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先生文章陸續發表以來，確如死水大波驚醒了二十一世紀初葉萬籟俱寂的中國文壇。半個多世紀的夢魘在今天被解剖和真實再現，不僅讓國人了解了五七年的政治現時，更為重要的是讓人們了解了五七年人們的思想，當然主要是政治思想的原貌。這個原貌其實本非章，羅，儲……諸君之首創，實在是他們在那樣一個社會主義思潮大行其道的時期，斜刺里殺出來的挑戰，那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中國版，且認其為一種普世之真理，和社會主義和毛主義形成兩個世界。只是可惜，這些思想是以所謂右派言論在報端公諸於世的。極為有名的自然實現在我們耳熟能詳的“政治設計院”，“輪流坐莊”，“黨天下”，……等等。這些思想的特點是，以中國特色之語言傳達西方乃至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思想。除去章先生深沉和美麗的文字，除去其文學之美，和對羅，儲等人的人格魅力的追述以外，我們主要是溫習這些從西方求來的真理，也就是一代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言說及其根據（按照學者吳宓的說法？？他在1920年時就說，馬主義不是西方的主流思潮，他把老馬和易卜生歸為西方的次流思潮……見“會通派”言論）。

這個思想在胡適之，傅斯年等跑去台灣的學者身上，本也有充分的表達和體現？？而且，這個自由主義的理念，在商震、殷海光等人身上從觀念變為實踐，經美麗島事件和[自由中國]雜誌的冤獄玉汝於成。說明，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之成功，是由同樣的中國人所為。而在大陸，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碰撞，是以社會主義戰勝之為結束。出現蘇聯式社會主義，成為中國五十年代以後的現時。至於以後出現中國式社會主義，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左右；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又叫作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自由主義在此兩個主義之間並無存在餘地。只是在九十年代中葉，由李慎之先生作為共黨改革派提出自由主義的主張，離章伯鈞，羅隆基先生們的主張已經過去幾十年。

作為體制外有影響的自由主義分子，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黨外人士並無較大作為。究其原因，是社會主義思潮，毛主義深入人心之結果。今天，章詒和先生的文章給人一個啟示，作為失敗者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他們今後的出路是失敗還是不失敗呢！？於是，在回顧半個世紀以前中國人做出選擇的時候，我們發現，中國人的選擇分成幾種。一種是胡適之們的選擇；一種是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人的選擇；再一種就是宋慶玲、張瀾、沈鈞儒包括我們前述章、羅、儲等人的選擇。這個選擇，其實也包括在社會主義的選擇之內，是共產黨人之選擇的選擇（有人講，這是勝利者的選擇，而非人民之選擇）。在做出這個基本的選擇以後，共產黨人才允許這些所謂的民主人士進入他們的政權和國家。於是，在歷史上，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極為罕見的，由不同的主義和見解共同構建的一個新民主主義？？毛的提法？？政權。其人員和思想背景大異而小同。

這裡，事情有兩個方面的苟合：一是，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在當時發表的，鼓吹自由民主的，甚至是讚揚美國民主精神的一系列文章，他們要做的關於聯合政府的遊戲，吸引了許多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獨裁的進步人士；另一方面，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人士，也看好和大半贊成蘇聯式的共產黨政權及其主張，甚至贊成他們的計劃經濟？？如張東蓀，王芸生等人（見蕭干1946的大公報社評）？？當然在政治體制上，他們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套辦法的，如軍隊國家化，建立法治國家，新聞自由等；由蘇聯而中國，由中國而中共，他們在心理上形成了投向共產黨的政治邏輯，以為世界潮流如此，中國前途如此，自由主義已被拋擲腦後。但是這樣的苟合能夠維持多長時間呢？現在看來是曇花一現，終因水火之異而異，而衝突，而導致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最後的絕裂。從事情的結果向前看，其中的原委比較容易看得清楚的。其中基本的辨正是，自由主義和共產黨究竟有無苟合的可能性。退而求其次，蘇聯式的政權及其領袖，有無可能和在野的，或者在朝為官，但是處於共黨中心之邊緣的政治人物及其主張，永遠和平共處。這是一個看起來極為單純，但是做起來極為複雜的政治運作。這個運作在其初期的成功，和在不過幾年時間歸於失敗，使得章，羅們很快回到他們原先的政治思想背景中去。因為，他們在共黨控制的媒體上稍試鋒芒，就已經碰得頭破血流了。從歷史上看，國共兩黨的合作有過兩次。但是國共兩黨和第三黨的合作，他們分別和黨或者和個人之間的合作，也是不乏前例的。但是這樣的合作有一個前提，如：不是共產黨人苟合如楊度或者其他政治人物的政見，而是相反。此其一。二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並非自由和集權的合作，而是兩個集權的合作。他們的背後是列寧主義是蘇聯的控制和金援，而非其他，更非英美的政治思想。

