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常被家長和老師教育說，這是對的，那是錯的：飯前洗手是對的，睡前不刷牙是錯的；對人有禮貌是對的，偷人家的東西是錯的；哥白尼的日心說是對的，托勒密的地心說是錯的……

老師和家長以同樣的口吻宣布這些生活規則、道德律令和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孩子們接受了它們，認為它們是當然正確的。當他們長大，再以同樣的方式傳給自己的孩子。但是，很少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這些規則、律令和知識在什麼條件下是正確的？是什麼保證它們是正確的？

這個問題最初是令人惱火的。人們希望存在絕對正確的行為準則和絕對正確的客觀知識，並願意把已經得到的準則和知識視為絕對正確，使得自己可以在一個比較安全的精神空間中生活。而這個問題則對正確的絕對性表示了懷疑，它可能引起兩種反應：其一，絕大多數人感到荒謬、可笑，認為提此問題的人是憂天的杞人，精神不正常，有毛病；其二，極少數同樣思考着但又要捍衛其絕對的人感到了危機，其實問題往往是他們提出來的，思考和捍衛的結果使神更加豐富了。只有比人更有力量的神才能保證其正確的絕對性。但是神如何能保證這種絕對？答：神本身是絕對的，神授的東西當然是絕對的，問題在此陷入邏輯循環，解答完畢。這個問題的再次提出，則是對神的褻瀆，它在撼動人們心中的精神支柱。而當人們感到這種撼動時，瀆神便不再是瘋子般不自量力的可笑行為，開始有了實際的破壞力，應予以嚴懲。所以布魯諾被處以火刑。

當然，現代學者把道德律令視為社會的約定，其神性已不復存在。但被視為客觀知識或真理的科學，是否仍然有其絕對正確的神性呢？在相當多數人看來，科學的使命就是獲得確定的準確的也就是絕對正確的知識，科學發展的過程乃是逼近絕對真理排除絕對謬誤的過程，因而科學之正確的絕對性隨着科學的發展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強，尤其是在人們依照牛頓力學找到了海王星，依照麥克斯韋方程組發現了電磁波之後，科學已經成了絕對正確的代名詞。科學是神的最後一個避難所。

但這個避難所也不再安全了，它的危險來自於科學自身。

當我們判斷一個東西是否正確的時候，當我們用正確這個詞來描述一項事物的時候，我們心中必然預先存在了一個標準，與這個標準相比較，得出正確與否的結論。那麼，是什麼保證這個標準是正確的？這個問題一直追問下去，終將發現，一切知識的基本框架，在邏輯上都屬於假設。科學也不例外。一切判斷都有判斷的標準，這個判斷的標準也可以成為判斷的對象。無標準的絕對判斷是不存在的。比如地心說和日心說。

