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爸爸講那土改的故事

文/空因

我的祖籍在湖南省湘鄉縣（現為雙峰縣），一個叫黃龍橋的地方，距曽國藩家僅有二十公里。解放前，祖父本為廟老倌之子（曽祖父以替人守廟和抬轎為生），窮得叮噹響，沒有人願意嫁給他，只好娶了乞丐出身的祖母。他們後來進了城，經商不到三十年，由一無所有發了點財，在長沙市開了一家錢莊與一家紗號。祖父理所當然成了這兩家店子的經理。而他的兩個兒子，即我的父親和叔父，都在城裡跟着父親做事，即後來所謂的從業人員。

如此一來，我們一家大小都住在城裡，回故鄉的機會不多。後來為了“榮宗耀祖”，照顧家鄉親友，就在家鄉原籍置了水田七八十畝，蓋了一座雕梁畫棟的“花瓦屋”，並修了圍牆與碉堡。屋子取名為“萬宜堂”（現在“萬宜堂”變成了當地一所規模不小的中學）。

一九四九年春夏之交，我正在長沙楚怡小學讀四年級。家人擔心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長沙打仗， 就將我送回原籍逃避戰亂。接下來的兩年，我在鄉下讀完了小學。直到一九五一年，我才回長沙進了中學。作為一個地主子孫，我算是親身經歷了那場難忘的土改運動。

參加文工團宣傳土改

五零年土改開始時，我在外婆家附近的“沐導完小”讀書。當時學校上課時間不很多，因為師生們得參加各種政治宣傳活動。這些活動，主要是宣傳抗美援朝和土改運動。有時也到農民家裡去給他們講解一些當時的政策和文件，諸如“春耕生產十大政策”之類。農民常常聽不進幹部們的那些饒舌的大道理，但倒饒有興趣地聽我們這些小學生宣講。

從前湖南節日只舞龍、舞獅，劃彩龍船，扎故事等。但解放初期，由於很多幹部來自北方，我們很快學會了北方傳來的文藝宣傳形式：打腰鼓，扭秧歌等。我們這些小學生們，經常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到外面做宣傳工作。學校還成立了一個“文工團”，演出當時流行的話劇、歌劇與歌舞節目，如“殺過鴨綠江去”，“土地還家”，“白毛女”等等。我的戲演得不好，但也得硬着頭皮上台，演一些次要的角色。

那時每個村都成立了農民俱樂部，我們常去俱樂部教農民們唱歌。有關土改的歌曲主要有：“訴苦歌”，“誰養活誰”，“挖窮根”等。歌曲的中心思想當然是：農民養活了地主，農民的貧困歸根到底是因為封建所有制；土地是農民開墾的，被地主巧取豪奪據為己有，現在要奪回來還給農民。

因為我積極參加了這些政治宣傳活動，且一直是五、六年級的班長和少先隊中隊長（那時叫少年兒童隊），被學校認為是一個品學優良的學生。一九五一年的六一兒童節，我被評為全區的模範少年兒童，得到了區政府的表彰。

老長工帶我去評成分

 土改開始前，出於對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的恐懼，我的祖父母雙雙逃到了香港，父親等人也下到了廣州，他們不想我耽誤學業，就將我留在了鄉下的學校，準備等時局太平一點再來接我去團聚。

我在學校寄宿。我的一個舅舅那時也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所以，通常都是他在照顧我。假期或周末，家裡的長工也會接我回家玩玩。學校離我家三十多里，在一個叫青樹坪的繁華小鎮上。

當時家裡的女工已離去，只剩下兩個長工和一個牧童，年齡分別是四五十歲，二十多歲和十六七歲。我稱那位老長工為貴雲大爺，我家在鄉下的各種雜事，包括每年收租，都主要由他經辦。

一天，貴雲大爺對我說：“今天村里要給你家評成分，你想不想去看看？”

憑感覺我知道自家肯定是地主，岀於好奇和好玩，我還是跟着他去了。

會場設在離我家不遠，就在一戶賀姓財主家的大廳內。大廳內臨時用木板搭了個兩三尺高的小平台，幾個幹部坐在台上，台下坐滿了參加會議的人。我們到時會議尚未開始。人太多了，找不到坐的地方，我們只能站在後面。

