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嗜書如命的讀書人，坐擁書城最幸福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01月09日16:11:3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我們感受到美國人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對中國關注的熱度。今天這樣的局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美國學界的有識之士，不怕終其一生坐冷板凳，薪火相傳，一棒接一棒地開拓研究中國的事業，“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走的人越來越多，終於走出了坦途。從普林斯頓大學早期中國研究就可見一斑 　　老高按：曾經寫過一些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字。雖然我不夠資格成為這所名校的學生，但是憑藉地利，常去參觀，它豐厚的人文科技資源讓我稱羨不已，成為它的義務宣傳員。今天讀到中國大陸一篇關於普林斯頓大學的文字，禁不住要轉貼於此，讓更多朋友了解。 　　今天我們常常感受到美國人（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的人）對中國關注的熱度。在讀到這篇文章時，我不禁感嘆：今天這樣的局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美國這些有識之士，不怕終其一生坐冷板凳，薪火相傳，一棒接一棒地開拓研究中國的事業，那真是叫“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他們在荊莽中開闢出道路，走的人越來越多，終於走出了坦途，當今研究中國已經成了“顯學”，這固然與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提高、在國際經濟所佔的份額擴大有直接關係，但是也有賴於這些學者長年累月地積累和傳播。 　　無疑，本文中提到的許多學者，對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也有許多偏見和偏見，在他們的著作中，今人想必能火眼金睛地發現許多瑕疵甚至硬傷。我們應該看到他們的局限，在他們的基礎上超越他們，但我還是更感謝他們付出的心血！這也是我對無數前人，包括中國一代代老學者和同代學者的感想。 　在文章最後貼上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內拍攝的幾張照片。 普林斯頓大學早期的中國研究 顧鈞，《中華讀書報》2013年1月2日19版 牟復禮教授 　　位於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的一所著名學府，近年來多次在美國大學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普大的中國研究雖然很難說是全美第一，但無疑是實力雄厚的重鎮，與整個學校的水準相一致。普大今日的成就離不開以往一代代學人的努力，就中國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普大的漢語教學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第一位老師是Robert K. Reischauer，其兄是日後以研究日本著稱的賴紹華（Edwin O. Reischauer）。Robert本人對日本也頗有研究，但不幸早亡。1937年夏天，他在上海旅行時正值日本侵華，在一次中日衝突中被誤傷致死。接替他位置的是饒大衛（David N. Rowe），饒本科畢業於普大，後來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但在母校教了幾年後就跳槽去了耶魯大學。此後由於二戰以及其他原因，普大始終沒有一位在崗的全職中文教師，直到1956年秋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的到來才結束了這一局面。 　　牟復禮與中國結緣很大程度是由於二戰。1942年底，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20歲的牟復禮離開剛剛上了一年的大學，應徵入伍。當時美國軍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選中派到哈佛大學接受了為期一年的培訓。1945年到1946年他作為美國戰略情報局（中情局前身）官員在中國工作了一年，這一年當中不僅在昆明、上海、北平和國民黨打過交道，而且也在獻縣、張家口和共產黨有過接觸。戰爭結束後牟本來可以去哈佛繼續學習，但是他選擇了位於南京的金陵大學，並於1948年獲得了學士學位。返回美國後，他於1954年獲得了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學位，逐步成為一位明史專家。從1956年加盟普林斯頓大學到1987年退休，牟氏一直是推動普大中文教學和研究的關鍵人物，地位堪比哈佛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在饒大衛和牟復禮一去一來的十幾年間，普大的中國研究也沒有完全停頓，這得力於三位學者的努力。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專家，但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對中國發生興趣，並無師自通地研究起中國繪畫史，從此直到1960年退休，他一直堅持同時教授意大利和中國繪畫史。Rowley教授在中國繪畫史方面只培養過一位博士生，但此人十分了得，足以以一當十，他就是後來美術史界無人不知的方聞（1958年畢業後一直執教於普大藝術與建築學系，1992年當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第二位是政治學系的William W. Lockwood，他生於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所以從小就能說一些漢語。Lockwood二戰前夕進入政治學系工作，二戰中被借調到美國空軍，戰後回到普林斯頓繼續執教。他所開設的有關東亞政治的課程涉及近代中國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問題，一直作為了解東亞的入門課而深受學生的歡迎。第三位學者是Marion J. Levy Jr.，他1947年從哈佛獲得博士學位後執教於普大社會學系，他的博士論文《現代中國的家庭革命》於兩年後出版。不難想見，Levy的到來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與中國有關課程的專家。 　　三駕馬車的工作雖然不無成效，但畢竟有限。牟復禮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復常規的漢語教學，並使之成為一門學分課程。牟復禮來普大之前，漢語一直是根據學生的要求來開設，而每年有這樣要求的也就是二至三名學生，由於不算學分，這三三兩兩的學生往往滿足於一知半解，缺乏繼續鑽研的勁頭。在漢語教學正規化以後，牟復禮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學體系。經過幾年的努力，這一體系推出了首批畢業生，雖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二人（1967年），但無疑建立了一個重要的起點。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陳學霖後來成為國際知名的元史專家。 　　