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
倪萍曾經主持過一檔“誰來振興戲劇”的“文化視線”,一位著名的老京劇演員認真地對她說,“要靠你呀!”老演員的意思其實是希望依靠大眾媒體來振興戲劇,具體地說就是靠電視。
問題在於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能否振興戲劇?特別是傳統戲劇。沒有人會因為是看電視而愛上戲劇的。愛上戲劇的人都不是通過看電視。三十歲以下的一代人不愛戲,並不是因為與上一代人之間有了什麼遺傳上的變異,而是因為他們對戲,特別是中國傳統戲劇的接觸恰恰主要是通過電子傳媒的途徑來接受的,他們並沒有機會面對真正的民間戲劇演出,而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戲劇演出才是中國傳統戲劇的生命與活力所在。
老戲迷從不嫌戲慢,年輕人卻總是嫌戲慢。有種普遍的看法是,現代社會是快節奏,老戲不合拍,所以落伍沒人看。如果是這樣,那又如何解釋現代社會的“休閒”熱呢?休閒正在成為現代社會商業上的大賣點,讓商人賺飽了腰包。社會運轉得越快,人就越需要休閒。年輕人泡咖啡店不嫌慢,看起戲來就嫌慢,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了一個參照系,這就是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媒介。不同的藝術媒介決定不同的藝術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講,媒介即形式。而戲劇,無論古今中外,都不適合電視這種電子媒介,它的妙處在攝像機面前都走向了反面。因為它的存在是以表演現場為形式的。黃裳撰文說道他給蓋叫天編過一部舞台紀錄片,就碰到過在兩種藝術媒介之間進行轉換的困難。而轉換的結果是犧牲了戲劇作為舞台藝術的獨特的藝術魅力。戲劇是以演員與觀眾面對面,共同擁有一個規定的時空環境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才有虛擬與假定。虛擬與假定是一種“場”效應。當戲劇被搬上屏幕時,“場”效應就喪失了,在鏡頭的推拉搖移下,演員與觀眾達成的共時態的劇場審美規則已經破壞了,導演靠什麼來吸引觀眾呢?導演不得不藉助實物化這種鏡頭的技術本性,所以儘管一再遭到詬病,戲劇在影視中的實物化有增無減。黃裳說當周信芳在舞台紀錄片中不得不狼狽地爬一座真實的木製樓梯,不得不在一個實物化的城頭垛口跑來跑去作身段,絕妙的表演就一下子不見了,“這不是悲劇是什麼?”而這樣的悲劇每天都在我們的電視屏幕上發生。中國傳統戲劇的臉譜之所以要把人物的性格特徵鮮明地寫在臉上,就是為了在一個開放的戲台環境下,一個廣場,讓晚來的和後面的觀眾能夠馬上知道演的是什麼,從而使“場”效應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可是現在我們用鏡頭對準臉譜,看到的卻是一派斑駁陸離的油彩,而不是人物的性格與命運。
以隆起在城市中的劇場為表徵的西方戲劇從古希臘起就處於國家意識形態的中心,是主流文化,政府對窮人還有觀劇津貼,戲劇家則是受尊重的好公民,所以,作為西方戲劇起源的古希臘戲劇從一開始就有悲、喜劇家的英名傳世,——西方戲劇傳統基本上就是一種文人傳統。實際上,悲劇作為一種美學範疇主要是在文人傳統之內,所以西方的悲劇理論非常浩蕩,而且最重要的悲劇理論都是由歷代最傑出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提出的,如柏拉圖、亞理士多德、萊辛、席勒、黑格爾、叔本華、尼采、馬克思、恩格斯、弗洛伊德、雅斯貝爾斯,……形成了一條蔚為壯觀的悲劇理論脈絡,這是很意味深長的,尤其是與喜劇理論相比較的時候。喜劇作為一種美學範疇是淵源於民間戲劇傳統的,而且它一直就沒有被文人完全地同化過。亞理士多德《詩學》第四章說:喜劇是從低等表演的臨時口占發展而來的。十五世紀發現的一種《詩學》抄本中“低等表演”一詞為“法羅斯歌”(phallus song),即陽物歌(羅念生《論古希臘戲劇》)。這肯定不是偶然的。喜劇演員在演出時佩戴鮮艷的陽具模型一直是古希臘喜劇的傳統,在公元前六世紀的瓶畫上,可以看到多里斯笑劇的這種情景。喜劇的起源與人類的生殖力崇拜密不可分。我覺得亞理士多德論喜劇的文章之佚失,似乎並不僅是歷史的偶然,更多是歷史的奧秘。因為喜劇的這種精神內質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是一步步走向壓抑的,當亞當吃了智慧果之後,人類睜開了文明的眼睛,它們便被正統意識認為淫穢而不得登大雅之堂了;於是它們成為一種民間傳統,如暗河悄悄地隱匿於正統意識的地面之下;但是流淌在地面之上的明河卻一直受着它的滋補和恩惠。