很快，會議開始，一位幹部在台上高喊着：“萬宜堂的胡貴雲來了沒有？”

“來了！”貴雲大爺大聲答。

那幹部叫他上台向大家介紹一下我家的財產情況。

上台後，貴雲大爺首先申明：他對我家城裡的情況不大了解。只知道我家過去在雲南、貴州做生意，在昆明有家煙草公司。三四年前才搬到長沙開錢莊和紗號。至於資金、產業等方面的情況他也一概不知道。接着，他詳細介紹了我家在鄉下的土地、房屋、耕牛、農具、收租等方面的情況。我發現台上的幹部和下面的許多人，並沒有認真聽他介紹。好像他們對他說的情況早已瞭如指掌。

待他講完，一位幹部沒陳述任何理由，便高聲問台下：“評趙燦庭工商業兼地主，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下面的人一致舉手大聲回答。

那幹部看大家對我祖父的成分沒有異議，便示意貴雲大爺下去。貴雲大爺下台後自顧自找了個位子坐下，沒有再跟我在一起。

下個評定的對象姓李，我對他並不熟悉。他家情況較複雜，大家的爭論較大，成分一時半會定不下來。我沒耐心等下去，悄悄地離開了會場。

貴雲大爺散會回來後對我說，今天評的成分是初評，以後還要三榜定案。不過他估計我家這個成分，莫說三榜，就是十榜也不會變。

我雖然十分痛恨黃世仁、周剝皮那樣的地主，堅決擁護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但對於自己家裡被評為地主，當時並未產生什麼顧慮與不安。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家並沒有為富不仁，也沒有欺壓過任何農民，既然要土改，那麼只要將多餘的土地和財產交給政府就行了。我倒寧願以一個平等的勞動者身份去謀求生活。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地主”這個詞後來竟然變得那麼可怕，且給我的一生帶來那麼多的困難與不平。

土改抄家

 祖父母在香港住了一段時期。一個朋友告訴他們，共產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的是團結政策，像我們這種家庭在土改中絕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因為新政權明確表明了：他們熱烈歡迎民族資本家回國參加祖國建設。

我祖父歷來思想比較開明。北伐時，他就積極參與了商人罷市的運動，以此來支持北伐軍，反對北洋軍伐。聽了友人的建議，祖父立即打消了對共產黨的顧慮。憧憬着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他老人家又帶着家人們興沖沖地回到了長沙。那時的他，還在夢想着在有生之年為國家、社會出點力，在商界繼續大展宏圖一番。

回長沙不久，他派我母親帶着我的三個弟妹，嬸嬸帶着她的四個兒女，回鄉參加土改。他與我的祖母、父親和叔父則留在城裡經營生意。

母親等人回鄉時，土改已進行了一段時間。母親向農會和鄉政府主動交出了家中比較值錢的東西：田契之類的文書，父親的一支勃朗寧手槍和彈藥，她同嬸母的金首飾，以及一大包我們這些小孩子穿戴的各種銀器。嬸母的情況我不清楚，母親的金飾大慨是二十四兩。母親這種舉動贏得了幹部們的讚賞，他們稱我家為開明地主。

母親交出部份財產後不久，有人向我家透露消息：鄉政府將會對所有地主來一次大抄家。他們建議我們儘快分散、轉移部份財產。母親說：“既然交出了契據、金銀、槍支那些最重要的東西，又何必再在乎那些衣帽鞋襪，木器用具呢？我們光明正大做人，開明地主當到底，不搞轉移、隱藏之類的小動作……”當一些地主們像老鼠那樣，偷偷搬運、隱藏自己的東西時，母親和嬸嬸則象沒事人一樣，照常生活。