於是，共產黨和民主人士的合作，就成為四十年代末期政治上的一大時髦。這個時髦歸結為社會主義和新中國這個更大的時髦。誰能經受新中國之召喚而無動於衷乎？所以，在五十年代開始的那些日子，自由主義被新中國成立，這個極賦民族主義的事實所觸動而近忘乎所以。他們走進中南海，走上天安門。這個合作好像成功了。以後，這個成功，是以自由主義在中國民主人士自我否定的旅程里漸漸完成的，他們成了政治花瓶，自然無需多言。現在看來，這兩種成功的受益者是毛，是周，而非章，羅。他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嘗試作為共產黨之反對派後，歸於沉默。但是歷史的弔詭在於，思潮之勝敗，不以一時一是為是非。在章，羅的表面失敗後面，有一種屬於他們的“成功”，正在歷史中浮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章，羅們進入中南海，產生了他們的價值。於是，事情從來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可是，如果在四十年代末，中國自由主義者不對共產黨採取合作態度，而堅持其自由主義立場，歷史賦予其之意義會不會更大呢？這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49年前後，和共產黨人合作，分裂，再合作，又分裂的國民黨人已經大勢已去。國民黨沒有來得及實行他的民主，沒有來得及實行土地改革，沒有來得及說服那些皈依共產黨的人們，就敗退台灣。勝利，這也是一個促成許多民主人士前往所謂解放區的原因。但是，這不是更加深層次的原因。深層次的原因是，所有跑到解放區的人們沒有理解和了解，或者有過一些了解，但是還是沒有最終理解的一個基本的事實：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互不相容。（我們沒有嚴格區分社會主義本身的諸多含義。這個牽涉到邊沁，彌爾和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英國工黨和今天西方第三條道路之倡導者，不在我們現在討論的列寧和毛式社會主義之內。）是什麼東西使得那些甚至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級政治人物也跑到北京來了呢？這個問題當然不是可以由羅隆基，張伯鈞先生單獨做答的。我指的是思想傾向上的責任。但是，他們畢竟也一度興高采烈地信步踏進中南海，據說是去共商國是了。他們可曾想到，這個舉動本身的非合理性成分。這個非合理性成分，現在看來極為明顯，但是當事者迷。他們沒有看見的是後來的歷史。這個歷史現實，很快呈現在他們面前。

那麼，是什麼樣的導向驅使他們走到一條似是而非的道路上來？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歸結到一條，就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基本遊戲規則的同異，和可否融合，與之共處的問題。在章先生的文章里，無論是章伯鈞也好，羅隆基也好，當他們用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來衡量共產黨的政治原則的時候，他們發現其中的天地之別。（如，憲政問題。憲法是制約各個政治力量之規則，但是，對不起，我們這裡只有一個力量；新聞自由問題。光明日報是民主黨派的報紙，何以要把共產黨的消息放在顯著位置。但是，對不起，報紙輿論一律，一個聲音，你光明也不例外；……諸如此類，章文已經多有列舉，就不一一了。這些規則本來是西方自由主義國家之法制和新聞的遊戲規則。）但是他未必時時警覺地注視中國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民族主義的潮流及其興起，正在迴避和改寫自由主義。一種巨大的幻覺在天安門上升起來的時候，章，羅們怕也是為之彈冠相慶的吧！遠一點說，在國民黨時期，自由主義之生存有無空間呢？這就是儲安平的多少論。和蔣介石集權主義的鬥爭是一日沒有停止過的。自由的空間表現在，這個空間不可說沒有被侵擾甚至破壞，但是，它沒有被毀滅。大公報不是還在出版嗎？殷海光不是還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上，揭露國民黨的貪污腐敗嗎？張君勱不是還在修訂一個所謂的，有多種政治力量參予的國民大法嗎？這個大法不是可以經由全民和各個政治力量之討論和爭論嗎？共產黨不是在參予之後，又主張批判之，否定之嗎？而在五十年代以後，這樣的政治遊戲謝幕了，絕對不可以再繼續。大公報死了。除去嚴復的報頭題字。憲法方面，五四年憲法，已經沒有在野黨存在之餘地。共產黨人在四十年代提倡的歐美憲法文字，已經被蘇聯憲法的文字及其風格取代。最後，主張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也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了。

