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所包涵文化內容極其豐富。姓名不但折射某種歷史文化，反映某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現實，而且還寄寓着人們的情感，希望，甚至無奈。姓名的這種文化特性，在中西文化中都概莫能外。

在中國文化里，人們對姓名的音聲和字形都是有講究的，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順；有其名必有其實，名為實之實。 也有些人專門研究姓名學，並從〖 易經】的陰陽和五行（金木水火土〕 說尋找哲學泉源，認為某個人的姓名包涵着其一生吉凶信息和命運的歸宿，並據此占卦人生。

 這是不是文化的“糟粕”，我不敢下定論，但我認為這種研究姓名的組合與其命運的關係的所謂的學說至少說是經不起推敲的，根本的一條就是該學說幾千年來所採集的文化樣本是“biased”（即統計學意義上偏差）的，因為很多“名副其實”之人都是出身豪門貴族，或書香門第，他們生下來就“名副其實”，窮人家的孩子是文化的底層，阿貓阿狗隨便叫，他們的名字是和貧寒積弱掛鈎的。正是由於幾千年文化樣本是 “biase的”，從姓名占卦人生的學說和西方的基於科學實證的預測模型是格格不入的。

姓名大都具有一定的含義，或刻劃某個人的性格特徵。中文姓名自不待言，如“慧芳”是“賢慧”和“芳香”之意，一般指女性。英文姓名也是如此，例如美國總統喬治布什的“喬治”是 源自希臘文“農場主”或“農民”的意思，延伸一步，就是“老實巴交”，“憨厚”的意思。“喬治”這個名字適合老布什和小布什，因為他們都是得克薩斯州農場主。如果把這個名字扣在克林頓的頭上就不合適，這傢伙油頭滑腦，巧舌如簧，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整天尋花問柳 ，一點兒也不“憨厚”，所以“比爾”這個名字最適合他不過。據查，英文“Bill”,是“William”(威廉〕的簡稱，它包涵着此君具有強烈的占有欲望和好鬥心理，這比較符合克林 頓的性格，萊溫斯基小姐一案可略見一斑。

歷史上曾有因姓名招至牢獄之苦，甚至致殺身之禍的事件。過去，中國人同姓同名萬萬千，可千萬不能和皇上同名，甚至帶有使人容易產生對皇上不好或不恭的聯想的名字也不行，這個“文字獄”一直延續到毛澤東時代。稍微上了年紀的人可能還記得，以前講階級鬥爭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就是，解放後一個地主家庭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叫“黨員”，小兒子叫“團員”，地主生氣的時候，一會兒說“打死你這個黨員”，一會兒說“打死你這個團員”。這個地主家庭的命運，我不得而知。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地主家庭不太可能以這種極不聰明的方式向共產黨反攻倒算，只是頭腦簡單，拍共產黨的馬屁拍到馬蹄子上去了。再說，地主愛兒子才是其生活的主旋律，地主高興的時候說“黨員團員，我的寶貝心肝”又該作何解釋呢？

姓名還反映人們個性化或標新立意，以及社會的寬容度和民權的進步。在中國北京和澳大利亞的墨爾本發生的兩件事最具有說明意義。據2002年12月份的〖人民日報】報道，北京石景山金頂街二中的退休教師王先生因改名要求遭警方拒絕，從而將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告到法院。王先生要改名為“奧古辜耶”，理由是 他是研究歷史的，對上古時期較感興趣，起這個名字是為了表達對古人的敬意。此案以王先生撤訴而告終，撤訴原因是派出所最終批准了王先生改名的要求。

無獨有偶，在更早些時候，據法新社1998年6月10日報道，墨爾本一位男士向反歧視法庭控 告“出生，結婚及死亡登記署”的註冊官，原因是他改名為“總理約翰尿撒家庭法庭和法律援 助”(Prime
Minister John Piss the Family Court and legal aid)的申請遭到拒絕。此時， 他的另一同夥，“取締兒童支援和家庭法庭”先生也粉墨登場，在媒體發表談話，對其同夥的“正義要求”予以聲援。在此之前，“取締兒童支援和家庭法庭”先生的改名一事也鬧得沸沸
揚揚，但最後是他的改名成功而告終。我查閱了墨爾本的白頁電話號碼簿，“Abolish Child Support and Family Court”先生的名字， 電話號碼及住址赫 然在上面。據報道，為這事， 澳州電信公司（Telstra)還專門和這位先生商量， 說其名字太長，所占空間太多，能不能考慮 縮寫一下，Telstra可以付點鈔票以彌補其精神損失，這位先生的回答是：NO！因為這是他的姓，姓怎麼可以隨便被簡寫呢？

