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過境遷

    我想用這個成語表現中國人這幾十年的思想變化。回憶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那時我在上小學，國家的“一窮二白”名副其實，百姓們卻“其樂融融”。我這種形容大概不確切，因為我當時作為一個孩子，所能看到的也就是城裡人，而且是首都北京的人們。不過農村的人民公社社員們儘管覺得日子苦，絕大部分人都是“心字頭上一把刀”---忍。不管怎麼說，“寧為太平犬，不為戰亂人”。那時清朝覆滅後兵荒馬亂的年月過去了十幾年，中國的民眾們，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對太平日子都是知足的。

    另一個原因讓民眾服服帖帖是毛澤東的威望。他當時是“神”啊。據說那會兒西藏自治區內的藏族同胞都把毛澤東供為比活佛還要高的菩薩。我印象當中劉少奇再次當選為國家主席的時候，聽到“電匣子”里喊完“毛主席萬歲”又喊“劉主席萬歲”。別看我是個十歲左右的毛孩子，這心裡也“咯噔”一下---只有毛主席才能被喊“萬歲”呢，劉主席也“萬歲”？您瞧瞧當時民眾的腦筋被“洗”成什麼樣？一個屁事不懂的孩子都感到“萬歲”只能一個人享有。

那會兒95%以上的大陸中國人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剩下5%是“人民的敵人---地富反壞”。這是“文革”前兩年。我當時最惴惴不安的是父親是曾是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他在1962年由於“思想改造”得不錯被摘掉了“右派”帽子；然而我的小夥伴告訴我說，“摘帽子右派”還是“右派”，這好比人們先在有害的草邊上插個牌子，告誡人們說該草有害，等大家都認識了這種有害的草後，就把牌子拿掉；那時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有害的草。這讓我有些絕望，好像是“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覺”。

您可以說，這個例子就是毛澤東控制民眾思想的手法之一---“挑動群眾斗群眾”。然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民眾對毛的崇拜。當然了，這種崇拜多半是毛的奴才們抬起來的，而且他們還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一場“文革”讓毛的忠實奴才們都倒了楣。說起來，掀起那場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有毛年老病態的成分，可民眾當時要是沒有對毛的絕對崇拜，“文革”能搞起來嗎？

1966—1976年被定位為“文革”的十年。這期間民眾對毛的崇拜熱情減退了，起碼是城市的人們有了或多或少的怨言。這十年崛起的“文革”激進派和周恩來為首的穩健派為了權力明爭暗鬥，而國家經濟停滯不前。“上山下鄉”運動不但讓年輕人體會到了城鄉生活的差距，也讓他們的家庭不滿。“知青”們想方設法地離開艱苦的農村，“走後門”應該是那個時代興起來的吧？不過那時的幹部腐敗和現在真不可同日而語。

這一時期開始，整個中共的幹部隊伍也不那麼忠誠了。人們爭取入黨是要擠進社會的一個特權階層（那時算是“特權階層”的初級階段）。呵呵，百姓們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不那麼發自內心了；但儘管如此，當時的大陸民眾還是絕對接受黨的領導的。那時被稱為“異端”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在年輕人中已初露端倪，然而極其微弱。中共對民眾的思想控制相當有效。

    毛澤東的去世是中共造神運動的終結，飽受“文革”之苦的百姓，包括中共各級幹部都反感。鄧小平這個實用主義者開始在經濟上放權，政治上“黨領導一切”。然而黨內外民主化的要求已日益掀起，而經濟的發展馬上帶來了腐敗的蔓延（那時稱為“官倒”）。由於鄧在政治上寸步不讓，導致他扶植的兩任總書記下台，還爆發了“六四”事件。妻子和我就是在“六四”之後出國走上不歸路的。我當時對這個冥頑不化的專制政權充滿失望。

