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十歲生日的這天凌晨，我像往常一樣地坐在電腦前上網瀏覽，不過心不在焉。在我五十歲之後有時會想老爸在這個歲數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想法。老爸五十歲時是1965年。那時老爸總是很振奮的樣子。中國人民在偉大的黨領導下團結一致，鬥志昂揚，“美帝”和“蘇修”日薄西山，“無可奈何花落去”。您說我老爸能不情緒高昂嘛。每天大清早都要準時聽“新聞聯播”。那時只有收音機，“新聞聯播”節目一開始是“東方紅”樂曲，半小時結束後放“國際歌”。我老爸，正襟危坐，早上六點半就坐在收音機邊上認真聆聽，聽完了就急匆匆地擠公共汽車上班。

    您可別說我在挖苦老爸。咱一點兒都沒誇張。他，上海地下黨的，後來組建中科院當了幹部，工作起來兢兢業業，沒日沒夜。可不知道為什麼干的活兒一多就有了很多“政治上的錯誤”，1957年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黨票”沒了，還去了安徽“改造思想”三年。1961回北京屁股還沒坐熱，又去河南搞“四清”一年多。這一轉眼就到了1965年。這時老爸僅僅是個編輯部里的普通編輯了，可您看我的描繪，他到了這地步還像個極有熱情的共產主義者；不，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老爸六十歲時剛剛從“幹校”回來。那是1975年初。他1969年秋天去的“幹校”，一去就是整整五年。在幹校他什麼都干，先是在農場種地，後來在一家小小的藥廠操縱機器壓藥片。咱們算算看，從1950年到1974年底，他有多長時間是在“改造思想”或“基層鍛煉”，要不然是“黑幫、特務分子”？將近25年時間裡，真正干本職工作的時間是12年。剩下另一半時間就是不斷地“鍛煉”，百鍊成鋼，成為愈發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他是真心愛黨的。1976年初周恩來總理去世，他難過得要命，後來時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在與“文革”激進派鬥爭中被罷官。老爸極其氣憤，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他表述了自己的心情，說“文革”激進派是倒行逆施。結果信居然被公安部門查獲，若不是老爸所在單位的頭兒有意保護他，老爸恐怕要被關起來。

    “文革”之後的日子老爸過得順心起來，特別是“右派平反”以後。我當時也很激動，我這個“右派崽子”過去活得也不容易。您猜我老爸怎麼講？他說“我在1957年的時候還是犯了錯誤的”。我當時聽完真有目瞪口呆的感覺。另外，他把補發的工資都交了黨費，那時一兩萬塊錢呢！在1980年，這錢該是個多大的數啊！“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終於選擇了最正確的路線，全部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我還要爭取多干幾年革命工作。”老爸說這話時是六十四歲。

    其實我老爸在“文革”期間思想也是相當“左”的。1969年趕上“上山下鄉”，我想和老爸去“幹校”；他卻斷然拒絕。“你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看看，跟自己兒子都這樣。老爸對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敦促是“落在實處”的。首先他拒絕我求他給我找“關係”轉出農場。我家有親戚在部隊，他們滿口答應讓我參軍。老爸以“不能走後門”拒之。老爸還不斷地給我寄“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要我“好好學習”。我同伴們的家長是給他們寄些吃穿用品。大家都問“你爸是怎麼回事”，我無語。

    1990年我出國前，看見老爸常和老同學們聚會，在一起探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新問題”。看着一群老頭兒老太太極其認真的樣子，我只是感嘆，“老爸還真不是一個人這樣面對現實世界。看看，這群人都一樣的精神面貌。”

    老爸在六年多以前走了，很高壽，92歲。最後的一個月他被病痛折磨。他走後我總在想，老爸其實是個苦行僧的形象。不過老爸從來認為自己活得不錯。他說自己“從年輕時代就開始尋找黨，越來越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或許了解了過去災難頻仍的中國，我們會對當時左傾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節有所理解。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新中國總是當“運動員”，卻始終不改變初衷的解釋。記得他在晚年在政治觀點上總和我發生爭吵，我一說他“過於天真”，他就勃然大怒，說“你根本不了解舊中國的慘狀”。但現在我仍然要說老爸那時想法有天真的一面；因為時過境遷，我們就不能總固執己見。

    另外，人的政治理念形成後是極難改變的。不過，人的生命的有限便有了思想界思潮的新舊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