抄家那天我在學校，回來後聽母親說，那天剛吃過早飯，大門口突然湧進來二、三十個男女。他們進入大廳後分成兩組，一組往嬸嬸那頭去了，一組奔她而來。到達天井時，為首的男人對我母親說：“奉鄉政府命令，抄查你家剝削的財產，希望你老老實實，積極配合我們的工作。”說完後他指揮來人搜查天井四周的房屋，並交待他們完事後繼續上樓搜查。他命令母親領着我的兩個小弟妹進臥室去（大妹已在附近小學讀書），他同另一個男人跟了進去。進房後他叫母親搬把椅子坐在房中央，弟妹們緊靠她站着。兩個男人將大櫃、箱子、籠子、抽屜和床頭櫃內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統統翻出來堆在地上，連床底都檢查了一遍。令母親感到驚奇的是，他們竟然當着她的面，各挑了一匹最好的綢緞，豪無顧忌地解開外衣，纏繞在自己的腰部。纏緊綢緞扣好衣服後，他們才叫了三個人進來，一起將堆在地上的東西搬走。走時，他們還命令母親帶着弟妹繼續留在臥室內，不得外出走動，直到抄家行動正式結束為止。

嬸嬸那頭發生的故事也大同小異。事後母親與嬸嬸對樓上樓下幾十間房間檢查了一遍，發現抄走的主要是鐘錶，金屬器皿，值錢的衣服，新的被帳、箱籠，高檔磁器，成捆成支的蔴線、毛線等。竹木傢具、書籍和倉庫內的少量糧食暫時未動。

我的祖父文化素質較高，古詩詞寫得不錯，八行書更是為人們所稱道。父親與叔父也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因此，我家藏書比較豐富，差不多有整整一間樓房的線裝書。祖父五歲時，當地趙氏家族認為近十代以來，族內沒出過讀書人，大家臉上無光。於是集體出資，供他與另一幼童讀書。儘管我家那時赤貧，祖父卻在一大山中的寺廟內，靜心研讀了十三年私塾。在那個時代，可謂是飽讀詩書了。

母親說抄家雖然搬動了這些書，但總體數量未見明顯減少，是否有人拿走了什麼，她心裡並沒底。

抄家的在抄我家屋子的同時，也搜查了我家的幾戶農民鄰居，因為估計我家有可能把東西寄存在他們那裡。

遭遇兒童團

抄家過後，有一天，鄉政府通知母親和嬸母去開會。據說她們一到鄉政府，就同其他地主一道被扣押起來，要他們繼續交待隱藏的財物或槍支等。

快到中午了，母親、嬸母還未回，家裡無人做飯，幾個小孩子哭鬧起來，無論我怎樣哄騙都不能使他們住嘴。於是，我決定去鄉政府找母親，弟妹們也非要跟着我去不可，誰也不肯留下來。當時我剛滿十二歲，他們七個更像樓梯格子那樣，一個比一個小。

鄉政府距我家約四華里。在我費了很大的勁，領着這群鴉鴉物搖搖晃晃快到鄉政府時，突然，橋邊的寶塔後跳出一夥兒童團來。他們都是年齡與我相近或稍大的男孩，二話不說，他們威風凜凜地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我數了一下，他們一共十二個人。另外，還有一個青年民兵拿着鳥銃站在不遠處，他沒近前，只不過時而望望我們而已。當時學校已有少先隊，各鄉另成立了兒童團，擔負一些站崗放哨，監視地主，盤查行人的工作。

一兒童團問我：“你們家在哪裡？現在去哪裡？是不是地主崽子分散偷運剝削財物？”他大概比我大兩三歲，我猜他是團長。

我回答：“我們是萬宜堂的，我祖父是地主，但我們不是。現在去鄉政府找母親，我們沒偷運剝削財物，不信請你們檢查。”

檢查時他們將我掛在胸前的兩支鋼筆，弟妹們口袋裡的小手帕，玻璃彈子都搜了去。

檢查過後我對團長說：“那些小東西算不上剝削財物，請還給我們。”

他說：“你爺爺是我們鄉的大地主，你們全家大小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都是剝削來的。所以，剛才從你們身上搜出的那些東西也是剝削財物，我們都要沒收！”