當時看起來中共政權岌岌可危，其實真正要推翻中共者少之又少；幾個中心城市裡激烈要求的是懲治腐敗，而且是在“黨的領導下”。或許很多當時氣得發瘋的人們僅僅把鄧小平和他的路線執行者看成類似清朝“頑固派”官僚，他們仍寄希望於中共內部的其他力量引導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當然也有方勵之那樣的知識分子公開表示讚賞西方民主，甚至聲稱要“中國要全盤西化”、“要（從國外）引進總理”；但很少有人認為這是現實的，甚至覺得方先生也就是一時激動而已。

隨着“六四”運動的被鎮壓，倉皇出逃的學生們和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們跑到了西方世界。這時海外的華人中有了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的聲音。有些令人難堪的是，這種呼籲中國實施西方多黨制，建立民主制度的聲音很快就煙消雲散；因為當時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覺得更需要一個政治上穩定的中國。中國大陸鼓吹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在日益增多，然而他們得不到民眾的響應，仍然是無泉之水。劉曉波就是例子。

此後的二十多年，中國的經濟確實不斷地發展了，然而專制政治上的鐵板一塊使腐敗在中國大陸全社會蔓延到了各個角落，並登峰造極。經濟的發展的確讓中國大陸的民眾各個階層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人均財富的占有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相對高；但社會分配嚴重不公。中共已被成為暴發戶的各種特權利益集團綁架，以索取更大的利益；而作為弱勢群體的廣大百姓的利益，則因在政治上實際上沒有維護利益的代言人（在西方民主社會中則以政黨形式出現），則受到極大的損害。怨聲載道之勢不可避免；越是到近期，社會矛盾就越不可抑制的激化。社會各階層的分化日益嚴重。就在這種情形下，2012年中發生了薄王事件。

此事件簡言之，實質上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表現；許多內幕百姓根本無從知曉。不過圍繞着如何看待薄熙來的問題上，各階層民眾有着不同的表現，而且是根據自身利益發出的。社會下層的民眾中很多人是同情薄熙來的，薄所倡導的“唱紅打黑”符合他們的心聲。可您不要將這種傾向看成部分民眾希望“文革復辟”。在我看來，“文革”產生的土壤--- 盲目地個人崇拜，早已沒有其社會土壤；同情薄熙來的人們是借懷念毛澤東時代來宣泄對現世的不滿。然而在中心城市中生活的一些人卻對薄熙來不以為然；這是因為薄的所謂“分蛋糕”政策損害了他們自身利益；這利益正是這二十多年經濟發展後不公的社會分配中得到的。對薄恨之入骨的應該是各種特權利益集團，薄所提出的政治主張正是要拿他們開刀，以擺平社會矛盾。至於一些“公知”和“炎黃春秋”的人們激烈抨擊薄熙來，那是他們自認為薄熙來在與溫家寶，也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黨內改革派”頭面人物爭奪權力。其實他們一廂情願地與溫家寶“捆綁”在一起，並非心目中想到中國百姓們的利益，而是他們自己想在薄熙來事件中分得一杯羹；至少也是對中國的政治情勢不甚了了，因為他們總是將自己束之高閣，太脫離群眾。

有關薄熙來，我不了解，也不能相信現在中共加在他頭上的罪名；不過我認為薄熙來必然失敗；其實他的種種舉措客觀上起着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作用。他應該是現代譚嗣同。他的被整肅可以得出中共越發沒落的結論。同時，薄的垮台導致中共在中國大陸統治力的進一步削弱。可笑的是中共新領導階層仍然是奉行“鴕鳥政策”，對自身的岌岌可危視而不見，或裝聾作啞。

時過境遷，中共已沒有剛建國時的感召力和領袖的個人威望；今天的中國大陸民眾的思想意識也今非昔比；其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自身利益與政治主張聯繫起來。這應該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的東西。但中國大陸真的走到民主政治的階段，光憑這點還是遠遠不夠的。我總感到，民眾的許多民主意識和政治傾向要到了能參與國家政治的時候才能定位。

其實以上簡述遠遠不能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民眾思想認識變化的過程；而況自己出國二十多年，對國內的真實情況也沒有多少了解。如果有人能誠心指出我的想法中荒謬之處，本人願洗耳恭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