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尼和費克圖（下）

囚禁中得出的經驗

    儘管唐尼和費克圖認為他們被長期囚禁的經歷不適合寫成書，但他們面對困境時所採取的應對措施，對當今的情報人員還是有巨大價值的。在這兩人被釋放後不久，印象還很鮮明的時候，曾對被囚禁的經歷做過一些反思，提供了一系列“經驗教訓”，對於面臨長期囚禁的其他人來說，可能是很有用的。

    永不放棄希望。唐尼和費克圖始終堅信，中央情報局和美國政府正在盡一切可能營救他們，而他們最終會被釋放。他們都拒絕接受中國人所說的他們已被拋棄，沒有人再關心他們遭遇的說法。事實上，費克圖甚至說他從來沒有辦法忘記他是一名美國人，一名中情局特工，因為關押他的那些人經常當面這樣稱他，以至於他從未失去他的身份和歸屬意識。這兩人都從來沒有考慮過自殺。

    降低期望值。雖然從戰略上他倆一直沒有失去重返家園的信念，但在戰術層面，他們學會了對過於美好以至於不太可能的事態發展保持謹慎態度。例如，在單獨監禁一段期間後，他們往往會被與一個或兩個中國同牢犯人關在一起。如果唐尼或費克圖與中國籍囚犯相處得越來越好，那麼他們可能會發現自己突然又會被單獨監禁一年。有一次在經過這樣“拉鋸”之後，一名看守問費克圖：“你現在寂寞嗎？”因此，這兩人強制自己降低期望。當費克圖在1971年12月被帶到中港邊境時，直到他實際上過橋進入了香港之前，他依然在告誡自己，他們答應釋放他只不過是又一次“拉鋸”而已。同樣，在1973年，當有人告訴唐尼他即將被釋放時，他對此表現得並不感興趣，只說他想繼續看完電視上正轉播的乒乓球比賽。他回憶說：“我嚴格控制自己的期望。”

    建立一套固定的日程。這兩人都表示，有必要給自己制定一個時間表，讓自己每天都有事可做，哪怕是很小的任務都可以。當然，監獄環境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例行公事。但用唐尼的話說，在這個總體框架之下，還是可以“把每一天的計劃安排得很滿。”

    我把自己的日子安排得非常緊——如果我錯過了自己指定的某項任務，就會覺得不安。這樣一來，那些日子會一直不停向前走。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裡想家，顧影自憐，那麼時間就會過得很慢。

    監獄的起床號一響，唐尼就會從床上跳下來，開始新的一天：先是健身操，然後打掃他的牢房，吃飯，讀書和學習，收聽廣播，然後是“自由活動”——閱讀家裡寄來的信，書籍以及雜誌。費克圖也制定了類似的日程表，但不同的是，他還按星期計劃每天做不同的內容。他後來說：“每個星期過得似乎很長，但每個月反倒過去得很快。”中國人有時允許他們閱讀像《紐約客》和《體育畫報》這類的期刊。除此以外，禱告與查經，以及學習中文和俄文，也構成了唐尼的一天中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央情報局在1951年曾對唐尼進行過評估，認為他既不喜歡呆在室內，也不喜歡按固定的時間表做事。

    堅持鍛煉。這兩人都認為用鍛煉來對付監禁期間的無所作為非常重要：每天做兩三個小時的俯臥撐，仰臥起坐，引體向上，慢跑，還有其他健身操。費克圖說：

    我發現，雖然有時要費很大力氣說服自己去這樣做，但鍛煉對我的士氣是一個很大的幫助，特別當我很沮喪的時候。如果我起來，逼着自己做運動，它會使我的精神狀態有巨大改觀。它也會讓我感覺更好，讓我睡得更香，但它帶來的好處遠遠不僅是身體上的。它會影響到我的精神面貌，當時我只是想增強意志，但是效果非常大。

    給自己保留一個隱密空間。很明顯，這兩人所擁有的重要應對機制之一，就是他們有能力維護心中的某些秘密，不讓關押他們的人知道。這給了他們帶來心理上的好處。費克圖不僅因為能夠編造出滴水不漏的“供詞”而提高了鬥志，而且他也一直在心中保持這樣的想法，即，作為一名美國人和一名中央情報局人員，他要與看守、監獄和中共政權一較高下。這有助於他保持自律，從不大叫或抱怨，而是默默忍受。這兩人都報告說，他們喜歡跟關押他們的人說些與自己實際想法截然相反的話。

