，忠厚的貧農，早在封建壓力之下折了銳氣，不經過相當時期鼓勵不敢出頭；中農鼓勵多端，往往要抱一個時期的觀望態度，只有流氓毫無顧忌，只要眼前有點小利，向着哪方面都可以。”（趙樹理：《關於<邪不壓正>》）趙樹理在數篇小說中，都描繪了那種本是流氓而“這回輪到我來撈一把”的農村幹部形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們當政後的流氓行徑，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他們當政後政治的流氓化和流氓的政治化。把王朔的“大院”與趙樹理的農村聯繫起來，或許並非胡亂比附吧。王朔的“大院”，某種意義上，不就是都市裡的村莊麼？那些“腰板筆直”，一臉嚴肅的機關幹部，不是“一水的”都是當年的“放牛娃翻的身”麼？如果為周揚所稱道的趙樹理的“發現”符合農村的實際，那這種“發現”就更適合王朔的“大院”。
對王朔所生長的“大院”，我應該說還算熟悉。所以我一直覺得，在最本質的意義上，王朔是“大院文化”的繼承者而不是什麼叛逆。“大院”里的一些基本的心理模式、思維定勢、價值觀念都或隱或顯地為王朔所秉承。例如，王朔曾這樣表明過自己的處世原則：“根據切身利益選擇判斷就是正確的，這種判斷總是真實的，能說服別人的。沒有超過這個的大是大非問題。”（參見《我是王朔》一書，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這種把切身利益作為最高標準，親近誰疏遠誰，攀附誰排擠誰，都依切身利益而定的做人之道，正是典型的官場準則的體現。而“大院”，不又正是典型的官場麼？王朔的基本處世之道，是深得“大院文化”的精髓的。在王朔所生長的那種“大院”，我前後生活過十多年，我在王朔身上處處看到“大院文化”的烙印。王朔好罵人，但他什麼時候罵過一句對他的切身利益可能帶來損害的人？“大院”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人的價值完全取決於官位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作為機關幹部的本人，當然價值依所處位置而定。他人看待科長的目光不同於看待處長的同光，體制給予處長的待遇也不同於給予科長的待遇。甚至走路的姿勢，說話的腔調，不同級別的人也都有不同。你是參謀幹事，你就應該走路說話都像一個參謀幹事，倘若讓人覺得像一個領導，那就是忘形，弄不好就永遠沒有當領導的希望。你是一個小科長，你就得像一個科長那樣走路說話，倘若讓人覺得你像一個處長、部長，那也大大的不妙……機關幹部本人的職位，也直接決定着“家屬”（老婆孩子）在“大院”里的地位。處長老婆見了部長太太，也有處長見了部長一樣的神情。即便是三五個“大院”婦女在一起談天說地，從各人的語調、表情和身體的鬆弛度，也能判定出各人夫君官品的高低。孩子當然也如此。即使大大在一起廝混，也有着一種等級關係，爸爸是部長的孩子與爸爸是參謀幹事的孩子，地位有明顯的懸殊。“我並沒有把他看成對等的朋友，不管他多麼無愧。原因很簡單也很令人慚愧……他的父親是一個司機”；“在我們那個連住房都按中階高低劃分得一清二楚的部隊大院內，一個司機及其家庭的社會地位時想而知。”（見王朔小說《許爺》）這裡說得明白，同為“大院子弟”，倘若父親只是一個司機，那是註定要被同伴看不起的。（不過，一個司機的“大院地位”雖低，但出了“大院”，卻仍可傲視社會上的平民百姓。）即使本人再優秀，在同伴中也仍然受歧視，在處長部長的孩子面前也不能不矮三分。 正因為官職如此重要，它也就成了“大院”中人的最切身的利益，每個人也都是根據這種利益來選擇判斷。王朔和他筆下的那些人物，從小的理想原本也是在部隊一級一級地混上來來，儘可能地爬上高位。在參軍是一種最佳出路時，“大院子弟”享有優先參軍的特權，他們穿上了軍服：“當年，我們是作為最優秀的青年送入部隊的。”（見王朔小說《空中小姐》） “我？要是不退伍也就混個海軍司令吧，將來你們在座諸位的兒子要當兵可以來找我。”（見王朔小說《我是狼》）然而，時勢的變化使他們在部隊的等級階梯上一級一級地爬上去的理想破滅。他們中的一些人，就表現出王朔小說所描寫的那種精神狀態。至於王朔，成為人上人，過上令平民百姓羨慕的日子——這樣一種理想並未放棄，而寫小說則成了他不得不重新選擇的方式。王朔說：“我寫小說就是要拿它當敲門磚，要通過它過體面的生活，目的與名利是不可分的……我個人追求體面的社會地位。”類似的話王朔多次說過。“混個師長旅長乾乾”的理想破滅便轉而寫小說，而又把自己這個階層理想破滅後的失落、苦悶和“造反”作為小說題材——即便從這裡，也能看出王朔在立身處世上何等具有“經濟學眼光”。造就了小說家王朔的，是他內心深處的一種自小便滋生的恐懼，這就是惟恐自己成為一個凡夫俗子，成為一個平民百姓，成為一個司機一類的人。王朔和他筆下的那群人，都有着這種恐懼，這是“大院”的生活給予他們的。王朔雖然沒有混成個“師長旅長”，但寫小說卻也名利雙收，終於不普通了，而其他人呢，惟恐成為普通人卻又沒法向上地超越普通人，那就乾脆“造反”，向下地成為不普通的人，寧肯當流氓痞子也不甘於像一個司機一樣地過完一生。從小在“大院”培植的價值觀念不僅僅使王朔成為一個小說家，而且也制約着作為小說家的王朔的文化態度。能說王朔是“大院文化”的叛逆呢？王朔所生長的“大院”與真正平民的大雜院有着雲泥之別，淪為平民也曾是王朔內心深處最大的恐懼，誰又說王朔是平民的代言人呢？
