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未婚夫丑而欲殺之的案子

北宋神宗時，有一個奇特的案子。這個案子在許遵的傳記中和刑法中有兩處介紹。我引用如下。不喜歡古文的人可略過。我下文作簡單的翻譯。

許遵

為審刑院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累典刑獄，強敏明恕。及為登州，執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奇以自鬻。會婦人阿雲獄起。初，雲許嫁未行，嫌婿陋，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雲所為，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遵按雲納采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於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遵駁言：“雲被問即承，應為按問。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劾，復言：“刑部定議非直，雲合免所因之罪。今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石議。光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顗皆言遵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異己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同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

《宋史·刑法志》中這樣介紹：

癸酉，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雲，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陋，謀殺韋，傷而不死。及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為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安石以謀與殺為二事，光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由，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議。

當時的登州就是今天的山東蓬萊有一個案子。一個女子叫阿雲，在母親去世不到三年的期間，許配給姓韋的。大概這是其父或其他長輩的意見了。阿雲嫌姓韋的長得太醜，拿着刀到那姓韋的住處，趁着他在睡覺，砍了十幾刀，砍斷了一個手指，也沒把他殺死。官府追捕殺人犯未得，懷疑是阿雲干的。官府把她抓來，想用刑罰拷問，她自己立即就承認了。

這裡涉及到許多宋代的法律術語，我們沒有時間去詳究。

審刑院和大理寺裁定阿雲死刑（絞刑）。“許遵對此判決不服上奏，以阿雲存在自首情節為由，應該按謀殺已傷減二等論處。”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趙曉耕《宋代阿雲之獄》一文對此是這樣描述的。而許遵認為的謀殺以傷減二等是什麼處罰，該文根本沒解釋。我無法搞明白許遵打算如何處置阿雲。是死刑，還是免死？也許皇帝敕令中的內容就是許遵的打算？

該文中引用宋代的刑法條文“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這樣的法律條文，在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來有幾分古怪：第一句描述的大概是謀殺未行動，或自行中止，要坐監獄三年。已經殺傷了受害人，兇手要判處絞刑。若已殺死了受害人，兇手要判處斬刑。謀殺未殺死受害人，顯然結果比殺死了受害人的危害要輕，判決是絞刑；而殺死了受害人卻是斬刑。斬就是用刀砍掉腦袋。可能是在古人的眼中，絞刑是比斬刑比較輕的刑罰：被絞刑的人得到一個全屍；而斬刑後是身首分家。在今天看來，絞刑是一種極痛苦的刑罰，而斬首則死得相當快些，因而其痛苦要少些。若那些欲犯罪的人和今天的想法一樣的話，那麼，這樣一條法律條文就會使凡是謀殺人的兇手，務必把人殺死，一定不能留活的，以免將來被發現後，要受絞刑。而把受害人殺死了，就算被抓到了，死還死得痛快。

許遵和刑部對此案的分歧在於阿雲是否算自首。因為各部有分歧，此案遂作為疑案送到朝廷審議。皇帝命司馬光和王安石來議此案。二人意見又無法一致，各贊成一方的判決。最後是皇帝採納了王安石的意見。

按照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趙曉耕《宋代阿雲之獄》一文的解釋是：皇帝最後採用的是王安石的意見，赦免了阿雲的死刑，並允許她用錢來贖罪。“敕貸其死”就是皇帝用敕令的形式赦免了阿雲的死刑。

宋神宗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皇帝。他對百姓遭受的痛苦，經常是充滿了同情。

阿雲的婚約顯然是違背了她的心願。她在無法解除其婚約，而又對那個未婚夫極端的厭惡的情況下，鋌而走險，欲謀殺了未婚夫。那麼，阿雲的婚約大概是她的父親或其他長輩給定的，根本不管當事人是否願意，並且是在她為母親服喪期間而定下的。

趙文引用宋代的法律條文“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這條法律在我看來是很沒有人性的。當然，若沒有這條法律，阿雲大概早被處死了。對阿雲的個案而言，這條法律又產生的是很人性的結果。就廣義上講，若父與母在相隔三年的期間相繼死去，則其兒女最長在六年內不能婚嫁。這是多麼殘酷無情的法律啊！特別是婦女在丈夫死了三年內不能嫁人。那不是陷寡婦於絕望之地嗎？在北宋，中國的民間在小範圍內已經有婦女包小腳習俗（最早大概是妓女為了滿足嫖客的古怪嗜好而把腳包紮致殘，後來整個都仿效）。蘇軾就寫過讚揚小腳的詩。社會一面讓婦女致殘，使她們行走都很困難，一面又不允許她們在丈夫死後的三年內該嫁。這就是什麼儒家思想滲透到社會法律方面產生的荒謬結果。這大概是中國社會的人文主義精神逐漸衰落，而不是越來越強大的一個原因。

《金瓶梅》中描寫的潘金蓮在謀殺了武大後百日就可另嫁人。不知明代的法律在這方面是否有了改變？

阿雲一案給我產生的印象是極其複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