    這兩人都利用他們的想像力取得良好效果。唐尼喜歡想像自己的薪水是如何越攢越多，特別是當審訊員、看守或監獄的官員在場的時候，更是如此。因為他知道，他那4000美元的年薪，是這些人一輩子也見不到的數目。費克圖則說，他把自己訓練成為了“白日做夢專家”：

    我努力回憶出自己六年級的那個班裡每位同學的樣子，和他們每個人坐在哪裡。我想象自己從位於林恩市的家裡出來，開車去格洛切斯特市上班，以及一路上能看到的每一處景象……我可以這樣消磨掉4個小時。

    費克圖還在他的頭腦里用一些虛構的人物構思出複雜的故事——拳擊手，棒球球員，橄欖球運動員，演員和作曲家——這對他來說幾乎就像是在看電影。隨着他想象能力的提高，他甚至可以在頭腦里更換“膠片”。

    牢記大腦是不會被洗的。1952年，由於從中國遣返回美國的朝鮮戰爭戰俘們的種種行為，有關“洗腦”的傳聞甚囂塵上。因此唐尼和費克圖在被俘最初的幾年裡對此感到害怕，也就並不奇怪了。他們不想被變成滿腦子某種主義的怪物，或成為美國的叛徒。中國方面要求他們必須表現出真正懺悔並改造自己思想，這些言論更讓他們對此不安。雖然他們被允許閱讀與共產主義無關的內容，但在大約1959年至1969年期間，他們每天都要參加學習討論，內容涉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以及共產黨的理論等。開始的時候，唐尼對這很厭煩，但他並沒有抵制，因為他想着可以假裝做出了足夠的思想轉變，也許在1962年他們被捕10周年時可以得到特赦。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一個奢望。無論如何，他發現自己擔心太多了：

    當我最後發現一個人不可能真正被洗腦之後，就放心多了……有些事他們改變不了，而我出獄時基本上跟我進去時沒什麼變化……他們可以唬得你把什麼都說出來，甚至可以說讓我感到害怕，但實際上真正相信那一套要困難得多。

    同樣，費克圖也指出，“除非我自己變了，否則他們不可能把我洗腦，或改變我想法。”

    這兩人都認為從學習班得到了至少三個好處：使他們的日子過得更有規律，並可以消磨時間; 為他們提供了人際交往，儘管非常的生硬和不自然；讓他們獲得了對共產主義思想和中國文化的了解。正如費克圖所說：“我開始理解了他們是怎麼想的，以及當他們對我說這個或那個時，他們的意思是什麼。於是我開始把學習班看作一個研究他們、了解他們的好機會。”

    相互關照。雖然在那20年裡唐尼和費克圖很少見到對方，但他們研究出了一套聯繫方式。在最初幾年裡，他們用獨特的咳嗽聲來跟蹤對方的位置，或在對方可能看到的地方，在塵土上寫下一些單詞或體育比賽的分數。後來，他們想出了方法傳遞紙條。在有可能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壓低聲音彼此溝通。他們總是被關在同一監獄中，彼此相隔不遠。假如他們被分別囚禁在不同城市裡，其精神狀態不會這麼好。

    即使他們被單獨監禁多年，“自己的同志就在不遠處”這樣的想法，總是會讓他們得到安慰。當費克圖被告知即將獲釋後，他的第一個問題是，唐尼是否也會被釋放。獲釋後，費克圖並沒有被高酬所誘惑，公開講述自己的故事以獲得名利，因為他知道那樣做可能會影響到唐尼的命運。直到現在，這兩人依然是親密的朋友。

    儘量保持幽默。在招聘唐尼和費克圖時，中情局曾注意到這兩人都有極強的幽默感。這種品質對他們熬過這段歲月的幫助，遠遠超過任何培訓的效果。他們的處境很少能有什麼笑料，但他們能夠從不協調和荒謬中看到幽默。唐尼相對比較嚴肅，但他對自己在學習班裡做180度立場轉變的經歷感到很好笑。當時他按蘇聯的觀點闡述了對阿爾巴尼亞的看法，但隨後卻意識到中國的新立場是反對蘇聯的！費克圖則反覆回想從同牢犯人那裡聽來的幽默故事。有位犯人是因為算命被抓，在牢房裡自製了一副紙牌。另外一位相信地球是馱在一隻大烏龜背上的，因而受到其他犯人的嘲笑。他還被獄方給他的一本澳大利亞共產黨人寫的書逗樂了。那書中把中國監獄裡的條件寫得天花亂墜，跟他自己的親身體驗形成鮮明對比。