一個好漢三個幫，牟復禮來普大後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進人指標，牟向同事推薦了陳大端。陳當時在印第安納大學撰寫有關清史的博士論文並且同時教授漢語，此前他曾長期在北京生活學習，會講標準的普通話。這些條件都很理想，陳大端順利地通過了考核並於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報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薦陳的時候並沒有避諱他和陳的一層特殊關係：金陵大學時代的同學。這樣一層關係顯然比光看履歷和面試更能深入地了解一個人，牟復禮“舉賢不避親”產生了好的效果，此後的事實證明陳不僅科研能力很強，同時也是一位難得的漢語教學高手。 　　在陳大端之後，又有幾位高手被引進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補了中國文學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師出高徒，日後以研究明清小說特別是“奇書文體”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 Plaks）就出自高門。浦氏於1973年博士畢業後就留在了老師身邊。1965年劉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來則使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個很大的台階。 　　普大的中國研究自20世紀30年代起一直隸屬於東方學系，隨着學科和人員的擴大，1969年，東方學系一分為二，成立近東學系和東亞學系，中國研究作為東亞學系的主導學科，終於獲得了自己應有的位置。 　　中國研究的基礎是漢語教學，普大人不僅研究做得好，基礎教學也搞得有聲有色，遠近聞名。牟復禮在哈佛時就打下了很好的漢語基礎，當時主持中文教學的是趙元任，使用的是趙專門為這批軍事學員編寫的教材《國語入門》（Mandarin Primer）。牟復禮到了普大以後就把趙元任的教材和教學法移植了過來，但這套體系由於太複雜不久就被放棄了。1959年，陳大端全面接手漢語教學工作後，開始探索一種更為簡便有效的教學體系，並編寫出了包括《中文入門》（Chinese Primer）在內的一系列教材。他始終堅持把中文作為一種活用的語言，而不僅僅是書面語進行教授，所以他教出來的學生個個口語流利，讓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又羨又妒。 　　20世紀60年代，卡耐基基金會將漢語等幾種戰略性語言培訓的項目建立在普大，正是基於普大原有的良好基礎。這個項目帶來了美國其他高校對中國有興趣的本科生，他們在普大不僅得到了為期一年的密集語言培訓，還獲得了一些基礎的專業知識。培訓生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羅茲曼（Gilbert Rozman）。他參加完1963年—1964年度的培訓後又回到了自己的學校，但畢業後毫不猶豫地選擇到普大讀研究生，他後來在社會學方面成就卓著，其所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一書有中文版。除了為期一年的培訓外，牟復禮和陳大端還於1966年開辦了暑期中文培訓項目。項目採用的還是普大中文教學一貫的三原則：大量的口語訓練，通過口語教授閱讀，通過白話文教授古漢語。這一項目在普大一直辦到1993年，後移師北京，始終備受美國學生青睞，幾乎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著名品牌。 　　面對這些成功，普大人並不滿足，他們不僅要教好漢語，還要對漢語本體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且要把兩者結合起來，為此普大人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於1966年建立了“中國語言學項目”（Chinese Linguistics Project）。這一項目通過舉辦講座、研討會，出版教材和論文集等多種形式大大推動了該學科的發展。在項目早期，趙元任、李方桂、梅祖麟等著名語言學家都曾積極參與，1967年—1972年還不定期地出版名為《麒麟》的學術通訊。這一至今仍很活躍的項目使普大一直引領着美國漢語研究的潮流。 　　只要說到普大的中國研究，就不能不提它的中文藏書，後者的名氣也許還更大一些。最早的一批中文藏書就是舉世聞名的葛思德珍本（Gest Rare Book Collection），約10萬冊。這批珍貴的文獻於1937年落戶普大，並最終於1948年正式歸屬普大。普大人當然不能只守着寶藏而不去開採，對於早期的學者們來說，葛思德珍本的存在是說服校方發展中國研究最好和最有力的理由。 　　這樣的特藏當然必須請專家來管理。1950年—1952年旅居美國的胡適曾擔任過葛思德圖書館的館長（詳見拙文《胡適與葛思德圖書館》）。胡適雖然當館長的時間不長，但對普大很有感情，後來曾把私藏的全套偽滿本《清實錄》贈送給了普大（老高注，見下）。胡適離開後，館長一職由童世綱接替，一直擔任到1977年退休。童是圖書館學系科班出身，來普大前曾在哈佛燕京學社從事圖書館工作。憑藉豐富的知識經驗和高度的工作熱情，童在25年的任期內大大擴充了普大的中文藏書，使其總量僅次於國會和哈佛而名列全美第三。在擴充的過程中，明代史料的收集被擺在了優先的位置，這當然和牟復禮個人的研究興趣有一定的關係，但更重要的是他20世紀70年代開始組織《劍橋中國明代史》的寫作，需要圖書資料作為堅強後盾。明史卷出版後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好評，普大豐富的明史資料可謂功不可沒。 　　葛思德圖書館藏書中大有來頭的為數不少，是研究東亞印刷文化和書籍史的絕好材料，普大學人一直想創辦一份以此為對象的刊物，這一願望最終落實為《葛思德圖書館館刊》（Gest Library Journal，後改名為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第一期於1986年冬問世。這份刊物作為普大早期中國研究的一部分，是絕不能被忽略的。 　　老高註：胡適出任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圖書館館長，是在1950年。本文作者顧鈞在另一篇文章《胡適與葛思德圖書館》中說： 　　“從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國，胡適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多次和葛思德圖書館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穫，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這或許是他日後願意出任館長的一大動因。有些學者認為胡適任館長的兩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時期。此說固然有它的根據，但我倒並不這麼看，對於一個嗜書如命的讀書人，一個善於利用孤本秘籍做學問的學者，坐擁10萬冊書城應該是令人愉快的。胡適這個時期寫的兩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沒有絲毫的怨氣和消沉。” 　　 在這裡閱覽，真能忘卻塵囂。——普大葛思德東亞圖書館一角 　 任何人都能進這書山書海飽覽中文圖書。——普大葛思德東亞圖書館一角 　 劉賓雁在這靜靜觀照中國風雲變幻。——普大葛思德東亞圖書館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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