專政之概念，和國民黨的訓政概念一樣又不一樣，拒絕還政於民的限期更長久了，幾乎沒有曙光，且完全抹煞了訓政時期的民主空間。這都是羅，章們走進中南海時可以想到，可以看到，或者按照政治邏輯，可以推導之的。但是他們沒有堅持這類推導，沒有按照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要求中國的政治進程，而是遷就了共產黨人的政治遊戲和集權統治原則。這當然也有脅迫之嫌，因為除去共產黨的勢力，其他勢力談不上有任何實質的力量。換言之，他們甚至沒有運用西方左派的政治遊戲規則和政治理論，來要求毛，周和其他共產黨人的行為。左派的原則，就是在所謂資產階級的政權內部監督和批評那種政權，也就是說，在國家政權里做反對派。不，他們沒有提出這個要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修正主義在共產黨黨內鬥爭中的悲慘命運。這個命運說明的是，這個體制不但對於信仰不同的政黨及其人物採取排異甚至誅殺之的政策，對於其同黨如托落茨基和劉少奇也是如此，也許更加兇殘。）

在舉國狂熱之時，他們忘記了西方政治學裡的基本教條。忘記了那些揭露史達林政權虛偽，殘暴的報導和書籍，如紀德，索爾什尼琴，再往後一些，如哈耶克，奧維爾；忘記了中國自由主義新生勢力脆弱的批評。他們只是以單純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苟合共產黨人的節日。而這正是他們走進悲劇的序幕。我們在吳偉業和王國維的詩作里，看到過許多服侍於朝廷而最終被棄的妾婦和忠臣的命運。他們在受寵和被害的兩重世界裡極盡感嘆之能事。那種發自肺腑的報國不成之大憾，很有中國人所謂境界說的涵義。但是，現在看來，“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的盛世之贊，變作“那人還在燈火闌珊處”，成為揮之不去的政治癌變；而“為伊消得人憔悴”的眷戀之情，則變做郭氏一類御用的馬屁詩；而“昨夜西風凋蔽樹”，則成為普遍的知識份子情結。

世界潮流自然是在1989年以後，才進入真正的對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之反思。但是，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之對比，之研究，之判斷，在學術，在思想上，起碼有一百年的歷史。自由主義觀念的提出，比社會主義實踐之破產，也要早幾個世紀。從理論上講，哈耶克甚至認為邊沁的費邊社和社會主義觀念導致自由主義之偏向（見陳奎德[哈耶克傳]）。但是，那畢竟是一些先知先覺之間的討論。事情發展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野，無論在理論和現實層面上，都已經幾乎大白於天下。而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量的知識份子卻對此毫無反思。他們的言論和行為，置身在這個全球化的討論之外。他們只是據說聽到馬列主義一聲炮響，但是也根本沒有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因為按照馬克思，在無產階級用暴力爭奪政權以後的一個極為短暫的時期，就要實行全民普選。如果說異化說是馬氏和自由主義接軌的一種思想面貌，那麼，他的普選說，也還是可以被接受的？？雖然暴力和民選是一對矛盾。但是今天的人們，有誰來堅持這個說法呢！他們說，選舉要過一百年，甚至更久。選擇跑到共產黨陣營里來，向共產黨人提出自由主義的政治訴求？？這種緣木求魚的做法，使所謂的民主人士們遭遇了政治上殘酷的諷刺和思想上致命的打擊。他們的清醒來得過遲。同樣可笑的是，時過半個多世紀，企望自由主義和共產黨合而為一者依然大有人在。他們取自由主義之一角，補社會主義之缺；或者，據社會主義之一角，補自由主義之缺？？他們混淆修正主義前提下的西方社會主義。他們偷換國別和經濟政治背景資料，把中國的事情生硬地移動到一個子虛烏有的世界上，以構築新時代的烏托邦理想。他們說，自由妨礙了公正，防礙了平等；他們說，他們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甚至說，毛就是草根主義，民粹主義之旗幟，云云。他們主張威權主義，贊成李光耀一類政客的亞洲價值論，說，沒有民主自由，社會也可發展。他們回到毛，回到列寧，以論證毛和文革的合理性，他們顧左右而言他，迴避發生的悲劇和樹千萬被害死去的中國人……

