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倒塌20多年了，德國人還在清理殘跡。這20多年來，牆卻在中國繼續高效構築，如今已從實體世界發展到虛擬空間，成為無可比擬的“傑作”。大牆就地取材，每個人都是它的磚頭，而且早已智能化，適應一切條件，承受任何撞擊。靠的是什麼？不只是牆主人的雄才大略，更是每塊磚的精誠合作


　　老高按：記得一年多前，我的一位要好同窗在我的斗室書房聊天，他深有感觸地說：“中國的民族精神實在是沉淪得太厲害，必須振奮起來！一個民族，這樣的精神風貌，怎麼能崛起呢！”他堅毅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深有同感。
　　——民族的精神怎樣才能振奮起來？這倒是個需要長考的問題。
　　一百年來，無數志士仁人從無數角度試圖歸納中國衰敗、中國人墮落、中國民族精神沉淪的原因，試圖找到讓民族精神振奮起來的觸發點。在某些危機時刻，例如“九一八”，例如“七七”，例如“四五”，例如1989年的春夏之交、例如“五一二”汶川大地震……中國人的精神爆發出了灼目的光芒，可歌可泣。但是，總不能期望中國總是處在危機時刻，總不能指望中國人只在危機時刻才爆發出精神光芒吧。
　　還得細找緣由。中國人的精神是怎樣被磨損、腐蝕、蛻化的？又怎樣能夠讓健康的精神種籽萌芽、分櫱、開花、結果？
　　今天讀到長平的文章《我們都是砌牆的磚》。這篇文章從標題看，似也不那麼積極、昂揚，但是文章的新角度、新論述，很值得一讀。也正好涉及有關我的同學和我長期縈繞於心的問題。我並不認同他的若干看法，但我覺得，他這些看法，很有啟發性。
　　這篇文章在一些網站上刊出，但是不知是否因為標題比較平實的原因，讀者好像沒有太給以關注。我在這裡轉貼，給作者當個“二傳手”，期望更多的讀者，能關注這個話題，並各抒己見。

　　長平應該算是中國傳媒界的“大腕”了，他的文章很有見地，我很愛看。在網上查到他的多種簡介，綜合如下：
　　2001年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時，因“張君案”報道被撤職。此後於2003年至2004年間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訪問學者。回國後赴上海創辦《外灘畫報》。
　　2007年重返廣州，出任《南方都市報》下屬《南都周刊》副總編輯，後任執行總編輯兼總主筆。2008年4月西藏“314”事件後，他因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一文，招致網民及《北京晚報》等媒體攻擊，被撤去副總編輯一職。後調任至南都傳播研究院任研究員。
　　我我了解他目前的情況是：任職陽光衛視《陽光時務》總編——創刊一年的《陽光時務》是一個非常有內容、有新意的厚重雜誌，而且率先使用了多媒體的技術。建議讀者關注。