我發現幾個兒童團已蹲在地上玩剛得到的玻璃彈子，看來要把東西全部要回是不可能的，於是我說：“別的東西就送給你們玩算了，那兩支鋼筆可一定要還給我！那是我為共產主義革命，為新中國建設事業而學習的工具。”我拉拉頸上的紅領巾，拍拍兩條紅槓的臂章繼續說：“我是少先隊中隊長，革命的小學生，和你們一樣，也是新中國的小主人，你們不能將我當地主看待！共產黨許多高級幹部家裡也是地主，就是這次來的土改工作隊，也有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志，難道你們也要把他們身上的東西沒收？”

他見我說得理直氣壯，態度有所緩和，只仍不肯把東西還我。說：“你是學生，我沒讀書，講不贏你。不過我和你一起去鄉政府，看土改工作隊的同志怎麼說。”

其他兒童團留在原地，團長與我們一道前往鄉政府。到鄉政府大門口時，我交待兩個較大的妹妹，帶着另外五個小的在門邊等，讓我先進去辦事。

我和他進入一間坐滿了人的大廳，那裡正在開會，一幹部模樣的人正在作報告。兒童團長走近他身邊低聲說：“剛才我們在一個地主子弟身上搜到了兩支鋼筆，你看這事怎麼辦？”

此人似乎對打斷他報告有些不快，揮揮手說：“去去去，你們兒童團想怎麼辦就怎麼辦！”接着又開始了他的報告。

兒童團長得意地朝我看了一眼，轉身朝外走了。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再打斷那人作報告，向他申訴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加之牽掛大門口的弟妹們，無可奈何地，我只好離開了。

見到母親後，我沒提鋼筆的事，怕她生氣。只告訴她弟妹們哭肚子餓，我不知道怎樣做飯。母親說她等會兒會求幹部，讓嬸嬸先回家，她一個人留下來受審。如果嬸嬸下午還沒有回，那麼，我就得去找貴雲大爺和鄰居們幫忙。母親也匆匆教了我如何做飯，她說：“只要能把飯煮熟，菜的問題好辦。萬不得已時，鹽水和生辣椒也可配飯。”

回家過橋時，兒童團長興高采烈地對我說：“經大家討論研究，決定將你兩支鋼筆全部沒收！”我想他肯定得到了一支。接着他又裝出嚴肅的表情說：“據我們調查，你家裡還有許多鋼筆，希望你主動交出來，如再被我們搜出，就證明你和地主家庭沒劃清界線！”

我有一種“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感覺，不發一言，領着弟妹們，加快腳步走了。十年後這位兒童團長當了公社黨委書記，有一次，他對我當小學老師的妹妹說：“當時你們的衣服那樣光鮮漂亮，如果不是怕家裡的大人責備，我們真想把你們的衣服也剝下來呢。”

審訊母親引起的風波

土改時的鬥爭會，一般有兩種情況：運動初期斗惡霸地主，後期斗一般的地主。斗惡霸地主主要是控訴他們欺壓農民的罪行。鬥爭過後，這種人多半會被槍斃。不過鬥爭時很少打他們，充其量被情緒激動的控訴者，扇幾個耳光而已。而後期斗一般的地主時，暴力行為反而多多了。因為大多數地主不會主動交出隱藏的金銀細軟，為了撬開他們的口，採用了各種各樣的肉刑。最輕的是用帶刺的樹枝抽打他們，其餘常用的則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踩槓子，吊半邊豬等等。受刑最多的通常是那種財產不多，錢看得重的小地主。他們常被打得大小便失禁，九死一生。

那時，參與鬥爭會的群眾都鬥志高昂。他們以為從地主那裡沒收的金銀，也會作為農民的勝利果實來分配，所以，在提供線索，追查搜繳“贓物”方面都積極萬分。我猜，他們後來大概有些失望，因為那些金銀全部都上繳了國庫。

這天下午，輪到審訊我母親了。民兵隊長揚起一束荊棘，要她趕快交待仍然隱藏的金銀珠寶在何處，否則就叫她受皮肉受苦。母親素來是個敬老扶幼的人，平常村裡的人都十分敬重她。眼看那荊棘就要落到她的身上，圍觀的群眾突然抗議起來。他們說民兵隊長執法不公，居心不良。對本村的頑固地主不動刑，對外村的開明地主反而動粗。結果，民兵隊長揚起的荊棘沒敢打下來，對我母親的審問也就無法繼續下去了。這位隊長住在該鄉的一村，我家是七村。當晚，七村愛打抱不平的群眾又鳴鑼集合前往鄉政府，抓住民兵隊長暴打了一頓。

