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我父親和他還比較熟，因為許良英先生（父親和他是大學同學，後來都是“右派”）的關係，他們在聚會上見過幾次，並聊得火熱。那時父親常在家中提起劉賓雁先生。然而我在國內的時候一直沒有見到過他。當然，那時劉賓雁先生對我來說已是如雷貫耳，就因為他那篇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報告文學中心人物王守信是個女性，黨的基層幹部；後因行賄、貪污等罪行被槍決）。許良英先生和劉賓雁先生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同在北京的商務印書館當臨時工；因此相熟，並成莫逆。當時他們的還都有頂“摘帽子右派”的帽子。此後就是全國的“右派平反”。這以後許良英先生繼續他的激進姿態，就1957年“反右”後，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變態進行深度分析，矛頭直指中共的思想禁錮；同時在中共內大張旗鼓地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劉賓雁先生則有所保留。這引起許先生不滿。不過劉先生因“六四”事件發生後被迫留在美國。許劉二人的聯繫中斷。

    我這些年回國總是看望許先生。他見到我就會提起劉先生，對當年討論中共“反右”和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期間劉的政治態度上有所保留有看法。不過我想他們仍是朋友，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至於不同看法，兩個人都是擺在桌面上談的，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許先生一貫心直口快，火爆脾氣。我這個晚輩也總被他訓斥得滿臉慚愧。老實說，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方勵之、劉賓雁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許良英卻沒有？要知道，他們三人總是在一起談論政治，而許良英不但博覽群書，且總是出謀劃策。現在唯一的解釋就是“偶然性”－－當時鄧小平一時沒想起許良英這個名字。現在許劉兩位老前輩都先後離世，我該寫點回憶的資料；儘管我對劉賓雁先生的了解非常有限。

    我們夫婦倆來美國最開始在美國中部地區，到了1998年才來新澤西州謀生。當時大紐約地區華人政治活動相當活躍，我也時而參加。在一此聚會上得知劉賓雁先生的住處，當時真有些激動，隨即打電話給劉先生，希望能去看望他。電話那邊的劉先生想都沒想就欣然同意。現在想想我真有些冒昧。

    那天晚上我驅車到劉賓雁住的公寓裡第一次見到了他。劉先生還記得我父親，並關切地問了許良英先生在國內的一些近況。他對我回憶了他和許先生在商務印書館當臨時工的情景。我則更多地詢問“六四”以來海外所發生一些政治事件中劉先生的政治態度。現在我們之間很多談話都記不太清了，最深的印象是，劉先生總是力求客觀，不知道、不清楚的事情很乾脆地說“不知道”或“不清楚”。還有就是，他坦誠地說自己仍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崇高的理想。他說鄧小平搞的那套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這時他便有些激動了。我當時暗暗敬佩他的為人。他胸襟坦蕩，從不隱諱自己的政治觀點。終生為理想活着，到了這種時刻也不改變初衷。我自己肯定早已不能相信共產主義這種違背人性的理念，但我尊重劉先生的政治主張。

    當時劉先生是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些微薄的研究經費，他和夫人一同就海外收集的中國大陸政治有關資料，進行整理和摘編，編寫些內部期刊。這方面的詳情我沒多問，只是在他住的公寓裡看到有很多有關資料和書籍。

    我知道劉先生很忙，泛泛地談了兩個小時後就告辭了。劉先生希望我能再來聊天，說能和年輕人多討論問題常常受到啟發。哎喲，當時我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人了，還“年輕人”？不管怎麼說，劉先生也是我的長輩。然而我並沒有再去。因為覺得實在太打攪劉先生的工作。另外，我還有一個想法，與劉先生接觸的常常是當時海外“民運”的；咱是個極其普通的人，且政治觀點有差異，就別去湊熱鬧了吧。不過我那時在朋友們的聚會上見到他好幾次，彼此打招呼寒暄。他也時常出席華人的各種活動。

    劉賓雁先生當時還常常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發些文章。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一個從香港來的老記者陸鏗先生（再早在中國大陸），一起被當時某些海外招搖撞騙的“民運”矇騙的故事。兩個記者出身的老人，老老實實，實實在在，被那些利用他們的傢伙們搞得一愣一愣的；最後陸鏗老先生知道屢屢受騙，突然嚎啕大哭。真是哭笑不得。

    劉賓雁先生是2002年罹癌的。剛開始癌症控製得還好，但日子久了就漸漸頂不住了。公共活動很少參加，不過朋友聚會還是去的，所以我還能見到他。得病後他精神狀態還是不錯的，只是略顯疲憊。他和朋友們聊天總是談到他想回國。是啊，得了重病，且風燭殘年，怎能不思念故土？然而中共不允許他回去，劉先生講他是托人帶信回去的，仍沒有任何回音。據我所知，那些年海外和“民運”沾邊的人陸陸續續回去了不少；中共那邊有個條件，就是得承認“錯誤”，書面寫“檢討”。我想劉先生肯定認為這是辱沒他的人格，絕對不會做的。他的話是“我沒幹對不起民族和國家的事情”。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大約是2005年的早春。大家聚會見他也來參加都很高興。劉先生還為助興喝了一點點酒。因為身體虛弱他提前走了，臨走他向朋友們再次譴責了不讓他回國的中共當局，很是激動。他有這樣的意思：自己是記者出身，就希望和中國老百姓在一起，多多了解他們的生活，可現在這點願望竟然都實現不了。我想劉賓雁先生知道自己已來日無多。年底，劉先生帶着不能回國的無限遺憾悄然離世。

    下面是劉賓雁先生的簡介：

    劉賓雁（1925年2月17日--2005年12月5日）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黨：中國共產黨

    中國作家、記者和持不同政見者。曾任《人民日報》記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是巴金）和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任會長。

    劉賓雁出生於中國長春，在哈爾濱長大。1942年初中畢業。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動，並在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在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劉在中國天津耀華中學任教，1946年至1950年從事青年組織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北京《中國青年報》擔任記者，發表文學作品，成為中國作協會員。

    1956年4月，劉賓雁在當月《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小說《在橋梁工地上》，6月和9月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及其續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義體制和壓制新聞自由的審查制度，引起全國關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評上海市委壓制言論自由，影響廣泛。被毛澤東指責為“企圖製造混亂”，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國青年報》舉行批判劉之“座談會”。1958年至1962年劉賓雁被遣送農村勞動改造，在1963年至1966年他返回《中國青年報》當雜工，1966年3月被“摘帽”，但6月初又被指“反黨”，並再度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至1977年。

    1978年至1979年，劉回京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譯文》編輯。在1979年獲得平反，同年9月發表報告文學《人妖之間》，揭露中共建國以來地方官員貪污案，在民間引起更大反響。在1979年至1987年期間，他擔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發表大量揭露社會問題的報道和報告文學作品，如《第二種忠誠》等。1985年在中國作協第四屆大會上當選為副主席。劉賓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並使他得到了“中國的良心”的稱號。

    1987年劉賓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中共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由再次開除黨籍和公職。鄧小平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提到劉賓雁說：

    對於那些明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這次就要處理。可能會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處理要堅決，他們狂妄到極點，想改變共產黨，他們有什麼資格當共產黨員？

    1988年春，劉賓雁在美國講學。1989年“六四”事件後，因公開反對武力鎮壓，被開除出中國作家協會，從此被中共當局禁止返回中國。他在中國大陸的名字亦迅速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