最早提出日心說的不是哥白尼。古希臘的阿利斯塔克（前315?—?230）就認為“恆星與太陽是不動的，地球沿一個圓周的周邊繞太陽運動，太陽則在軌道的中心”。但是有幾個問題他無法解釋，首先是和人們看到的太陽東升西落的常識相矛盾；其次如果地球運動，應該看到恆星的相對位置發生變化，但是當時的天文觀測精度還不能發現這個變化；托勒密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反證是：如果地球運動，物體從高塔上自由下落，就應該落在偏西的位置，而按照當時的觀測精度，物體總是準確地落在塔的正下方，所以地球沒有動。托勒密（90—?168）的理論之所以長期被接受，一是它能很好地解釋當時所觀測到的天文現象，並能對行星的位置做出足夠準確的預測；二是它與當時的以亞里斯多德為主導的科學背景相協調。也就是說，用當時的標準衡量，地心說是對的，日心說是錯的。哥白尼（1473—1543）如果仍然提出一個阿利斯塔克式的日心說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哥白尼給出的是一個定量化的日心說體系，它能夠解釋托勒密理論所能解釋的一切現象，並且提供了一個精度與托勒密理論相近的星表，這就使得哥白尼的理論不是紙上談兵。同時，哥白尼體系更具簡潔性、協調性和內在一致性，它對很多天文現象做出了更簡單更自然的解釋。比如托勒密必須為每一個行星引進一種特設的本輪才能解釋行星的駐留和逆行，而哥白尼則以地球和其它行星的相對運動簡單地解釋同一現象。但是，托勒密提出的高塔落體責難哥白尼仍不能給出很好的反駁，這要等伽利略（1564—1642）研究出慣性原理和相對性原理之後才能以日心說予以解釋，事實上，由於地球自轉，落體並非偏西，而是偏東。伽利略動搖了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基礎，使科學背景發生了轉變，這才使日心說獲得了生存的土壤，被廣泛接受。而這時的日心說已經是開普勒的日心說了。開普勒（1571—1630）對他的老師第谷留下的測量精密的天文數據作了大量的分析、擬合、試錯，終於發現，用橢圓軌道代替圓軌道，把太陽安置在橢圓軌道的一個焦點上，可以得到一個更為簡潔的天體幾何學。開普勒只用了7個橢圓就解釋了哥白尼用48個圓、托勒密用80多個圓解釋的全部現象，並且達到了更高的精度，而這7個橢圓又可以濃縮成三個定律。四分之三世紀後，牛頓（1642—1727）把伽利略的地面物體運動力學和開普勒的天體運動定律統一起來，一共只用了四個定律：所謂的牛頓三大運動定律加上萬有引力定律。

科學的發展可以解釋為不斷地克服謬誤的過程，但也可以解釋為不斷生長的過程，而那所謂的謬誤，則是生長中必不可少的養料。蝴蝶是美麗的，但它是由菜青蟲長成的。不能簡單地用對和錯來評價蝴蝶和菜青蟲，作為蝴蝶，更不應該說菜青蟲是錯的。 那麼，以現代科學的標準衡量，是否地心說是錯的，日心說是對的？否！現代科學給出的宇宙圖景是這樣的：衛星繞行星運轉，行星帶着它們的衛星繞太陽運轉，整個太陽系繞銀河系中心運轉，銀河系這個整體也在運動。並不存在一個絕對的運動中心，運動本身也是相對的。以愛因斯坦之後的現代天文學衡量，歷史上的地心說和日心說都是不完備的，當然在太陽系範圍內，牛頓力學除不能解釋水星近日點的進動，基本實用。如果一定要問：究竟是地球繞着太陽轉，還是太陽繞着地球轉？即使牛頓物理學，也只能回答：這取決於你以誰為參照系。如果以地球為參照系，假定地球靜止，那就是太陽繞着地球轉。只要在日心說的基礎上做一個坐標變換，就完全可以把地球放在宇宙的中心，並得到與日心說同樣的結論。儘管這個運動圖景要複雜一些。運動是相對的，這個問題並不存在絕對正確的答案！

但人們經常以絕對的口吻講述它們。

信徒往往必比先知更為狂熱，這句話對科學的信仰者仍然成立。科學上每一個有創見的大師都深深的知道他的創見所根植的土壤，如牛頓所說，他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是因為他站在了巨人的肩上。這不是言不由衷的謙虛，而是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不完備所在。牛頓的理論給出了天體如何運行，但是沒有給出天體為何如此運行，牛頓並不滿足把“第一因”簡單地交給上帝，他還想知道上帝為何讓天體如此運行。他晚年以相當多的精力鑽研神學，也留下了大量關於鍊金術占星術的手稿，這與他的科學研究並不截然對立。用偏離了科學的殿堂，陷入了神學的泥潭這樣的充滿褒貶色彩的話語來評價牛頓，恐怕是牛頓本人不能同意的。我相信，在牛頓自己看來，他的科學和神學是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