 區政府以為是地主暴動，次日清晨派了大隊解放軍到七村抓人。抓走了十多個青壯年農民。這批人被送進牢房時，每人背上被步槍槍托狠狠地撞擊了一下，作為“下馬威”。

後來經區政府審查，這批人是清一色的貧僱農。他們的行為不屬於地主暴動。是階級覺悟低，地方主義、宗族主義作怪。在牢裡受了半個月的罪，最後被全部釋放回家。有幾位背上受傷較重，在家裡吃了一段時間的草藥。

從群眾鬧事那天開始，鄉政府即停止了對我母親的訊問。因鄉親們的支持與理解，我母親得以輕鬆過關。從此再未有誰來追查我家是否還隱藏財物，直到文革期間紅衛兵上門大抄家。

掃地出門

 有一天，我從寄宿的學校回到老家“萬宜堂”，發現已物是人非。不見母親、嬸嬸同七個弟妹的身影，原先居住的房屋已為一個供銷社和一所小學占用。向鄰居打聽才知道，半個月前我家已被勒令搬出老屋。並且一分為二，嬸嬸搬到毗鄰老長工貴雲大爺的三間茅屋內；我母親則搬到另一處地方，是單獨的三間茅屋。

母親告訴我，他們搬家時只帶了少量的換洗衣服與食物。傢具、炊具、床上用品、書籍、糧食全部留在了老屋裡。總之，他們不過穿了身上的舊衣服，淨身出戶了。我們當地主時擁有的一切，均已交給了政府。這在當時就叫“掃地出門”。現在我們用的家具、炊具、被帳及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是貧僱農用過的舊物。另外，帶出的食物早已吃完，已找鄰居借了不少糧食，蔬菜也是別人送的。母親擔心，如果我的父親不能及時寄錢回鄉，她真發愁以後的生活怎麼過。當我問那樓房書的去向時，她說：“誰拿走了那些書我不清楚，也不便去問。對《說文解字》、《資治通鑑》、四書五經這類的老書，鄉幹部和貧僱農不會感興趣，估計都被當廢紙處理了。”

從母親口中我得知，包括我在內，回鄉的十口人共分了四十二擔谷田，約合十畝零五厘。田的質量較差，都是靠近山麓的天水田，乾旱時難以灌溉；並且分散在好幾處地方，不便耕作。與我家過去房屋周圍，水旱無憂的良田相比，差得很遠。

她憂慮地說，“你祖父過去在長沙金融界也算小有名氣，近兩年不知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逆勢操作，犯了金融投資的大忌。前年別人都把金圓劵換成金條、銀元，他老人家卻用銀元買金圓券，結果虧得一塌糊塗。去年初那些有錢人唯恐逃不出中國，他卻從香港浩浩蕩蕩返回來；這次土改鄉下有點門路的地主都往城裡跑，他卻叫久居城市的我們回到故鄉。他原以為這樣可以保住部分房屋和良田，結果他的這個想法也落了空。我真希望他對政府的信任是正確的，但願政府今後能夠善待所有的老百姓，善待我們這些人……”

我那時對她的說法並不很理解，天真地認為她的擔心是多餘的。毛主席、共產黨英明偉大，全心全意徹底為人民大眾服務。我們只要轉變立場，與工農們站在一起，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生活只會越變越好。有什麼可擔心的呢？

在外公家的見聞

 我母親的娘家，即外公家，在一座很大的清代民居內，叫做“亦吾廬”。正廳堂上掛着一塊“此邸廉輝”的匾，是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贈送的。屋子的周圍修有高大的城牆，城牆上可並排走四匹馬，四角均有箭樓。牆內有一塊足球場大的操坪，兩口可養魚的大水塘，兩眼水井，前花園較小，大概一畝左右，後花園很大，至少在十畝以上。究竟有多少間房屋，童年的我搞不清楚，只知道很大很多。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八十七師的整個師部，連同它的警衛連、輸送連，都借住此地，誰也沒感到擁擠。土改前我的學校和區人民政府也都設在這裡，土改開始後才遷出去。