看看文藝復興之後的西方戲劇史吧,看看古典主義戲劇是如何變成一種逼仄、精緻、蒼白的文人把戲的,這樣我們才會理解為什麼莎士比亞會成為西方戲劇的戲聖。莎士比亞是什麼人?他不過是一個流浪藝人,沒讀過大學,“不大懂拉丁,更不懂希臘文”,關於他的生平我們至今所知甚少。莎士比亞其實是民間戲劇傳統滋養起來的,他是個民間藝人,他的戲劇無法用任何既定的戲劇理論來框定。在莎學研究中,他的悲、喜劇劃分至今莫衷一是。十八世紀的約翰遜為他編全集時就說:“他的悲劇看來是技巧的產物,而他的喜劇卻似乎是本能的表現”,“在喜劇中他似乎安閒自在,如魚得水,盡情戲謔,猶如這種思考方式最合乎他的本性”。(《莎士比亞評論匯編》楊周翰編選)畢竟離得近,看得真切:“莎士比亞在達到一個作家所要達到的首要目的這一點上可能超過了除荷馬以外的一切作家。”把荷馬和莎士比亞放在一起是很有意味的。說不盡的莎士比亞,高不可攀的莎士比亞,然而回過頭去看看包括托爾斯泰在內的無數“主流”文人當初是如何罵他粗野和不道德的吧!荷馬也被這樣罵過,斯卡里格(Scalige)在他的《詩學》中就憤怒地指責荷馬的全部比喻都是從野獸和野蠻事物中取來的;而維柯在《新科學》裡卻認為荷馬史詩的全部崇高性正源於此,因為荷馬史詩是古希臘英雄時代的民族史詩,是民間文化的結晶。民間文化是什麼,它是口口相授,是人與人生命的直接碰撞,不經過任何物質媒介的中介,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生命理解融進去,它需要和允諾每一個人的創造,引起共鳴的東西就會被留住和傳唱,當它從全民族的嘴唇中走過,它便溶解了這個民族共同的生命意識,成為最直接的藝術的本源。所以民間文化是藝術的母題和原型,是最具有原創力的藝術。它所獲得的民族生命力的滋補,恰正是文人戲劇發展到一定階段所欠缺的,這時候莎士比亞便應運而生。
如果說西方戲劇文化是文人戲劇傳統呈顯性形式,民間戲劇傳統呈隱性形式,一明一暗兩條線索交織而成的話,那麼,中國的傳統戲劇文化則基本上是以民間戲劇傳統為主要表現形式。民間戲劇傳統的特點在於它的自發性和自律性,它的戲班組織、行當分配、演出程式等等都已經形成一種有機的獨特的運作方式,它與各地的方言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戲,這些地方戲之間是互相溝通的。民間戲劇的傳統基本上都是一種喜劇傳統。丑角是中國傳統戲劇中最重要的人物,所謂“無丑不成戲”,戲劇臉譜中最早出現的臉譜就是丑角!我們現在已經快要遺忘這一點了。中國傳統民間戲劇的喜劇文化特點還突出地表現在它的大團圓結局上。我並不認為大團圓結局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應該被否定的部分,它其實正是中國戲劇傳統本質性的凸現,是中國喜劇文化發展成熟的表徵之一。對大團圓結局的考察,不能站在以西方文人戲劇文化為背景的文化立場之上,而應該實實在在地去考察它的演出方式是如何與一種民族生存方式水乳交融的。中國老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婚喪嫁娶,最重要的節日慶典,都是與中國傳統戲劇的演出不可分割的,它表現的是一種對生存幸福的祈求,是種族生存與發展的本能的文化需求。中國文人對傳統戲劇的參與是在中國民間傳統戲劇已經發育完備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是作為旁門左道不登大雅之堂的遊戲。所以對中國戲劇的研究是一直要等到王國維先生才開始的,而王國維先生卻正是在西方戲劇學研究的啟發下才開始中國戲劇學研究的,從而開闢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而這個學術領域卻是把戲劇史作為標本來研究,對準故紙堆舉着放大鏡,和活生生的戲劇現實幾乎不發生關係。
一九四九年以後,我們花了很大的功夫對中國傳統戲劇進行了改革,這場改革實際上是比照話劇的戰鬥傳統經驗來要求傳統戲劇的;而話劇是西方文人戲劇在中國的移植(話劇的命運及其“危機”是另外一個與此相關的大題目)。對這場轟轟烈烈的戲改的功過評價也許還需要待以時日,而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國傳統戲劇在長期發展中所形成的一種自律性的演出方式不復存在了。戲班變劇團,角色變演員,劇團成為高高在上的導演和編劇們閉門經營的場所,目的是為了在匯演中得到一個官方的評獎,從而割斷了傳統戲劇生於民間、長於民間的血緣關係,其喜劇文化的性質喪失殆盡,所以也就用不着指望老百姓花錢來看戲了,戲已經和他們沒有關係了。