　　來到柏林之後，才知道柏林牆不只是一堵牆。當它還活着的時候，它是一種不斷地膨脹和強化的建築。最初是鐵絲網，接着是加強的鐵絲網，然後是混凝土，最後建成的所謂“75型邊境圍牆”，極為堅牢，被稱為牆史上的“傑作”。
　　在鼎盛時期，它的實體部分包括內外兩堵牆，中間圍住的部分，本來應該是（現在也還原成）寬闊的大街，卻設置成死亡地帶。裡面有地面觸發報警器、金屬柵欄、鐵絲網報裝置、獵犬區域、鐵軌阻擋器、邊防哨所、探照燈和瞭望塔、照明區、控制區、金屬圍欄、車輛阻塞溝等複雜的設施。事實上，在距離內牆50-70米遠的地方，就是當時的東德人的“世界的盡頭”了。
　　參觀了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檔案館之後，我更明白柏林牆遠遠不止那條長達140公里的實體牆，它無限延伸到社會文化和個人生活之中。正如該檔案館牆上張貼的“史塔西”口號“作為秘密警察，我們應當無所不知”一樣，它無處不在，無所不及，讓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隔離和恐懼之中。
　　更加恐懼的是，這堵遮天蔽日的大牆，還讓每一個人都成為砌牆的磚，成為它精緻的構件。你不僅被別人阻攔和隔離，你還阻擋和隔離別人。我們每天都在聽命於強權，服從它的規則，配合它的節奏，讀它的報紙，聽它的音樂，為它納稅，為它投資，我們就必然成為它的同構。正如中國上世紀的一首旋律優美的流行歌里所唱的：“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着藤，藤兒牽着瓜，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
　　如果你是一隻鳥兒，你就會嚮往自由的天空。當你成為一塊磚頭之後，你就不會有飛翔的願望，你的理想就是被砌進一堵牆，或者被拍到別人的頭上。至今很多東德人還懷念柏林牆矗立的時代，很多中國人在詛咒自由世界，甚至夢想“文革”重來，都是被專制政權燒製成磚之後的悲劇。
　　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櫥窗”，東德在當年不僅在該陣營中經濟發展得最快，在人道和法律方面也算是做得最好的。它既沒有兩千年的封建殘餘，也沒有不願消除的文革餘孽，更沒有餓死幾千萬人的“革命壯舉”，而且還在1987年廢除了死刑。它的牆仍然令人窒息，它的磚仍然無處可逃。
　　柏林牆倒塌二十多年了，德國人還在清理它的殘跡。這二十多年來，牆卻在中國繼續高效構築，如今已經從實體世界發展到虛擬空間，成為無可比擬的“傑作”，讓柏林牆的“75型邊境圍牆”無地自容。
　　同樣地，這堵大牆並非從天而降，而是就地取材，每一個人都是它的磚頭，而且早已經智能化，適應一切條件，能承受任何撞擊。大火燒了，動車翻了，家被強拆了，活人自焚了，宮廷亂了，它都巋然不動。不僅毫髮無損，反而更加堅固。靠的是什麼？不只是牆的主人的雄才大略，更是每一塊磚的精誠合作。“平庸的惡”在中國早已經升級換代，假如它的發現者漢娜·阿倫特遇見，恐怕也會對它感到陌生。
 
貴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識的興起
 
　　貴族被消滅了，流氓應運而起；貴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識得到發揚光大。看今天之中國，無處不流氓，從街頭小巷到學術殿堂，從平民百姓到權貴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敗墮落，流氓本性表現得淋漓盡致。從語言流氓，到行為流氓，再到意識流氓，這禮義之邦成為名副其實的流氓大國。
　　 這個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賤到如斯地步？請聽下面的對話。
 
我們消滅了貴族
 
　　我們常聽到一些傳言，說中國領導人如何巧對外國領導人的責問，卻很少聽到外國領導人如何應對中國領導人的話題。
　　中國領導人誇耀說：我們消滅了地主富農，
　　外國領導人回應說：我們消滅了貧農；
　　中國領導人誇耀說：我們消滅了貴族，
　　外國領導人回應說：我們消滅了流氓。
　　 這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個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變成好人，一個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這是對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發動流氓起來把貴族消滅了，並不會使流氓變得高尚，只會使流氓變得更加流氓，而且誘逼更多的人變成流氓，最終變成流氓社會。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主題由流氓與貴族說起。
 
貴族，平民，流氓
 
　　人類是世界上最龐大最複雜的群體，就其精神意識的素質來考慮，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層：貴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欖形，中間大，兩頭小，貴族處於高端，流氓處於低端，中間龐大的階層就是平民。從平民到貴族沒有明顯的界線，從平民到流氓也沒有明顯的界線，但流氓與貴族就天差地別了。
　　貴族之所以是貴族，並不在於財富有多少，也不在於權力有多大，而在於具有一種高貴的精神，史書上稱之為貴族精神。缺失貴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敵國，也不過是帶着流氓本性的暴發戶；即使權可傾國，也依然是帶着流氓本性的獨夫民賊。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並不是因為一無所有，而是因為內心裡的流氓意識。無產階級不等於流氓，無產階級大多數的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體有窮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權貴；有白痴，也有天才。
　　貴族精神代表人類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識代表人類野蠻的底端。幾乎所有的人，即有嚮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嚮往卑鄙的情慾，這就是人性與獸性的爭戰。人性戰勝獸性，人就走向高尚；獸性戰勝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數的平民, 人性與獸性始終在身上進行拉鋸戰，故而一生都在高尚與卑鄙之間徘徊；大多數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註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脫俗，要麼追求高尚而有望成為貴族，要麼走向卑鄙而成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難，成為貴族難上加難；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這個原因，人類社會始終是貴族少流氓多。
　　高尚與高貴沒有本質的不同，然而高尚與高貴還是有一步之遙，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遙，就抵達高貴的境界。平民也會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順境中高尚，卻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貴的境界了，也就成為貴族了。
　　高尚達到高貴的境界，就是“富貴而不淫，威武而不屈”。這就是貴族精神的境界。富貴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兩個層次的解讀。第一個層次是對富豪權貴解讀：你富貴了不可變淫蕩，你有權了不可以權屈人。第二個層次是對平民百姓解讀：你不富貴，可你不會被富貴所誘惑而放棄高尚；你沒有權，可你不會向權力屈服，你只誠服於公義與真理。達到了這種境界，你即使身處平民，你也具備了貴族精神。
　　 那麼什麼是貴族精神呢?
 