二
王朔對“大院文化”的繼承，或隱或顯，或間接或直接，表現方式不止一種。但對“大院文化”的最明顯最直接的繼承，是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嫉恨和憎惡。鄙視、嫉恨和憎惡，三者是有着區別的，它們交織地存在於王朔心中，任何一種都不能單獨地說明王朔對知識分子的心態。而這樣一種對待知識分子的既單純又複雜的心態，在王朔們的父輩那裡本就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以權力的大小來判定人的價值的“大院”里，如果說一個司機會受輕蔑，會被看得不值幾文錢，那一個手無寸權而徒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在人們心目中會連司機也遠遠不如。司機手中畢竟還握着一個方向盤，要搞“車輪腐敗”還得有司機的合作才能玩得轉，所以也畢竟與“切身利益”有點關係，而一個知識分子，對於人們的“切身利益”能有什麼相干呢？“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類似的話語，在王朔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可以作為大幅標語掛在“大院”里的。此種話語表達的觀念，也十分投合“大院”中人物的心理，說出的是他們的心聲，當然為他們發自內心地信奉。而當王朔成為紅極一時的小說家後，他幾乎原封不動地表達着“大院”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嫉恨和憎惡：“我的作品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來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因為我沒念過什麼大書，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着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制着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紮起來非常困難。只有把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別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撿軟的捏。我選擇的攻擊目標，必須是一觸即潰，攻必克，戰必勝。”（見《王朔自白》，載《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類似的話，王朔多次說過，人們都很熟悉。類似的話，王朔的父輩們在“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之後一遍又一遍地說過，現在又由王朔接着說——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能明確地證實，王朔們的血管里，確乎流着父輩們的血。如果說王朔對知識分子鄙視、嫉妒和憎恨也是一種“反文化”的表現，那這種“反文化” 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文化。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儘管用不着援引資料加以證明，但我還是想把作家張揚最近發表的《我看“院士”》（見《今晚報》2000年5月8日副刊）中的一番話抄在這裡：
我雖然“長在紅旗下”，長期受極“左”薰陶，常年被教導說知識分子是動搖的，妥協的，兩面的，軟弱的，投降的，灰色的，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酸的，臭的和什麼什麼的，但不知何以我就是改造不過去。在一切人等中，我最敬重的就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科學家。
