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們如果對衣着感興趣些，也許他們會安份一點，不至於千方百計爭取社會的注意與讚美，為了造就一己的聲望，不惜禍國殃民。

　　“服飾之美”是人類永恆的話題，正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男女老少也。服飾
雖小，卻也能見出文化之背影，可謂小中有大矣。

　　中國古代對服飾非常講究，其講究倒不是因為漂亮與否，而是權力地位之象徵。譬如春秋戰國時，官員着狐裘有“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大夫狐羔”的明令，其時以白狐為王者服。明朝朱元璋制定了“一品玉帶，二品花犀，三品金花，四品素金，五品銀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的詳細規定。清朝官員的服飾等級鮮明，尤其是文武官員的冠頂和補服都有嚴格的等級區分。

　　服飾的進步是隨着民主思想的傳播而進步的。

　　在近代，西裝開始穿在中國人的身上。本來“穿衣戴帽各隨所好”，但在中國文人眼中，西裝居然俗不可耐。“五四”一代的作家，雖屬相當“西化”的文化人，但說到西裝是個個搖頭。1928年6月，詩人徐志摩去美國，在郵輪上給陸小曼寫信，其中專門說到西裝的壞處：“脖子、腰、腳全上了鐐銬，行動感到拘束，哪有我們的服裝合理，西洋就是這件事情欠通。”而隨筆大家林語堂在《論西裝》的文章里對西裝更是大力撻伐，林語堂將穿西裝者分為以下幾類：(一)“在要人中，懼內者好穿西裝。”(二)“滿口英語，中文說得不通的人必西裝；或是國外騙得洋博士，羽毛未豐，念了三兩本文學批評，到處橫衝直撞，談文字，盯女人者，亦必西裝。”(三)“洋行職員，青年會服務員及西崽一類”。(四)“月薪百元的書記，未得差事的留學生，不得志的小政客等”。(五)“華僑子弟、黨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賈及剃頭大師傅等”。筆墨中滿是辛辣的嘲諷。

　　張愛玲在《童言無忌·穿》說到：“服飾色彩的調和是一件大有講究的事。西洋色彩中有‘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衝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聖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張愛玲談及另一位小說家張恨水先生時，說張恨水先生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於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

　　服飾美雖然不分男女，但男人終究不太好意思在服裝上大張旗鼓地搞出太多的花樣，雖然有論者說，男人們如果對衣着感興趣些，也許他們會安份一點，不至於千方百計爭取社會的注意與讚美，為了造就一己的聲望，不惜禍國殃民。但服飾美還是成了女人的專利，在這個世界裡，女人的服飾色彩繽紛，花枝招展。每個女人都居住在自己的衣服里，她們的穿着打扮抵禦了外在世界的冥頑和兇險。然而服裝同時也可以成為一種禁錮，局限了女性的想象力與慾念。

　　法國著名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曾經說過：“假如我死後百年，還能在書林中挑選，你猜我將選什麼？……在未來的書林中，我既不選小說，也不選類似小說的史籍。朋友，我將毫不遲疑地只取一本時裝雜誌，看看我身後一世紀的婦女服飾，它能顯示給我們的未來的人類文明，比一切哲學家、小說家、預言家和學者們能告訴我的都多。”確實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一部人類服飾史，其實就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類文化發展史。服飾觀念的背後包含着思想、文化、歷史、時代、心理、審美等諸多印痕。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顯示人品”，又有一句：“如果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衣裳與體態也會泄露我們過去的經歷”。在時光機器駛入21世紀時，服飾已成為時尚的一種象徵。服飾不再是禦寒之物，它溢出實用之外自成一派。我們可以發現，服裝不僅僅是服裝，它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故學者王怡先生有云：“從一個國家領導人的服裝也許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開放程度。當領導人的穿着不再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時，就標誌着領導人身份的‘世俗化’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