這座房屋是我外公的祖父所建，他是搬運工人出身，後因經商而致富。土改前“亦吾廬”住的三十六戶人家全是他的子孫後輩。其中已有三四戶沒落成農民，其餘多數仍是地主。我除了知道外公及另外兩戶鄰居的一些情況外，對其他住戶，則不甚了解。

外公抗日前在邵陽市經商，家境相當富有。抗戰中，在日寇的燒殺搶掠中家產損失慘重，到抗戰勝利後，他已基本上破產了，只能靠出租少量土地和教私塾為生。土改中外公雖被評為地主，但當地的幹部與農民都知道他身上已沒什麼油水可撈了。因此，外公屬於那種少數完全沒挨斗的地主。我猜，也許因為我有個舅舅和姨媽是當解放軍的，當地農民對外公家多少有些照顧吧。土改只是使外公的土地數量減少了一點，其餘一切均原封未動。

外公左邊的鄰居我叫敏外公，土改初期就被區政府抓到牢裡去了。有次我見他中途被押回家，帶着一付鐵手銬，這使我感到新鮮。因為以前犯人都用棕繩五花大綁，我是頭一次見到手銬。他被押回的那天，鄉政府當天請了許多人，用水車將敏外公屋後的那口水塘排乾，從淤泥中把一支馬牌手槍找了出來。

敏外公土改後期逃亡到了外地，據說在湘西某個小地方當了醫生。他家的情況比較慘，有個兒子土改多年後仍在當乞丐。

外公右邊的鄰居是十外公，他在外祖父一輩中排行第十，故得此名。與敏外公一樣，他也是我外公共祖父的叔伯兄弟。他家的情況就更悲慘了。他兒子是國民黨軍隊的炮兵團長，在抗戰中陣亡。十外公為人相當厚道、豪爽、坦率，很有人緣。土改前區政府仍在“亦吾廬”時，我看到他同那些區幹部關係很好。一些人經常在他家說說笑笑，非常隨便、親熱。可是，就是他，在土改中被拉出去槍斃了。他並非惡霸地主，為什麼遭此厄運呢。我問外公，“十外公究竟犯了什麼錯而遭死罪呢？”，外公說，“他什麼錯也沒犯，只聽說他罵過有的幹部是流氓地痞，就此而已。”

後來我和母親談起這件事。母親說，十外公被鎮壓的表面原因是罵了政府的幹部，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因為他在當地的名聲和影響力。十外公剽悍尚武，曽率領宗族子弟與周圍民眾打過北兵，打過日本鬼子，在當地很有威望和號召力。這樣的地主不除掉，有些幹部是睡不好覺的。

                                             觀看鎮壓反革命

 土改和鎮反期間，各地大開殺戒。我們學校靠近區政府，所以經常有機會看到處決犯人。處決方式有兩種：由區幹部用手槍打腦袋，這通常是處決個別犯人，行刑地點不固定；多數情況還是區中隊的戰士用步槍行刑，將犯人押往一個叫斜溜坪的地方槍斃。斜溜坪是公路邊上的一處亂墳崗，它靠公路的一面坡比較平緩，上面長滿了草皮，距離我們學校只有一里多路。

從前湖南民風強悍，人們崇尚勇敢、不怕死、敢作敢為的精神。還以所謂“值價”為自豪，即當死亡不可避免時坦然面對，不給行刑者找麻煩。反正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有什麼好怕的呢？所以那段時間的死刑犯，除個別傷病者要用簸箕抬到刑場以外，其餘的都自己爽快地走向刑場。很少有拖拖拉拉，畏縮不前的。有的邊走邊喊蒼天，也有人呼喊口號，或繼續進行反動宣傳。不過那時新政權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這些人的行為並沒有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