貴族精神
 
　　貴族精神有三種高貴的內涵：一是誠信，二是道義，三是使命感。
　　誠信是人類文明的靈魂。沒有誠信，就沒有道德，也就沒有文明；誠信也是個人品格的靈魂，沒有誠信，就不可能有高貴的品格。缺失誠信的人，不是無賴，就是流氓。缺失誠信的民族，註定是愚昧而野蠻的民族。誠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沒有誠信，就不會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憲政，憲法就是社會的契約，契約的根基就是誠信，沒有誠信，契約就是廢紙。
　　貴族之所以是貴族，是因為貴族把誠信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誠信帶來高尚，帶來尊嚴，帶來生命高貴的價值。歐洲的貴族寧願用決鬥分勝負，而不願用陰謀詭計爭輸贏，這實質上就是對誠信價值的死守。中國古代的史官，寧願被殺頭也不為帝王篡改歷史，也是對誠信價值的死守。
　　道義包含人道與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人道就是對人生命的尊重，連人道意識都沒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對人道的蔑視；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就是對人間公道的蔑視。人道與公道衍生出現代文明的人權主義，歐洲之所以能誕生《人權公約》，實質上就是貴族精神在推動。
　　道義精神帶來仁慈，帶來寬容，帶來關懷，帶來公正。貴族具有關懷弱者的情懷，世界上的慈善事業幾乎都是由貴族出資創建的，靠的就是這種道義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於承擔的精神。擔當起人類社會的良知，擔當起人類傳統文化與道德的衛道士，維持社會公義，維護社會理性和平發展。
　　正是這種使命感的精神，帶給貴族堅韌不拔的信心與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機，貴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衛民族的安寧。正是這種使命感的精神，帶給他們“普羅米修斯盜天火”的精神, 帶給他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捍衛與推動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這三種精神都是來自於虔誠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轉化為堅定不移持之以恆的精神力量，達到高貴的境界。
　　儘管貴族個人的身上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點，但貴族群體始終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主導力量。
 
貴族精神推動人類文明發展
 
　　每一個人的身上都存在人性與獸性的爭戰，故而人的一生都在高尚與卑鄙之間徘徊；上帝呼喚人走向高尚，魔鬼誘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貴族，嚮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也可以說，近貴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嚮往卑鄙。中國人把這種現象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是人世間萬古不變的道理。
　　推而廣之，一個民族也存在人性與獸性的爭戰，這實質上就是文明與野蠻的爭戰，也是貴族與流氓的爭戰。一個民族由貴族所主導，就帶來文明的進步；由流氓所主導，就向野蠻倒退，不是物質生產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這早已被人類歷史所證明。
　　人類歷史的發展主要是由貴族所主導，所以人類能從野蠻走向文明，但在慢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時也會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據了主導地位，結果導致文明向野蠻倒退，所以人類發展的進程呈現曲曲折折進進退退。
　　人的精神意識是複雜的多面體，即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嚮往卑鄙的情慾。 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難；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滑梯，很易；故而人類社會始終是流氓多於貴族。
　　人類社會始終是貴族少流氓多，貴族何以能占據人類社會發展的主導地位呢？這就取決於龐大的平民階層的態度了，平民階層崇尚貴族，貴族就占上風，貴族就占據主導地位，這個民族就會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階層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風，流氓就占據主導地位，這個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蠻。這就是不同民族會有不同文明進程與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貴族的民族，貴族易占上風；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風；流氓占了上風，流氓占了主導地位，必然誘惑越來越多的人變成流氓，逼迫越來越多的變成流氓，最終變成流氓大國，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會陷入大潰敗。
　　要期望流氓帶領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矣。
 