    要有耐心。因為缺乏足夠的訓練，這兩人都承認自己在過了好幾年之後才制定出有效的應對策略。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都覺得自己會瘋掉。費克圖說，他開始出現“精神異常”：“牆壁好像在向我擠過來。我得把腳伸到面前，量出距離，以確認牆壁沒有真的在動。”唐尼除了“非常害怕”之外，還曾沮喪到了絕望的地步。他認為在監獄中的每一天，都相當於從生命中被搶走了一天。隨着他們學會了如何應對自己的命運，日子慢慢變得容易起來。起初費克圖的想象力並沒有那麼生動，但他把它作為一門技能加以培養。唐尼認為，如果他僅僅被關押5年後就被釋放，那麼他那時的情況將比關押20年後再釋放更糟糕。

美國國內方面的情況

    中央情報局總部對唐尼和費克圖事件的出色處理，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當初導致他們身陷困境的災難。一旦中國透露出這兩個人還活着的消息，中情局迅速恢復了他們的現役人員身份。中情局局長杜勒斯將他們的行政關係從遠東司轉到由人事處掌管的一個特別名單上。在1957年之前，人事處官員喬治·卡里（George Cary）一直在負責處理這件事。此後，由本·德費利斯（Ben DeFelice）負責。

    雖然沒有管理聯邦文職雇員被別國長期囚禁的先例，但人事處創造性地運用現有法律，在工資和養家費、級別晉升、以及管理不斷累積的資金這三個主要領域進行了處理。此外，人事處的代表還擔負起了與這兩人的家庭進行溝通的微妙任務。在有必要代唐尼和費克圖做出決定時，人事處按照原本用於部隊失蹤人員的《失蹤人員法案》（制定於1942年）和隨後的中情局有關規定做了處理。

    工資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保持這兩人的工資帳戶長期有效，將使得他們可以累積薪水，並使得他們一旦獲釋，立即可以支付這筆資金。人事處還確保他們能得到分居津貼和崗位津貼，以補償這兩人在執行“境外任務”中所處的“極端不利”境地。這兩項都具有追溯性，在他們整個監禁期都有效。他們的工資預扣了聯邦收入稅，所扣稅款存入託管賬戶，直至他們能夠報稅之時為止。

    1958年，當看起來這兩人好像還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被釋放時，局長杜勒斯批准了人事處的一項計劃，將兩人的級別從GS7晉升到GS11，並將它按時間表平攤在過去5年的時間裡，逐級晉升。等他們的級別達到了與同齡人一致之後，中情局官員還保證了此後他們定期得到晉升，並逐步提高了工資，就如同他們的職業生涯仍在繼續一樣。最終，人事處主任決定唐尼和費克圖在監禁期間應該被提升到GS13級的熟練工（journeyman）水平，並在此級別上再加一級，以彌補他們被囚禁的困境。因此，這兩人的最終級別達到了GS14。他們是在1971年晉升到這個級別的，費克圖在此之後幾個月就獲得了釋放。這兩個人獲釋後，都對他們得到的晉升和每年約兩萬兩千美元的年收入感到驚訝，他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自己1952年時GS7的級別和剛剛超過4000美元的年薪上。

    對人事處來說，負責地管理兩人不斷累積的資金是一個更大的挑戰。德費利斯後來總結了他的觀點：“我們不能追回他們多年被監禁的時光，但我們至少可以保證他們未來在財務上不用發愁。”做到這一點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心血。最初的累計資金被用來投資在E系列儲蓄債券上，但數額很快超過了每年一萬美元的上限。從1960年到1963年，這筆資金用假名存到了儲蓄賬戶上，但當國稅局開始要求銀行向存款人報告利息收入時，人事處不得不放棄這種方法。然後有大約一年的時間，中情局自己按當時的現行銀行利率向這些帳戶支付利息。最後，在1964年年底，中情局局長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批准將這些資金通過一個秘密的下屬公司進行投資。當費克圖在1971年獲釋時，他的帳戶里累計了近14萬美元; 而唐尼在1973年獲釋時，他的賬戶裡面有超過17萬美元。這兩個數字差不多是這兩人當時的GS14級別年薪的7倍左右。

