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分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送交者: 高伐林 2012年12月14日16:10:1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不同學派的理論家，如功利主義者、經濟平等主義者，以及務實的自由主義者，可能都會認為公正的解決方案一目了然，但是他們各自認為顯而易見的正確方案幾乎肯定各不相同。他們會為彼此不同的解決方案而爭執不下。事實上，也許並不存在能使所有人都贊同的絕對公正的社會安排 　　老高按：萬維博客上許多網友筆鋒銳不可擋，辯才了得，而當今能一下就點燃交鋒激情的話題，又多得數不勝數，只見從年頭到年尾，唇槍舌劍，硝煙瀰漫。許多人越辯火氣越大，恨不得“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我常想，之所以一言不合就能不共戴天，原因除了我過去說過好幾次的那個“論敵＝敵人，敵人＝壞人，壞人＝非人”的三段式誤區之外，還有一個陷阱：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時候，“公”與“婆”都極其自信，認定對方必是無理攪三分。既然認定對方“豈有此理”，當然重點也就在駁斥而不是切磋，以致無法溝通、交集，而對方也掉進這樣的思維陷阱，互不相讓。火力不可避免地就從彼此的論點之爭，向對方的動機、人品、所屬的階級、經歷、派系延伸……可不就越辯越來氣、越上火嘛！ 　　我非常佩服論戰中許多人那種真理在手的堅強自信。我最缺乏這種自信，我服膺的是傳為蘇格拉底的那句著名的話：“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一無所知”（有人說，這句話原文是：“除了我一無所知之外，別的我一無所知。”）。 　　確知自己一無所知的最大好處就是：每天都會有從零開始、或多或少地增加一點見識的欣喜，卻不會有自信自己無所不知，卻無法攻破對手的焦躁和沮喪。 　　今天我就大有收穫！讀到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一篇短文《三個小孩與一支長笛》，分析的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麼一種現象。不禁要向讀者和博客同仁們推薦。 　　阿馬蒂亞·森應該不需要我來多嘴多舌地介紹吧。去年他訪問中國，在中國的知識界引起廣泛的震動。最近人們因為馮小剛的電影《1942》而廣泛關注和討論起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饑荒，論者也屢屢引用阿馬蒂亞·森關於民主與饑荒關係的權威論述——他考察了近代幾次大饑荒，提出饑荒並不完全是由於食品短缺造成，而更可能是由於權利分配不均造成。 　　今年79歲的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1933年11月3日－）是以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馬蒂亞·森出生在英屬印度西孟加拉邦桑蒂尼蓋登，其家庭來自東孟加拉邦（今孟加拉國）。1959年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獲得博士學位；四年以後回到印度，曾在加爾各答、德里任教；1971年他再次來到英國執教牛津；1988年應聘於哈佛大學，擔任經濟學與哲學教授。1998年，他回到劍橋大學任三一學院院長。 　　阿馬蒂亞·森研究範圍廣泛，在經濟發展、福利經濟學、社會選擇理論等方面著力尤多，已經出版了《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理性與自由》、《以自由看待發展》、《身份認同與暴力》、《經濟發展與自由》、《集體選擇和社會福利》、《論經濟上的不平等》、《倫理學和經濟學》、《自由、合理性與社會抉擇》等十幾部專著，其中前五種已出版漢譯本。 　　以上都是我從維基百科等網上資料庫找到的有關介紹，慚愧，我的書架上立着他的《以自由看待發展》等著作，但我買回來之後好幾年了，還沒有拜讀過。 三個小孩與一支長笛 阿馬蒂亞·森，共識網，2012-12-12 　　關於絕對公正社會中的中立制度設計的唯一性，其根本問題在於，多種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中立性的正義理由均可能站得住腳。