創造文明與創造歷史
 
　　人類文明的成就幾乎都是貴族創造的，從遠古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紀的文化藝術，到近代的自然科學，到現代的民主機制，人類歷史上所有劃時代的思想，幾乎都是貴族創造的。可以這樣說，沒有貴族，便沒有人類的文明。無需我來舉證，查一查世界上偉大的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神學家，科學家，哪一個不是貴族？
　　貴族不僅創造文明，而且也創造歷史。近代的歐洲貴族，創造了《君主立憲》，創造了《獨立宣言》，創造了《人權宣言》，印度的聖雄甘地創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創造了《我有一個夢想》，並將這些文明的思想付諸於實，創造出輝煌的歷史，成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創造歷史，不等於創造文明；創造文明，也是創造歷史。
　　流氓從來不會創造文明，只會創造野蠻。流氓也會創造歷史，但流氓不會創造文明的歷史，只會創造破壞的歷史，創造屠殺的歷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國，如義和團。流氓從來都是建設不足，破壞有餘，只會創造暴力，創造戰爭，創造屠殺，創造荒唐，創造災難。
　　如若一個民族長期被流氓群體所主導，勢必變成弱肉強食的民族，變成野蠻暴戾的民族，變成腐敗墮落的民族。
　　這樣的道理，難道還需要誰來論證嗎？
　　貴族被消滅了，流氓應運而起；貴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識得到發揚光大。看今天之中國，無處不流氓，這禮義之邦成為名副其實的流氓大國。這個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賤到如斯地步?
 
中國傳統貴族精神的概述
 
　　說傳統貴族，是因為中國已經沒有貴族，當今的中國只有平民與流氓。雖說還有極少數的人具有貴族精神，可畢竟為數極少，所以稱不上是一個族群了。下面所說的貴族，都是指傳統上的貴族。
　　很難概括出中國的貴族精神，因為中國的貴族精神在歷史的長河中不停地衰變，說不清楚哪一個時代的貴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國的貴族精神。籠統地講，我就用三個貴族的典範人物作代表，來表述中國貴族精神的特質。
第一個典範是屈原，第二個典範是陶淵明，第三個典範是曾國藩。
這三個典範所具有的三種精神特質，可以概括出中國貴族精神的衰變。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種貴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種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
　　這種精神代表中國古代貴族所具有的精神，我們今天讀到屈原的《離騷》，《漁父》等作品，仍能強烈地感受到那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是這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勵那個時代的精英勤於求索，勇於求索，為中華民族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古文明，中華民族所有的偉大思想幾乎都是創建於那個時代。那個時代的貴族可以與歐洲同時代的貴族齊駕並驅，中國的古文明不比歐洲的古文明遜色，就是最好的說明。
　　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是人類追求文明的動力，正是靠人類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爾不凡，帶領人類掙脫野蠻，走向文明。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是一種殉道的精神。這是人類高貴的一種精神，當自己信仰的道義遭到毀滅，寧願選擇與道義同時毀滅，也就是選擇與道義永遠同在。
 