 其實，這兩位大活寶都是澳大利亞“取締兒童支援和家庭法庭黨”的黨員，該黨的黨員都是飽受因離婚而傾家蕩產之苦並繼續遭受向前妻支付大量兒童贍養費之煎熬的男人。在澳大利亞，家庭法庭在處理已婚有孩子的夫婦離婚案件時，從同情弱者的立場出發，一般都會作出有利於婦女和兒童的判決；若妻子是個貧弱的女子而丈夫是個大款，妻子還會得到政府免費的法律援助。法庭判決後，行使執法職能的“兒童支援署”（the Child Support Office)會直接和男方的雇主聯繫，將兒童贍養費直接從工資中扣除。如果該君與前妻生育幾個孩子，每月所剩的工資餘額只能大概維持本人的基本生計。

 中外父母在給孩子取名字還反映了文化上的差異。在西方，有的家庭祖孫幾代的男性都用同一個名字，其用意是祖祖輩輩代代相傳，如小布什和老小布什都叫“喬治”，中國或東方文 化里名字裡包涵着輩分，不會出現同名。在澳大利亞的非法移民拘留中心裡，有一對亞洲夫婦生了一個男孩，取名“菲力蒲拉多克”（Phillip Rudock〕，和澳聯邦移民部長同名同姓。這 對夫婦在非法移民拘留中心裡度日如年，叫天不應，哭地不靈，其對移民部長的鐵腕移民政策 的怨恨可想而知，他們想向外界發出的吼聲即是：“菲力蒲拉多克是我兒！”這顯然是罵人的話。由於文化的差異，這罵人的話實屬雞對鴨吼，拉多克盡往好的方面理解，說你利用你兒子 的名字和我套近乎也休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額外的恩惠！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對姓名的認識有時還反映一種強勢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的傲慢與偏見。受過基本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西方人的名在前，姓在後，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在中國被稱為“布什總統”，而非“喬治總統”。但是，西方人總是按照自己的習慣去理解中國人的姓名。比如，你是“張三”，他們就以為你姓“三”，名“張”。無奈，海外華人也只好隨鄉入俗， 將自己的姓名倒過來寫和念。比如，張三，李四，王老五，變成了“三張”，“四李”和“老五王”了。有些人為了工作和交流方便，在原來中文名字前加個英文名字，如John(約翰〕， 張三約翰，或約翰三張，簡稱約翰。

順序顛倒過來後，發音又遇到了麻煩。西方人還是按英語 來念漢語拼音，如“張三”和“李四”分別念成“三讓”和“死賴”，讓人聽了啼笑皆非。我有位朋友的中文名字叫“谷露欣” ,寫成英文即是“
Luxin Gu”，西人見面都親切叫她“拉克 西恩”， 當初，她還試圖去糾正，時間長了，她也將錯就錯，乾脆稱自己為“拉克西恩·谷”了。
但是，我發現中國的偉人或名人，西方人還是很尊敬的。比如“孔子”，“毛澤東”，“鄧小平”，“張藝謀”等，西方人不說“子孔”，“澤東毛”或“小平鄧”，而稱其全名。看來， 一種文化要讓另一種文化的人接受和理解，關鍵是你要比它強，或者你對你自己的文化有歷史性的影響。當然，張藝謀創造了一種應合西方文化心理的另外一種莫須有的“中國文化”，這是另外的話題。

姓名這麼簡單的東西都難以溝通，那麼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又怎麼讓一異族人完全去理解呢？可以說，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的理解就像喊中國人的名字一樣，按照自己的觀念和 固有的語音系統去理解和發音，著書立說，隔了文化層的人們聽着很舒服，而中國人卻覺得特彆扭。糟糕的是，有很多“拉克西恩·谷”式的中國文人，有意或無意地專門循着西方人的思路，製造出很多文化垃圾來，比如那部英文叫“Farewell My Concubine”的電影， 譯成中文便是：“和我的小老婆說聲再見”，據說還在歐洲贏了什麼狗熊大獎。 其實，電影原來的中文名字我是知道的，我不想說， 因為我不想玷污中華文化里那史詩般的四個字。

原稿成於2003年，曾登載當地華人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