科學是從尋找絕對開始的，但科學的發展卻使絕對的東西越來越少了。牛頓物理學排除了絕對的運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排除了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哥本哈根學派的物理學家只承認物理學是人類描述世界的一種方式，而不承認物理學揭示了自然界的本質規律。本世紀的物理學大師很少有人相信自己掌握的是絕對真理。對科學的任一個命題不斷進行“為什麼”的追問，總會歸結到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存在一個獨立於人的物質世界？這個物質世界是否存在着一個獨立於人又能為人的理性所能把握的規律？這個從前的物理學家賴以工作的前提，現在的科學信仰者不假思索地認為當然是“是”的問題被科學自身提了出來，以玻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對此問題的回答謹慎地傾向於“否”，不相信上帝會擲骰子的愛因斯坦雖然堅定地回答“是”，然而也清醒地知道，這是他的信念，而信念是無法被證明的。在談到自然的實在性問題時，愛因斯坦對唯心論者、印度詩人泰戈爾說：“我不能證明我的看法是正確的，但這確是我的宗教。”[1]

科學在最根本的地方又和宗教聯繫起來，它們都需要信仰。但宗教的信仰有狂熱的不講理的時候，你瀆神，我便燒了你。科學的理性則告訴科學家，既然同樣是信仰，既然同樣不能證明，那便不能說我的信仰比你的信仰高級。在邏輯上，回答“是”與回答“否”並無優劣之別。因此科學的信仰是寬容的，在堅持自己信仰的同時，也尊重別人所堅持的信仰。愛因斯坦和玻爾論爭了幾十年，一直是以理性的智慧在交鋒，用物理學家惠勒的話說：“近幾百年來很難再找到其它的先例能和這場爭論相比擬，它發生在如此偉大的兩個人之間，經歷了如此長久的時間，涉及如此深奧的問題，而卻又是在如此真摯的友誼關係之中。”[2] 這兩位大師都不認為自己掌握了絕對知識。但是卻可以看到，雙方的擁護者尤其是物理界之外的擁護者常常用絕對的口吻來複述他們。

想起很久以前在公共汽車上，一位母親認真地告訴懷裡的孩子：白天和黑夜，是因為太陽繞着地球轉。與我同行的一位小女孩撲哧一笑，說：現在還有人宣傳地心說。我想在她的潛意識中，她相信自己掌握了比哪位母親更高級的絕對正確的知識，因而便有了嘲笑的資格。但在我現在則認為，與其讓孩子背誦自己所不能理解的“正確的”日心說，不如給他一個使他能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歸納出來的地心說。

那些沒有對自己的評判標準作過再評判的信仰者往往會認為自己掌握了絕對知識，這時他們會產生一種傲慢，一種王小波所說的“我會釘扣子”之類的傲慢，他們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因而他們經常使用“愚昧”、“錯誤”、“荒謬”這一類字詞去描述與自己不一樣的人，他們嘲笑別人的顯而易見的信仰，卻沒有意識到自己也在信仰着。以這種傲慢傳授科學的教師，他們可能傳授了具體的科學知識，但是卻損害了科學的精神——那種寬容的懷疑的理性的精神。

當我們承認宗教信仰的自由，當我們承認班禪的轉世靈童，應該知道，這不僅是統戰的手段，而是我們對別一種信仰的真誠的尊重。同時也要知道，我們尊重別一種信仰，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接受那一種信仰及知識。

當我們用正確這個詞來評判事物的時候，不要忘了反問自己：我們據以評判的標準是什麼？這樣一種追問，會使我們對我們很少注意的視為理所當然的語境進行反思。經常作這樣的追問，就會減少一些傲慢。當然，我這篇文章也不是絕對正確的知識。也許我自以為幸運的是，我意識到了這一點。比如我會自問：憑什麼說科學具有寬容的懷疑的理性的精神？

1997年3月16日 1997年6月24日 1997年7月23日 1999年4月18日 北京 稻香園

（發表於《成長文摘》， 2001年第四輯，山東畫報出版社。） 　 [1] 許良英等編譯.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4. 270. [2] J. A. 惠勒. 物理學和質樸性——惠勒演講集. 合肥: 安徽科技出版社, 198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