陶淵明所代表的第二種貴族精神
 
　　陶淵明精神代表一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脫物慾的精神，一種甘於自我放逐的精神。
　　對比屈原的精神，陶淵明的精神明顯發生衰變，不那麼強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傾向崇尚自由；他不認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然而他堅守不為五斗米折腰， 維護自身獨立的人格尊嚴。要格守不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離體制的羈綁，那無異於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質極其貧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饑寒交迫貧病交加的折磨，時時刻刻面臨生死存亡的威逼。豪無疑問，自我放逐須具備無比的勇氣與忍耐力。選擇自我了結，只需要一時的意氣；選擇自我放逐就得忍受無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實是對權勢的一種蔑視，表現出一種道不同不相為謀，堅守自己立場的精神。這是一種固守高貴的精神。其實，以他們的才華，只要他們願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輕而易舉換來升官發財，享盡榮華富貴。然而，他們寧願選擇了自我放逐。這是對殘酷現實的妥協，更是對權勢的蔑視。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晉時代的竹林七賢身上表現得更為強烈，幾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對比屈原那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顯然是一種妥協。然而，這種妥協並不是他們怕死。他們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來表示對權勢的一種蔑視，視權勢如糞土，讓權貴相形見絀，如骨在喉，寢食不安。這一點從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現的最為突出，他被司馬王朝處以極刑，從容赴死，慷慨以歌，視死如歸，這顯然比屈原的投河自盡表現得更為豪邁。
　　陶淵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賢的自我放逐，顯然又退了一步。陶淵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麼強烈地表現出對權勢的蔑視，更多的表現出對自然的陶醉與對自由的迷戀。這當然是因為殘酷的現實，逼使陶淵明自削鋒芒，換取封建王朝對他的容忍。
　　從屈原精神衰變到陶淵明精神，這是封建王朝的殘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創了屠殺民族精英的先河，殘酷的現實逼使追求人格獨立的精英不得不選擇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種無奈的選擇，更是一種高貴的選擇。面對腐敗而殘暴的政權，不願同流合污而抽身離去，寧願自我放逐而過貧困的生活，換取精神上的自由與人格上的尊嚴。這種自我放逐，成為中國歷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這是對權勢的一種蔑視，這是對高貴品德的固守，這是另類的貴族精神。
 
曾國藩所代表的第三種貴族精神
 
　　曾國藩精神代表一種追求建功立業的精神，追求個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這種精神代表中國歷史後期士大夫的精神，這種精神歸功於孔孟之道的薰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於皇權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個人嚴謹的品格。孔孟之道個人品格修煉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為士大夫追求的三種境界。曾國藩集三種境界於一身，成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為中華民族近代貴族的典範。
　　對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於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種不屈的追求，而曾國蕃的追求則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種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為屈原時代孔孟思想還沒成為一種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狀態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現出一種豪放的氣度；而曾國蕃的追求則處於高度的約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從細微處抵達至高的境界。
　　對比陶淵明。陶淵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自由，寧願自我放逐，也不願為五斗米折腰。陶淵明時代，雖說孔孟之道已經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還沒有深化到民間，所以陶淵明對孔孟之道不以為然，在他的心目中，權力與孔孟之道還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對自然的陶醉遠遠超過對權力和物質的迷戀。當孔孟之道被歷代王朝強化之後，孔孟之道成為中國人精神的主宰，中國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類的貴族，也難以再有陶淵明類的貴族，唯有曾國蕃類的貴族，只能在封建的體制之內建功立業，完善自我了。
 
 三種貴族精神的衰變
 
　　從追求卓爾不凡，到自我放逐；從自我放逐，到回歸權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貴族精神的衰變。
　　從屈原的精神衰變到陶淵明的精神，是焚書坑儒殘酷的現實，逼使他們放棄了追求卓爾不凡，而選擇了自我放逐，為堅守高貴的人格，拒絕向權勢委身投靠。 這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對權貴的蔑視，正是這種無奈與蔑視顯現出他們高貴的人格精神。
　　從陶淵明的精神衰變到曾國蕃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權勢低頭，走入封建體制之內追求建功立業，來完成自己對世俗權勢的追求。這種靠攏，失去了個人獨立的思想與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體制之內追求個人品格修煉的貴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飛，比如文天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文天祥《正義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鐵肩擔道義的精神，都是傳統貴族精神的突出表現，他們都是在體制之內達到完善的人格。
　　貴族精神的衰變，實質上削弱了貴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國歷史上的貴族對人類文明的作為，對比歐洲的貴族，中國後期的貴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明顯大為遜色。
 