那時凡事首先要講“立場觀點”。我從上述“立場觀點”出發考察當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和對待科學家的態度，很快發現除整體上的蔑視、欺侮、壓制外，在微枝末節上也考慮得面面俱到。譬如不惜多費些事，多用些字，特意將科學家稱作“科學工作者”，將工程師稱作“技術人員”——這麼一點小動作，卻成功地和不着痕跡地貶低了他們。又如“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是中國科學家的最高學術職稱和最高榮譽稱號，又是個十足古怪的頭銜。其實任何外語中都找不到與“學部委員”對應的詞彙，翻譯過去只能叫“院士”，那為什麼不乾脆中文就叫作“中國科學院 院士”呢？這是處心積慮貶低優秀科學家的招數。漢字有象形性，“院士”一詞本身就體現出一股威嚴和氣派。而“學部委員”呢，關鍵詞是“委員”，就是工會委員、支部委員、中隊委員、居委會委員等等的那個“委員”，也就是毛澤東早年講的“尿尿也能碰到委員”的那種“委員”——只是比起那些“委員”來，“學部委員”除古怪外，還充分地生疏、拗口。這就有力地阻斷了群眾對他們的了解，更別說尊敬他們了。
“長在紅旗下”的張揚，沒有被那個時代“教導”和“改造”得鄙視、嫉恨和憎惡知識分子。而不但“長在紅旗下”，且是長在紅旗下的部隊大院裡的王朔，卻讓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蔑視、欺侮和壓制”滲透進了自己的血液，把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嫉恨和憎惡內化為自身的需要。
王朔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能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其父輩們，但同樣的話從其父輩們口中說出與從王朔們口中說出，給人的感覺還是不同。如果說，王朔的父輩們認為“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認為“頭上始終壓着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認為知識分子“控制着全部社會價值系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認為知識分子有着一種 “優越感”，還多少有點道理，那同樣的話從王朔的嘴裡說出來，則讓人感到強烈的滑稽。換言 之，如果說王朔的父輩們對知識分子的仇視還多少有點現實的根據，那王朔們對知識分子的仇視，則實在有些莫名其妙。
王朔出生於1958年。而在他出生前的1957年，可以說知識分子就全軍覆沒了。早在王朔出生之前，知識分子就被王朔的父輩們“打翻在地”了。在王朔出生後，說還有人“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以致於 “難以下咽”，說知識分子還能成為壓在王朔這樣的“大院子弟”頭上的“大山”，說知識分子在王朔這樣的“大院子弟”面前還能有一種“優越感”，說知識分子還“控制着全部社會價值系統”，還能“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並使王朔這樣的人“掙紮起來十分困難”，說王朔這樣的人只有把知識分子“打掉了”才有“翻身之日”，這不是痴人說夢嗎？王朔在聲討了一番知識分子後，又說知識分子不過是一“捏”即碎的“豆腐”，這本身便是自相矛盾的，至遲在王朔出生之後，知識分子已成為了一塊豆腐、一攤爛泥、一隻螞蟻，他們擋不住任何人的路，更擋不住王朔這樣的“大院子弟”的路。在王朔出生之後，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資格與王朔這樣的“大院子弟”結仇。王朔們自己與知識分子本無仇。對知識分子的鄙視、嫉妒和憎惡，只不過作為一種精神遺產，被王朔們從父輩那裡繼承下來。也可以說，王朔們與知識分子之間，有的是“世仇”。
在思考王朔與中國流氓文化的關係時，還不能無視“文革”對王朔的影響。“文革”暴發時王朔開始記事，“文革”結束時王朔開始成人，他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文革”期間度過的，心理學的常識告訴我們，人們這一時期的生活經歷、人生感受，會對其一生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文革”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流氓文化大泛濫的時期。王朔的精神成型期完全浸泡在這樣一種流氓文化里。流氓文化對他的影響是複雜而又深刻的。“文革”對於王朔確乎是一座寶庫，一座正面意義上的寶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