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讀賣新聞》在今年3月面向20-30歲的人做了一項有關社會保障的網絡抽樣調查，調查對象為住在日本的男女約400人。回答者的職業為: 有正式職業者39%;合同工、臨時工等非正式被雇用者23%;自營、經營者5%;專職主婦15%;學生12%;無業6%。

　　在回答“你是否覺得日本的保險制度是可以信賴的”的這個問題時，僅有18%的人認為“可以信賴”。對於“你對將來領取養老保險是否存在不安”這個問題，有高達98%的人回答“有”，而在回答“是否感到你們與現在領取養老金的高齡者之間存在着不公平”，有高達80%的人回答“存在”，特別是在現在付“厚生年金”的有正式職業者與合同工、派遣職工中，回答“存在”的高達85%，日本青年人與老年人對立意識凸現。

　　日本青年人與老年人對立意識凸現，大約首先是因為日本現在“少子高齡化”問題愈發嚴重。這種急劇變化給日本經濟和社會帶來諸多不良影響。

　　日本總務省今年去年8月9日公布了2011年3月底根據居民基本登記冊進行的人口動態調查結果,除東日本大地震而嚴重受災的岩手、宮城和福島三縣的22個市町村外,全國人口約1.26億,連續兩年減少。人口自然減少數量近14.62萬人,連續4年擴大並刷新了過去的紀錄。

　　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年鑑,在人口超過4000萬的26個國家中,日本兒童人口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低,而65歲以上老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則達到23.2%,再創新高。

　　“少子高齡化”的趨勢令日本社會的養老形勢日益嚴峻。人口老齡化對醫療設施、老年人福利設施的數量以及從業者數量都形成了壓力,社會負擔大幅增加。而且今後面臨一個年輕人養活四五個甚至五六個老人的問題,幾乎覆蓋全體國民的保險制度如何維持也是一大問題。可能這種現實與預測加深了年輕人與老年人的對立意識。

　　“少子高齡化”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就是未婚者大量增加。其實結婚的日本夫婦的“夫婦完結出生兒數(婚姻持續時間15--19年的夫婦的生子數)”近年來沒有怎樣降低，1972年的第6次調查為一對夫妻2.2人，以後的30年基本持平;2009年下降至2.09人，下降的幅度並不大。而不結婚人數的增加速度，卻比“夫婦完結出生兒數”的下降快得多。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終生不婚率僅在1-2%左右，80年代以後逐漸上升，2005年男子終生不婚率達15.4%;女子達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後還將繼續增長。

　　育齡青年的不婚，當然與多種社會因素相關，但是社會財富大量為老人所占有，年輕人無力負擔昂貴的子女養育費和教育費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在日本現存的金融資產1500兆日元中，其中60歲以上的占有60%;50多歲的擁有22.4%;50代以上的人占有的金融資產為82.4%。另一方面，20-30歲的人僅僅0.3%。

　　日本老人占有絕大多數資產，與日本文化的深層結構有關。在日本人看來“前輩”和“後輩”，也就是“老”與“新”的序列是不可逾越的。如果有僭越者，會受到集團內部的疏離、孤立甚至懲罰。

　　日本文化人類學家中根千枝指出:日本的集團構成，是一種“縱式社會”，是嚴格的上下主從關係，是上下主從關係多層次地重迭而成的階層結構。在傳統的日本集團結構中，一個人進入日本集團後，要想達到一定的階層，只有通過自己的頂頭上司的青睞與提拔才可能實現，不允許年輕人“橫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會與經濟的風土與習慣，多數年輕人只能經過“千年的媳婦熬成婆”的磨練，熬成一個老人後，才會有相應的待遇與地位。

　　與次相對，日本又是一個特別優待老人的社會，比如一個到了退休年齡的部長級國家公務員，可以拿到約1億日元的退職金，還可以每個月拿退休金和公務員特殊補貼(恩給)，並由於其曾在政府擔任要職，可以疏通各種關係，因此一般都可以再就職，再拿一筆不亞於現職時代的非常豐厚的工資。而隨着日本平均壽命的不斷增長，大量的財富就都集中到了老年人的手裡，也就凸現了日本青年人與老年人對立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