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是揚子江畔的一個原本非常美麗的小鎮。在我的記憶里，典型的徽派建築高高聳立，青瓦白牆， 屋檐飛禽走獸木雕栩栩如生，街道是光滑的青石板鋪成的，石板中間有一條被獨輪推車長期碾壓而形成的淺淺的車轍，一條大河將鎮子分成兩半，三座橋梁連接南北兩岸。聽老人們說， 以前有船碼頭， 以後由於河道淤積而廢棄。過去，鎮子是交通要塞，到省府安慶的貨運都要經過這裡，因為沒有公路交通， 許多做買賣的商家、腳力和挑夫往往都在這裡歇息，所以鎮裡客箋林立，車水馬龍。

小時候零零星星地聽老人們講鎮子裡故事，上下幾百年，我把這些故事在我的腦海里拼湊成圖發現，它過去的輝煌可以和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商業畫面相媲美， 但49年以後就逐漸衰敗了，像流暢的河水突然凝固似的。以前的居民來自四面八方，南腔北調，以後由於沒有遷徙的自由，鎮裡社會及人口結構多年沒有變化，居民孤陋寡聞，像一潭死水。到了六七十年代則完全變成了一個孤立的村莊，以前的商家和店員統統被改造為農村公社社員或公私合營的小作坊工人。

老人們也講了很多有關日本鬼子的故事， 但我記得最深的是兩次，一次是真實的，一次則是虛驚一場。

一次講的是一個掉隊的日本騎兵牽着一匹棗紅色的大馬途徑鎮裡，孤身一人夜宿一家客棧，引起全鎮一陣驚慌。當時對於如何處置這個掉隊的日本兵，鎮裡人分成兩派：殺和放。主張殺的是以“皮匠麻子”為代表的工匠等普通居民階層，而主張“放”的是以劉家鋪子為代表的商家。皮匠麻子解放後我見過，高高大大的，60年代末才過世， 他兒子子承父業；劉家大太太我也見過，胖胖的，挺富態，文革中自殺。這“殺”和“放”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團的博弈：如果殺掉這個日本兵，日本人肯定反撲過來報仇，整個鎮子將遭滅頂之災。議來議去，最後還是主和派占了上風，決定讓日本兵好吃好喝，禮送出城。

另一次是講的是上世紀60年代初。 那時，整個鎮子裡成年人都被派到離家幾十公里開外的白洋湖開荒種田，安營紮寨，與家裡的聯繫要靠鎮裡一個郵差。有一天，這個郵差可能是吃飽撐的，急沖衝來到宿營地， 大聲吼叫：“鄉親們啊，不得了啦，日本鬼子又來了，殺人放火，鎮裡血流成河啊！”，在水田裡幹活的人一聽日本鬼子又來了， 驚慌萬狀，像鳥狀散去，哭聲一片，因為老人孩子們都在家裡啊！那個惡作劇的郵差在文革中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份子和漢奸賣國賊， 被整得死去活來，新賬舊賬一把算，大家把那次送日本兵出城的事也都扣在他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