家庭問題

    照顧好兩人的家庭也需要管理部門動動腦筋。中方允許唐尼和費克圖的家庭每月給他們寄一個包裹。這對他倆的士氣和身體健康都很重要——食物和維生素補品可以補充他們單調的飲食。雖然唐尼的母親能負擔得起寄給他的包裹費用，但是對費克圖的父母來說，這構成了經濟上的困難。在法律上，中情局不能直接給他們錢支付包裹的費用。從1959年開始，德費利斯創造性地想出一個辦法，即中情局替這兩人申請“均衡津貼”加到他們的工資上——這項津貼通常是被用來抵消崗位所在地過高的生活費用的。把它用來抵消中國監獄裡的生活費用，說起來比較勉強。這筆錢每年數百美元，以養家費的名義發給了這兩人的家屬，而且是從他倆被逮捕之日開始補發。

    給他們家庭的養家費，是在假定他倆同意的基礎上被授權執行的。例如，費克圖第一次婚姻中所生的雙胞胎女兒的教育費用，即從他的工資帳戶以養家費的名義撥款支付。當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探望了費克圖的父母，看到他們依靠固定的退休工資維持着微薄的生活水平後，便決定從費克圖的工資帳戶中增加養家費的撥款給他的父母，因為中情局假定費克圖本人也會作出如此決定。

    中情局還資助這兩人的家庭成員幾次去中國探望他們。從1958年開始，他倆的母親和唐尼的兄弟都去探望了他們。中央情報局無法正式出面安排這些探監之旅，因為當時不存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外交關係，而且美國的政策要求不能暴露這兩名囚犯與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中情局向去探監的人通報了他們可能會見到的情形——主要是關於中共當局和囚犯的可能態度，以及應該避免什麼樣的話題和行為。因為這樣的旅行超出了這些家庭的經濟能力，同時也為了避免這兩人的工資賬戶數額劇減，局長杜勒斯授權通過中介機構，用中情局的資金支付了這兩個家庭的旅行費用。

    作為中情局和這些家庭的聯絡人，本·德費利斯多年來跟他們——尤其是唐尼的母親——進行過成千上萬次的電話交流。瑪麗·唐尼是位意志堅強的人，她能當面教訓從艾森豪威爾到尼克松的歷屆政府最高層行政官員，告訴他們美國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來使她的兒子獲得釋放。德費利斯報告說，他至少每周都會跟瑪麗·唐尼通電話，有時一次通話會長達幾個小時的時間。這些電話費總是由中情局支付的。德費利斯和其他的人事處官員在這些年期間，也曾給兩人的家庭寫去數以百計的信件，並做過數十次登門拜訪。

獲釋與調整

    當然，到最後這兩人終於恢復了自由。而中情局也繼續做出大量努力，保障這兩人得以正常退休，將一個悲劇變成了大團圓。費克圖於1971年12月獲釋，而唐尼在15個月後獲釋。大約在此期間，美國和中國的關係逐漸升溫。尤其是1971年出現了“乒乓外交”，美國取消了貿易限制，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席位。那年秋天，這兩名俘虜第一次被帶到了北京的百貨公司購買包括外套在內的新衣服。費克圖對唐尼說：“要麼是咱們快出去了，要麼是他們打算再關上咱們20年。”

    1971年12月9日，費克圖被傳喚到法庭，通知他即將獲釋。費克圖詢問他們，唐尼是否也會被釋放。他們說唐尼的情形比較嚴重，他不會馬上被放。他們允許費克圖把他的一些物品留給唐尼，但由於一名警衛一直站在唐尼的牢房前，費克圖無法與他交談。費克圖坐火車前往廣州，然後步行穿過羅湖橋來到香港。一名英國軍官給了他一支香煙和一瓶啤酒，他對此用“難以置信”來形容。費克圖在獄中服了19年零14天的刑，而他的刑期是二十年。

    很快費克圖便被送到福吉谷軍醫院接受身體檢查。他的身體狀況讓醫生們吃驚，但他的舉止非常內向，不習慣與人交往。只有在別人跟他講話的時候，他才會用低沉的聲音開口說話。而且他寧願別人替他作出決定。但是在幾天之內，他變得開放起來，主動適應起新生活。不久，他便重新開始工作，向別人講述自己過去的經歷。出於擔心唐尼的安全，費克圖在公眾場合說話非常小心，聲稱他對中國人民或他們的政府沒有任何仇恨。