可是，國事，世事，是按照古往今來自由主義思想家的預言發展的。他們預言的悲劇，從理論推導演變成為現實，其中並未出現預料以外的事，但是預料是無用和無奈的。沒有人記住他們的警世。就像德國納粹時代的著名電影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記錄片名著[意志的勝利]的炮製者）一樣，她記錄納粹火炬遊行和希特勒檢閱軍隊的壯觀場面，沒有改變中國人1966年的瘋狂。一樣的場面降臨中國大地，北京成了紅海洋的世界。依此類推的還有，1949年，奧維爾在他的[動物莊園]里揭示了專制政權毀滅文字的遊戲，時隔不久，文革的文字獄實現了其夢魘。在稍稍做出共產黨人對文革（我們預想的非共產黨風格的文革揭露和批判至今未果）的否定和批判後，今天，人們又忙不迭地回到毛的懷抱。而里芬斯塔爾，使人想起後來的伊文斯。他，也是用電影機來歌頌文革和毛中國的西方人。這個西方人，又使人想起傳達紅衛兵精神不死。他們拒絕懺悔的電影人卡瑪。在人類的歷史上，在東西方人們的選擇上，自由主義如果說陰魂不散的話，那麼，格瓦拉，本。拉登，金氏父子們照樣陰謀不散。

陷入反對自由主義漩渦中的人們，革命者或者無辜者，他們的基本依據，是這個世界的不平等。而章，羅們當年的選擇，也許也包含這個因素。沒有人指責他們的失誤，只是滿足和欣賞他們的反思和抗爭。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仍舊是新中國最後一批以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為思想的勇士。在此之後，政治思想進入一個偌大的黑洞期。這個黑洞一直覆蓋著從遇羅克，王希哲，楊小凱……一直到今天的，絕大多數的學生和青年。因為，即使是[出身論]，作者也是在向當局呼籲准許他遇羅克本人進入體制的權利，參加革命的權利和學習毛主義的權利。這個時候，羅，章的西方自由主義話語系統已經灰飛煙滅，已經讓位給毛時代的文風；而[中國向何處去]，則是在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結論上滑進（筆者在1967年也提出“取消常備軍”的妄論）；而王之民主法制之提法，是主張在毛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實行大民主，法制，是毛主義和共黨的民主，法制這是[出身論]們也無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雖然羅，章們沒有在49年選擇自由主義的政治出路，但是，他們亡羊補牢後做出的思想姿態，依然是極其寶貴的財富。可以這樣說，1957年以後，中國的異端思想已經絕滅，進入了一個政治思想上的黑洞期，直到1979年前後民主牆的出現，才又和羅，章的自由主義接軌。其間過去二十多年。這二十多年造成的思想空白是無可彌補的。可以說，政治上，共產黨的政治上產生過反對派，像張志新等，但是他們不是思想上的異端，只是反對派。其思想還是正統的。