下面舉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在這個例子中，讀者可以思考一下，究竟哪個小孩——安妮、鮑勃還是卡拉——應該得到那支他們爭來搶去的長笛。   　　安妮說，她應該得到長笛，因為三個人中只有她會吹奏（其他人對此並未否認），而唯一會吹奏的人卻得不到長笛是非常不公正的。如果只聽到這裡，那麼將長笛給安妮無疑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設想另一個場景，此時由鮑勃發言。鮑勃認為，他是三個人中最貧窮的，沒有自己的玩具，而長笛恰能成為他玩的東西（其他兩位承認自己更富裕且有很多好玩的東西）。如果你只聽到鮑勃的這番話，那麼將長笛給鮑勃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 　　在第三個場景中，卡拉開口了。她爭辯說，自己一個人辛苦了好幾個月才製作了這管長笛（其他兩人承認這一點）。 　　但她抱怨道，剛剛製作完，“就在那時，這些掠奪者就要從我手裡搶走它”。如果只聽到卡拉的這番話，你極有可能認為，長笛這件由她自己製作的物件，給她才是合情合理的。 　　聽完上述三個人各不相同的理由，要作出決定真是一件難事。不同學派的理論家，如功利主義者、經濟平等主義者，以及務實的自由主義者，可能都會認為公正的解決方案一目了然，但是他們各自認為正確的方案幾乎肯定是各不相同的。 　　致力於縮小經濟收入差距的經濟平等主義者往往會選擇支持最窮的鮑勃，而長笛的製造者卡拉會得到自由主義者的同情。 　　享樂主義功利論者可能會面臨最難的抉擇，但他會比自由主義者和經濟平等主義者更看重安妮的愉悅，因為安妮是唯一會吹奏長笛的人（有一個成語叫“儉以防匱”）。 　　然而功利主義者也可能會看到，鮑勃相對貧窮的狀況會使他從得到長笛中獲得更大的喜悅。卡拉獲得自己製作的物品的“權利”也許不會得到效用論者的立即支持。 　　但是沿着這一思路進一步反思也許會發現，工作激勵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需要通過讓人們擁有自己獨立創造的東西，來建設一個可以不斷維持和鼓勵效用產生的社會。 　　自由主義者支持卡拉的理由與上述功利主義者所依據的工作激勵效應不大一樣，他們認為人們有權擁有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東西。 　　在對勞動成果擁有權這一點上，右翼自由主義者和左翼馬克思主義者（無論他們是多麼格格不入）的觀點是一致的。 　　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對於基於追求自我實現、消除貧困，或享受自己勞動成果的訴求，我們不能輕易地認為其中哪一種是沒有根據的，每種觀點都有嚴肅的支持理由。 　　如果對其認真考量，我們的確很難確定應採用哪種觀點。正如伯納德·威廉斯所言：“未必一定要去消除分歧。” 　　事實上，分歧“可以是我們與他人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構成特點，根據對於‘分歧是如何產生的’最佳解釋，這也可看作是一種必然”。 　　還想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很明顯，三個小孩的不同理由並不代表他們在對於何為個人利益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對這三人而言，得到長笛都會使自己獲得利益，他們各自的陳述也都表明了這一點），而只是在關於資源分配的原則上存在分歧。 　　他們的不同理由也涉及應該如何進行社會安排，應該選擇哪些社會制度，以及通過這些將會得到什麼樣的社會結果等問題。 　　總之，這並不僅僅只是三人既得利益的差異（當然，這差異的確存在），而是這三種觀點各自都指向一種不同的中立與合理的緣由。 　　以上討論不僅適用於羅爾斯主義“初始狀態”中的公平問題，也適用於其他中立性的要求，比如托馬斯·斯坎倫（Thomas Scanlon）所提出的，即我們的原則應滿足“他人無法合理地拒絕”這一要求。 　　正如之前提到過的，不同學派的理論家，如實用主義者、經濟平等主義者、勞動成果權理論者和務實的自由主義者，各自都可能認為存在一種顯而易見的、直截了當的公正解決方案，但他們會為彼此不同的解決方案而爭執不下。 　　事實上，也許並不存在能使所有人都認為中立且表示贊同的絕對公正的社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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