與歐洲貴族的對比
 
　　歐洲貴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從遠古的哲學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紀的文化藝術，到近代的自然科學，到現代的民主機制，人類歷史上劃時代的思想，大多數都是歐洲貴族創建的。特別是近代的歐洲貴族，創造了君主立憲，《獨立宣言》，《人權宣言》，美國的馬丁路德金創造了《我有一個夢想》，並將這些文明的思想付諸於實，創造出輝煌的歷史，成為人類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中國的貴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與歐洲的貴族齊駕並驅，創造出燦爛輝煌的古文明。中國的古文明並不比歐洲的古文明遜色，就是最好的說明。然而秦王朝之後，中國不再產生任何劃時代的思想，也就是說，中國的貴族不再對人類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秦王朝之後所有的思想家不過學會了炒冷飯，炒孔孟之道的冷飯，這一碗冷飯長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還有人靠炒這碗冷飯混成大師。
　　這就是中國貴族精神的衰落，從屈原追求卓爾不凡的精神，衰變成陶淵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從陶淵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歸依附權勢。在殘酷腐敗的體制之內，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國的精英變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種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會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後期的士大夫，不可能產生新的偉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賦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項基本原則：非禮莫視，非禮莫聽，非禮莫言，非禮莫行。嚴重地窒息了中國貴族思想的生命力，註定不可能再對人類文明作出重大的貢獻了。
　　那麼造成中國貴族精神衰變的根源在哪裡呢？在殘暴的政權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原因呢？
 
導致貴族精神衰變的三大因素
 
　　導致中國貴族精神衰敗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大因素：一是政權的殘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專制的殘暴
　　秦王朝焚書坑儒開創了毀滅人類思想的先河，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到宋王朝的反詩，到明太祖的文字獄，到了清王朝，一個錯別字殺萬把人也是等閒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殘殺摧殘，是貴族與貴族精神衰變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實質上成為中國貴族精神衰變的拐點。
　　然而，為什麼歐洲的貴族精神能與時迸進而發揚光大，而中國的貴族精神卻日漸微弱了呢？難道說歐洲的封建王朝不殘暴嗎？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殘暴性不會相去太遠。我想深層次的根源應該是文化。
 
中華文化的缺陷
　　中華文化是一種奴性文化加謀略文化，這是一種內在有嚴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帶來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養出奴隸與奴才，培養不出真正的貴族。貴族追求獨立的思想與獨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養出來的人，缺失獨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說獨立的人格了。貴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貴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隸與奴才只會匍匐在權貴的腳下苟且偷生，難以抵達高貴的境界。
　　謀略文化帶來品格的缺陷。貴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誠信，謀略文化講的是陰謀詭計，所以謀略文化與貴族精神背道而馳。謀略文化信奉成則為王敗者為寇，根本沒有什麼原則與道義，崇尚陰謀詭計，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種文化很難培養出真正的貴族，大致只會培養出陰險狡詐心狠手辣的偽君子。
　　這種文化註定了中國貴族身上軟弱的一面和陰暗的一面。在中國很難有胸懷坦蕩的貴族，更難找到寬容仁慈的貴族。像曾國蕃那樣，身處腐敗的官場，能格守品格潔身自好，成為鳳毛麟角，尤其難能可貴了。

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
　　中華文化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是這種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為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中華文化實質上是各種思想的大雜燴，儘管孔孟之道占據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終成不了一種宗教信仰。各種思想的大雜燴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莊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經，道德經，女兒經，易經，黃帝內經，也是什麼經都有。中國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國家，中國人什麼神都拜，似乎什麼神都相信，又似乎什麼神都不信，大致就是處於半信半疑之中。
　　因為缺失一種主導性的宗教信仰，所以這種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無所適從。比如，一邊說：天道酬勤，勤勞致富；一邊又為殺富濟貧而喝彩。一邊叫人要“坦誠相待”，一邊又叫人“逢人但說三分話”；一邊叫人“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一邊又叫人“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所以最後只能抱定“難得糊塗”的理念做人了。“難得糊塗”反而成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顯然,這種文化造成了這個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體現在兩個層面上：
　　一是在個人的層面上，難以從這種文化中得到堅強堅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種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難達到信仰的境界。什麼叫信仰？信仰就是堅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會有“道德一斤值幾多錢?”的國問。有人概括說：中國的道德大致不會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說，在三十里之內，都是鄉里鄉親，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認識，所以什麼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體的層面上，也難以匯聚起巨大的正義力量。一個民族是否能匯聚起巨大的正義力量，取決於兩個前提：一是作為民眾的個體來講，是否有強烈的正義感；二是作為民眾的整體來講，是否有相同的正義觀。這兩個前提顯然都需要一種堅定的信仰，個體通過信仰得到堅定不移的正義感，並獲取不屈不撓的勇氣；民眾整體通過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義觀，這樣才能匯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擔當起這兩個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痛感：中國人熱衷窩裡鬥。為什麼會熱衷窩裡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認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認為代表正義，結果只能用暴力解決。宗姓與宗姓斗，黨與黨斗，派與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為同一種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顯然是把邪惡的思想當信仰了。
　　所以靠這種文化薰陶出來的貴族，註定了身上的懦弱性。歷史上也曾出現過意志極其堅強的貴族，但立足於這樣懦弱的民族之中，個別人的堅強更是註定了悲慘的命運。就好比一隻大象陷入泥潭裡，奮力抗爭只會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滅亡。
 