五一年的春天，區里準備要槍斃十三名反革命分子。我們參加公審會後繼續遊行到斜溜坪附近，有組織地集體觀看鎮壓反革命。我們班的同學排在隊伍最前面，離刑場只有四五米遠。在我們高呼“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時，這些死刑犯被押了過來。其中一個死刑犯，是個三十出頭的漢子，他回頭笑着對我們說：“同學們！只要你們的毛主席有一萬歲，共產黨有一萬歲，我們死了也沒有什麼關係。”過去犯人喊天、呼口號、講俏皮話，都是面向所有圍觀的人。而這一次，這個反革命卻只專門向我們小學生喊話，這令老師和同學們都感到有些意外。

這十三個犯人在行刑處順從地跪下，每人背後站着一個端槍的解放軍。行刑前一個解放軍回頭望了望我們，大概是覺得離我們太近，他命令犯人站起來往前再走了幾步，然後重新跪下。儘管如此，槍響時我仍然覺得有濺起的泥土落到我的頭髮和衣領里。

也許是見得太多，習以為常，自那以後，我再也無興趣去看處決犯人。

我家重新淪為乞丐

 五十年代初，郵政事業比較落後，如果想向窮鄉僻壤匯款，那是相當麻煩的事。在城裡做工或經商的人，常要靠熟人把錢帶回鄉去。土改沒收了我家中原有的糧食與金錢，城裡的接濟一時又跟不上，母親、嬸嬸等人的生活於是有了很大的困難。找周圍鄰居借，也不是辦法。因為除去我這個在校寄宿生，家裡還有九張嘴要吃飯，誰會有那麼多的余錢剩米借給我們？

那時愁眉不展走投無路的當然不止我們家。母親和嬸嬸驚訝地發現，昔日的地主們突然一夜之間成了乞丐。他們紛紛扶老攜幼，提着討飯籃子，拿着打狗棍，畏畏縮縮地沿門乞討起來。那時鄉村中還盛傳着：地主不討飯，就說明沒徹底打倒，還得繼續清算鬥爭。為了解決眼前的生存問題，母親同嬸嬸也領着弟妹們，走上了討飯這條路。

常言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祖母那輩人是乞丐變財主，現在，我母親這輩則又由財主變成了乞丐，之間的時間正好相差三十年。

見到這些乞食的地主，尤其是那些年輕漂亮的地主女性成了最底層的人，有些人心裡覺得蠻舒服的。他們說，共產黨來了，世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農民們確確實實大翻身了。不過，大多數農民對這些乞討者還是相當同情的。給他們施捨後往往會安慰、鼓勵他們一番。說風涼話，惡語相向，甚至騷擾他們的情況，還是很少發生的。

母親和嬸嬸每天都會滿載而歸。有時人們施捨的東西太多，以致她們扛不動。有些與我家沾親帶故的農民，甚至放鞭炮迎接她們。母親與嬸嬸除了白天出門討飯，晚上還會有人偷偷將各種生活物資放在我們家門口。每天清晨打開大門，她們都會發現別人晚上送來的糧食、蔬菜、衣物。所以，沒有多久，她們與我的弟妹們又可以說是豐衣足食了。這種情況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重視。有天晚上鄉長帶領一隊民兵，對我家仔細作了搜查。第二天他向上級匯報時編了幾句順口溜：

油壇里有油，

鹽壇里有鹽，

紅薯吃不完，

地主生活依然好得很！

多虧我們湖南高溫多雨，農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長。大約在當年春收作物收穫後，這股大規模的地主討飯風，才逐漸停了下來。我母親等人那時也不用再出門去乞討了。

永遠的心痛

一九五一年上學期我小學畢業。放暑假不久，我與大妹，嬸嬸的大女兒，三人一起被貴雲大爺送至衡陽，準備從那兒乘火車回長沙。土改期間，我這兩個妹妹無論衣着還是外貌，都改變了不少。剛一進衡陽城，就被街上的小孩好奇地圍着看，朝她們唱起民謠：“鄉里妹子進城來，鄉里妹子沒穿鞋……”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過去居住的昆明、長沙比他們的衡陽大得多。為了趕開這些討厭的圍觀者，我不時要握緊雙拳，裝出一付要打人的兇相，嚇唬他們。貴雲大爺將我們送到一親戚家，那親戚替我們買了火車票，第二天貴雲大爺回鄉下，我則領着兩個妹妹到了長沙。

