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曾認識一位大夫，是位加拿大白人，雖然名字不叫白求恩，但它有許多白求恩大夫的精神，那時候在熟悉的朋友間我一直把他叫白求恩大夫。

他的名字叫莫里，是一位退休的放射科醫生。他的一大愛好是對中國有關的人和事都充滿熱情，熱心幫助。八十年代早期，大陸的留學生不多，莫里常找機會在附近的大學叫一些華人學生去他家裡聚會，節日或非節日都有，基本上是一旦有機會就召集大家在他的住處吃喝聊天，除問寒問暖外，一定要問大陸的發展變化。他算是一個幽默大師，聽他聊天十分開心。每當他講到動人的片段時，表情生動，常伴有優美的手勢，真誠地表現出他為中國的近代發展十分驕傲（比如說當時的運載火箭等等）。

莫里早年出生在中國，其父是上世紀初的傳教士。雖然他幼年生活在中國的時間極短，中文也就只能說那麼幾句，但那塊出生地的標記卻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他的室內裝飾和柜子裡擺着的多是中國工藝品，多是他頻繁的中國旅行時親自選購的。在那個開放初期的年代裡，笨重的SONY攝像機還不普及，莫里主要還是使用他更早年裝備的電影膠片拍攝系統。從七十年代末開始，他每隔一兩年做一次中國行，轉幾個城市，儘量記錄在電影膠片上，隨後向更多的人宣傳播放。人畢竟上年紀了，後期的小電影能看出他手抖得很厲害。

他每次訪問中國必定要捐錢給他出生地的本地學校或教育機構。但他感到最容易，最直接的幫助莫過於對他身邊的大陸留學生的關照，因此也就有了這麼多發生在他家的聚會，或者在中餐館的聚會。剛開始上學期間，我們幾個學生一般不會想着去餐館吃，多數情況下，我第一次去的餐館都是莫裡帶着去的。平時更想不到，或不捨得花幾十刀去聽音樂會，所以前幾次的交響樂的票都是莫里好心勸說後塞到手裡的，當時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好像那種個人不富裕的經濟狀況讓人十分丟面子。他住宅到我的大學只有幾分鐘的步行距離，這一地理條件給了他做白求恩式大夫的便利。他的語言魅力很容易讓我上當。他常常說，我順便來看看您，有沒有時間把這張票幫忙給消費掉。

莫里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那種非常真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本地新民主黨的主要負責人。大家都可以想象到他的黨，他的思想在北美並不太主流，特別是30年以前或更早。他們的小黨派，當時力量十分薄弱。我所認識的他們這個團隊，大家都是業餘的政治家，各有自己的日常工作，除幾個退休者外。有意思的是入他們的黨非常容易，很容易被批准，基本上是交幾塊錢就可以了。

當年的老留學生們有些人想的多，常有人問這問那，只怕被不太明白的黨派拉去干可怕的事，或耽誤太多的寶貴學習時間做無關的事；不少人常會為莫名的好處感到不安，當然要問很多為什麽。大概多數情況下我們大陸長大的可能更容易問起這類問題。特別是六七十年代在中國受左的負面影響太大，一聽說新民主黨是加拿大左翼黨派，有人躲得很遠，可以理解。其實這些都是不必要的擔心。莫里真沒有圖過什麽，他只是想與留學生套近，就想看到大家，幫助大家，想讓大家過得快樂一些，僅此而已。

除業餘的政治外，莫里的業餘愛好多着呢，人家自己裝過兩架小飛機，抽空飛一陣子，另外多出的時間還要負責管理皇家天文學會的許多事務。再有多餘的時間，他在旁聽一門馬克思主義理論（退休之後）。其實政治只是他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純屬個人觀念的追求和堅持。我是個沒腦的人，不太思考別人給予好處會有所圖一事，也沒有擔心過被所謂加拿大左派人士影響會有什麼後果。因為習慣了在莫里家吃吃喝喝，乾脆把他當所我的 Host Family. 我就像他們收養的一個學生孩子，儘管我們都從沒提起過Host Family這個詞。

三十年過去了，今天在這個省，其執政黨就是當年的這個小黨派。雖然一個成熟的社會不會被某黨派徹底改變，但就私人感情而言，我真為莫里他們那幫人當年的辛苦努力而高興。有些遺憾的是莫里早在臨近上世紀末辭世。

莫里是我北美生活中的一個難忘的人物。他對我的影響不在於是關於那個黨派，那類思想，而在於怎樣在社會中思考與文化交流，堅持一種信念，在娛樂中工作，政治不一定非要你死我活，怎樣去幫助他人與社會，或作為一個最普通的人或團隊怎樣給大家創造歡樂。他的晚年生活主要表現的是一種小規模的白求恩大夫的精神。很慶幸自己有這個福分，能夠遇到，認識與交往這樣一位傑出的有性格的老前輩。拋開那點兒政治以外，我學到更多的是語言，文化，人文精神，和他這樣一位充滿活力的樂觀人物。

臨近感恩節，現在向一位已故的老人感恩。莫里，非常感謝您對我，以及許多華人朋友，的啟蒙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