從文學名著看中國貴族精神的缺陷
 
　　讀歐洲的文學名著，我們不難感受到歐洲貴族那種可貴的精神，誠信，道義，擔當，勇敢，冒險，坦蕩，寬容，凡是人世間高貴的品格，都可以從名著的里貴族身上讀到。那種決鬥的精神，那種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國貴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們從《基督山伯爵》裡讀到復仇的精神，也是一種不傷及無辜的精神。
　　我們從《泰坦克尼號》的悲劇中，看到了那種貴族精神的大愛，那決不是靠灌輸階級鬥爭的仇恨而產生的愛，而是靠宗教信仰賦予的博愛精神。船長可以淡定地指揮婦孺先逃生，最後他自己更拒絕登上最後一艘逃生艇而毅然決然地返回即要沉沒的船艙，選擇與郵輪一起葬身大海，這種殉道的精神，就是一種貴族精神。對比我們的克拉瑪伊劇院大火，“讓領導先走!”，那是何等的悲壯與偉大!
　　轉過來看我們的四大名著，《西遊記》《水滸傳》，主題就是宣揚流氓意識，造反有理，殺人放火，報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實質上是因為沒有給他官做，假如給他一個官做，便什麼道義都扔了。孫悟空之所以大鬧天宮，就是氣憤於弼馬溫的官銜太小了。
　　《三國演義》雖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劉備的仁慈，諸葛亮的忠誠。然而“桃園三結義”所宣揚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識。不是以道義作為結義的根基，而純粹是以個人的恩怨作為結義的紐帶，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會結義的模式。《三國演義》更把一個集陰謀詭計於一身的諸葛亮，塑造成中國的智慧之神。諸葛亮除了貢獻出陰謀詭計之外，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三國演義》把他當作智慧之神，把中國人引入了文化的誤區，把陰謀詭計當作智慧。歐洲人提出知識就是力量，中國人認定陰謀詭計就是力量。
　　《紅樓夢》是一部真正描寫貴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們從這本書裡，讀到了什麼樣的貴族精神呢？只讀到貴族的胭脂味，讀到貴族的酒色情慾加無病呻吟的詩文，整個大觀園就是縱情享受的樂園，除了勾心鬥角，就是縱情享受。我們讀不到一丁點的貴族精神，勇敢？冒險？坦蕩？擔當？寬容？仁慈？一丁點都沒有。
　　我們可以從屈原的著作中讀到追求卓爾不凡的貴族精神，但卻不能在後來的文學作品中讀到什麼貴族精神了。文化的衰敗，實質上也代表貴族精神的衰敗。
 
貴族精神短暫的覺醒
 
　　然而，中華民族在上個世紀初，終於迎來貴族精神短暫的覺醒。那是因為歷史的契機，讓中華民族一度獲得了生機。
　　 那是新舊文明交會的時代，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強悍，被長期禁錮的思想失去了枷鎖，得到了自由，因此獲得了生機。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時代，引發中華民族的精英蜂擁而出，走出國門去尋找救國之道。
　　中西文化就這樣在機緣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貴族，中西文化的精華在他們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們即具有東方謙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愛的精神，堪稱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優秀的精英。
　　 那是中華民族危難的時代，也是中華民族追求新生的時代，因此成為中華民族人才輩出的時代，一度人才濟濟，讓世人為之讚嘆。那一代的精英，以他們卓越的學識與高貴的品格，讓世人敬佩；就連他們個人的生活情調，也讓後人為之傾倒；我們今天讀到他們的傳記，依然感慨萬千。
　　那是中華民族貴族精神覺醒的時代，是中華民族最值得驕傲的時代。
　　然而，悲愴的是新生的貴族旋即就被消滅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過，只給人間留下閃亮的一瞬間。那是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