而他們遭遇的悲劇說明，此一時，彼一時之選擇的失誤；對於共產黨此一派別的肯定，或對彼一派別的否定之大大的局限性。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自己要對自己負責，要對歷史負責，做為知識份子，要對老百姓負責。我將這個觀點拿出來和章詒和先生商榷之，是為了說明，那些忍受了悲劇的人物，自己也有製造之之責任。雖然他們後來都悔之晚矣！換言之，這裡不存在“如果”，歷史上的如果雖然美國哲學家胡克容忍和提出過歷史上合理的如果之可能性（當然也含不合理姓之如果）。這裡沒有：如果毛不發動反右；或者說，如果沒有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沒有納吉，就沒有引蛇出洞；不，沒有所有這些，也會有所有那些。正如上述所言，自由主義之根本和社會主義之根本，本來就是水火之異，無法融合的（當然不是說沒有各取所需之例。如希拉克點紅艾菲爾鐵塔。）如果人們從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就從書本上，從事實中，看到這些異同，看到這條似是而非之路的極端可怖性，人們就不會做出49年的選擇。這個選擇，這個如果，在胡適之等人身上就不是如果，而是現實。他們不會走進中南海，不是因為諸多其他因素，而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看法。第二點，如果人們看到蔣介石政權的腐敗貪污，那麼，一個由槍桿子裡打出來的政權，按照其群眾－政黨－領袖的原則建立的絕對之權利的國家，就會避免貪污腐敗嗎？大公報的王芸生先生，就是在嗅到了延安的野百合花之血腥以後，在選擇上產生了猶疑，雖然他終於沒有嚴格區分姓社－還是姓自，去了北京。也就是說，在史達林和毛那裡，極權主義的政權性質，已經在那時浮出了水面。但是，當時的中國人，哪怕是傑出的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還是沒有經得住紅色的誘惑。其實，這個誘惑一度是全球化的。他導致無數有名望的東，西方知識份子，趨之若騖，心嚮往之。甚至在6.4事件發生後，我們還聽見中共的宣傳官列舉羅曼。羅蘭擁護社會主義的話。

章詒和和李慎之先生，都是在當今鼓吹中國自由民主的文章家。一個是在紀念那些跑到中共政權中人的有限度的抗爭；一個是在紀念“兩頭真” 一頭：早期，反對國民黨政權，另一頭：今天，為自由民主鼓呼。他們兩位是今天中國人中最為傑出的人，最為傑出的知識份子？？是西方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但是，他們的局限性在於他們的與共產黨為伍的經驗。這個經驗是可貴而可悲的。前此，我們論及李先生時候就已提及之。當然不與之為伍而置身度外，像有些獨立知識份子一樣，事情也未必好一些。因為，你不知道何以在那個營壘裡面去了解他們。這也是一個悖論。總之，從辨正共黨性質而言，辨正其推倒蔣介石一事，可說是以暴易暴，則結果還是暴。如果說，反對老蔣的鬥爭是以民主的手段來達到民主之目的，則抗爭在理論上可以成立，實際上沒有可能。於是，出現是否有必要推倒之反思。推倒之的總前提是，反對私有制，而今天，私有制還魂附體，成為經濟增長點。深而言之，民主之結果還是民主；反之，用反民主的暴力反對不民主，則結果還是不民主，甚至有過之而不及。歷史已經做了結論。還有一種判斷，我們既然是反對暴力的，則毛，蔣的暴力都不成立，所以有第三條道路。這裡的悖論是，毛，蔣都不允許在中國實行此道路。

於是，分野出現：一部分人選擇蔣，一部分人選擇毛。其實，實踐上的選擇，不等於政治上的正確。現在，人們討論的後革命時代，就是在避免重蹈暴力之覆轍，以期有一個民主的改變，包括手段和目的的雙重改變。這仍舊是第三條道路，對於毛，蔣之暴力，舍此無他。所以，在棄蔣擇毛的幼稚之舉中，並無正確性可言。李後來的言論，文章難能可貴。但是他參加共產黨的學生運動和進入新華社，則意義可疑。同理，章，羅們在蔣，抗蔣，在毛，抗毛之舉，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但是，他們選擇毛，向毛進言改革，與虎謀皮，也意義可疑。（我們姑且不論他們在打成右派以後的“上新僑飯店吃飯”之舉，和九地之下的普通地富反壞右的日常生活天差地別。這是另一個話題。和共產黨製造人種（階級人種！）差距，不能不說有很大的干係。）我們當然不應該，也沒有權利完全否定章，羅們的歷史選擇。只是，我們注重歷史是為了照應未來。如果有一種巨大的歷史可塑性，能夠將水火共融，敵我化友的話，我們做為以和為貴，為尚的中國人，何不願樂觀其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