西方戲劇的文人傳統與中國戲劇的民間傳統,應該是區別這兩大戲劇文化的最本質差別。無視這種差別便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對中西文化溯本清源的工作,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獨坐書齋的學術活動,而恰恰關涉到我們最現實和最迫切的文化問題。當我選擇以古希臘戲劇和詩學傳統為題時,是想以此來理解當代戲劇的危機:中國傳統戲劇和中國文人戲劇——話劇,這雙重的危機。遙遠的歷史恰恰在最深處制約着我們的今天和未來。但是我並沒有看到可以樂觀的理由,路已經斷了,我們很可能回不去了。雖然希爾斯說“拋棄傳統應該成為新事物的一種代價;保留傳統則應該成為新事物的一種收益”(《論傳統》),但是可能已經太遲了。中國傳統戲劇的危機其實是一個“源”的問題。黃河之所以斷流是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緣故;中國傳統戲劇之所以危機,也是因為它的生態環境已經破壞。它實際上是以農業文明為安身立命的所在的。但是現在民間文化的時代已經被工業時代的大眾文化所代替,大眾媒介橫亙在人與人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
民間文化是鄉村文化、鄉土文化。大眾文化則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傳媒文化;大眾指的是傳媒的受眾,他們是鄉土社會瓦解之後,紛紛從農村湧向工業城市後所組成的不同血統和文化背景的新的社會人群。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倫理道德,尤其是文化傳播方式和渠道都已經改變。爺爺奶奶不再講故事,講故事的是電視,或者電腦。在一個民間文化傳統正在和已經消失的時代,誰能拯救戲劇?傳統戲劇的功能已經喪失,如果這種傳統一直沒有斷絕過,情況也許會不一樣。但是現在,傳統的斷裂所留下的巨大空白已經被大眾傳媒時代新的東西所填補,這就是電視劇(肥皂劇)。比較一下中國傳統戲劇和現代的電視連續劇會發現它們的結構方式、人物性格,特別是大團圓的結局,這些類型化的因素具有驚人的一致。這也許並不奇怪,我們的需求並沒有消失和改變,改變的只是方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化方式改變了,藝術的傳播方式改變了,藝術的形式必然改變。問題在於它是變好了,還是變壞了?現在的電視連續劇的藝術水準恐怕不大有人敢說它好,但是我也不敢說它以後就不會好。傳統戲劇得到文人階層的承認也是經歷了很長的歷程,雖然這種承認往往帶來的不是繁榮而是衰落,如從崑劇到京劇。傳統戲劇的民間演出方式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流,現在則是人和機器,這個機器叫媒介,媒介插在人與人之間,我們彼此不再相識。那麼藝術呢?應該說藝術接近人的心靈的歷程更加困難和複雜了,複製代替了原創,尼采早就說過現代人只會飢腸轆轆地到過去的時代中去翻尋一點殘羹冷炙,我們成為藝術的耗費者,而不是創造者。
戲劇的衰落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無論是民間戲劇還是文人戲劇,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大眾傳媒時代的問題。傳統戲劇要振興,必須發掘它的社會功能,這種社會功能我指的是它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禮儀的可能性。在我們這個世紀初,人們無法想象生活中沒有戲劇;而到了世紀末,人們卻覺得看戲是多麼稀罕的一件事。戲劇還能夠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嗎?
為了逃避悲觀,我想說的是,中國實在還是一個農業大國,廣袤的鄉村民間的精神潛流其實並沒有絕斷,古人說禮失而求諸野,近年來民間戲班形式在很多地方已經有所恢復。只是我們搞戲的人沒把鄉村放在眼裡,不明白戲劇的家實在是在那裡。我們總想在城市,在主流社會中高高在上,搖身變為“高雅藝術”,結果反而窒息了戲劇的民間生命力。西爾斯說傳統的復興往往是從邊緣開始的。傳統戲劇如果能夠振興,那一定只能是從鄉村。如果要我樂觀的話,我唯一的樂觀便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