回長沙不久，我以優異的成績，先後考取了三所最好的中學。這使向來器重我的祖父，高興地笑得合不攏嘴。當時父親開了一家茶葉土產行，把茶運到西北各省去賣。店子規模不算太小，不包括我們家人和廚房工友，每餐僅為店員和客人們就得開兩桌飯菜。兩個月後，母親、嬸嬸等人也回到了長沙。經歷了戰亂和土改，一家人總算再次歡聚在一起。

當時國民經濟恢復的形勢似乎很好，我們一家的生活也還不錯。無論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前途，大家都充滿了信心。誰也沒有把土改遭受的損失放在心上。相反，我們在鄉下那些尷尬的經歷，倒成了祖父他們談笑的資料。他們故意取笑我說：“你從小爭強好勝，怎麼變得那麼老實，兩支鋼筆也被兒童團搶走了？”“你母親他們要飯，你怎麼不參加？是不是怕碰上女同學？”

然而，時間不長，我們一家的笑臉就變成了哭臉。首先是父親覺得政府對私營工商業的限制越來越多，生意越來越難做，他的茶葉土產行最後只能關門大吉。接着是三反、五反運動，父親這個私營商店經理，免不了成了“五毒俱全”的“老虎”嫌疑人。與此同時農村又搞土改複查，母親與嬸嬸只得領着弟妹們再次回鄉去面對它。我家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未能象在土改運動中那樣順利過關。運動後期，牽涉到一宗無中生有的案件，父親被判四年徒刑(後來由於大水沖走了判決書，結果在牢裡呆了五年）。祖父憂憤交加，一病不起，拖了兩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三反、五反過後，我家經濟狀況一落千丈。六十多歲的祖母幫着街道小廠紡起紗來，叔父在工廠拉起銅絲來，而未成年的我則要幫人推板車，或挑着擔子走街穿巷販賣小菜。母親他們在鄉下除了從事力所能及的農業勞動外，還得靠幫人縫製衣服，編織毛線衣帽等手工活為生。土改複查後，嬸嬸帶着她的兒女重新回到了長沙。母親因父親仍在獄中，我的小弟弟剛出生不久，她怕在長沙生活無着，就暫時留在了鄉下。誰知這一選擇，卻給她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五六年規劃專政對象，她莫明其妙地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從此她只要一離開生產隊都得請假，不准遷回城市，更不准在機關、學校居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尊嚴，成了一個沒有絲毫政治權利的賤民。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土改只定祖父為工商業兼地主成分。也就是說，這個成分只算是我母親的家庭成分。按照政策，是不能根據家庭成分定地主分子的。如果我家要定分子，也只能定我祖父母。實際情況是祖父母未定，父親、叔父未定，僅把地主分子帽子戴在我母親一人頭上。而她在我們這個大家庭中完全是處於從屬地位，對家產沒有任何支配權。這種搞法當地不少群眾也認為非常不合理，他們都說，如果我的母親沒有得罪個別幹部（美麗的母親曾嚴正拒絕某幹部的調戲），她絕對不會有這樣悽慘的遭遇。

根據當時的政策，我這個工商業兼地主的大家庭中，一共十六口人（解放後新生了兩個），唯一的階級敵人是我母親，其餘人尚可勉強算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範圍內。我認為這個事情實在太離譜。參加工作後曽多次向組織上提出這個問題，希望將此作為個別錯案加以糾正 —— 因為工商業兼地主可以不定分子。但是，我的申訴一直未被理睬。相反，我還差點被戴上為階級敵人翻案，堅持反動立場，地主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之類的帽子。

經過二十年的漫長歲月，我始終未能為母親討回公道。一九七六年春天她老人家去世，死於一個黎明前的夜晚，只活了五十八歲。沒等到胡耀邦來為她摘帽。這不能不是我永遠的心痛。

母親年輕時光艷照人，土改時雖已年過三十，歲月似乎仍未褪去她的美麗。我原以為“自古紅顏多薄命”只存在於專制社會，沒想到在解放後的新中國，依然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