    在費克圖獲釋時，北京宣布唐尼的刑期已從無期徒刑減至從該日起5年——這對於中情局和唐尼的家人來說都非常失望，特別是他那當時已經七十多歲而且身體不好的母親。儘管有很多高層的會談和干預，但實際上是由於她在1973年3月上旬嚴重中風，才最終促成了她兒子的獲釋。尼克松總統向北京發出基於人道主義理由的呼籲——而他在前一個月的新聞發布會上已經承認唐尼是中情局雇員——這使得唐尼在被監禁了20年3個月又14天后，終於獲得了自由。此前唐尼在獄中看了六遍《戰爭與和平》，以及俄文版的《斯大林選集》。

    他在3月12日穿過邊境進入香港。他說，在過境點一名英國士兵向他敬禮，那是他在20年裡第一次感受到尊嚴。第二天他就來到了自己的母親身邊。瑪麗·唐尼當時已經恢復到能夠認出他是自己的兒子。她告誡他說：“你現在是個名人了，但不要讓它沖昏你的頭腦。”

適應生活

    兩人重返故鄉時都有着良好的身體和精神狀態，胸無怨氣，對他們GS14的職級和積累的工資感到驚訝，對美國的環境和文化的變化感到震驚，並且對中情局在處理與自己有關的事務上的所作所為表示感謝。兩人以行動人員的身份回到中央情報局的東亞司工作，並且進行了一系列的情況匯報。他倆都因“英勇表現”而獲頒傑出情報勳章，以表彰他們在經受“幾十年的困苦中所體現出來的毅力和不可動搖的生存意志，以及對自己國家的堅定信念”。費克圖在獲釋後為了保護唐尼的出獄機會，拒絕了媒體和出版商為讓他講述自己的經歷而許諾的高額報酬。為此，他還被授予了情報功勳獎章。

    唐尼出獄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兩個人都希望自己已經達到了退休的資格，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算進在監獄中的所有年份，他們也還是沒有到退休所需的25年服務期。為了彌補這個差距，德費利斯設法使這兩人都重新獲得超過20年期間內的所有年假——此前其中90%都算做自動放棄了，但現在被重新恢復有效。人事處還盡力幫助這兩人統計他們應得的政府服務期——他們都曾在20世紀40年代在郵局做過臨時工，費克圖還曾在商船局服務過一年。德費利斯的最後一招，是他根據五角大樓處理回國戰俘的先例，提出為這兩人增加一年的“康復假”。這使得唐尼和費克圖在返回家鄉後，有一定時間來照顧自家的事情，同時照常領取中央情報局的工資。唐尼利用這段時間去了哈佛大學法學院讀書，而費克圖則在家進行裝修，照顧他的父母，並找了份假釋官的工作。費克圖在1976年取得了退休資格；而唐尼於1977年也取得了這個資格。

    理查德·費克圖和約翰·唐尼實踐了他們自己的願望——着眼於未來，而不是糾纏於過去。他們沒有把自己局限於過去的經歷中，而是自從返回美國後便一直過着充實的生活。

    唐尼成為一名受到尊重的康涅狄格州法官，專業處理青少年事務案件。現在雖然已經退休了，但根據需要，他還在每星期工作3至4天，繼續處理案件。位於紐黑文市的“約翰·T ·唐尼法庭”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後來考入哈佛法學院，並於1975年結婚，他的美籍華裔妻子奧黛麗，就出生於中國東北，離他的飛機被擊落處不遠。他們有一個兒子已經成年。

    費克圖回到他的母校波士頓大學擔任體育事務副主任，在1989年退休。他和已經成年的女兒們重新恢復了聯繫，他被擊落時，她們才兩歲。他還與前妻復了婚。他在牢裡時，她一直都在為他祈禱。

    這兩人都和以前的同事保持着友誼，而且對中情局有着歸屬感。

    在1998年，唐尼獲釋25年後，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尼特（George Tenet）把唐尼和費克圖請回到中情局，向他們頒發局長獎章。特內特說，他們的事跡“是在中央情報局的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在典禮上，費克圖明確表示：“這裡現在仍然是，今後也永遠會是我的單位。”唐尼則表示：“我很自豪能夠成為你們中的一員。”特尼特讚揚了他們“非同尋常的忠誠”——他們的獎章上也刻着這些詞——並告訴他們：“不管願意不願意，你們都是我們的英雄。”唐尼代表自己和費克圖回答說：“到了我們這個歲數，如果你們非要把我們稱為英雄，我們也沒有力氣再和你們爭論，（但）我們心裡有數。”

    約翰·唐尼被俘時22歲，獲釋時將近43歲，如今已是76歲了。理查德·費克圖被擊落時25歲，重回故鄉時44歲，到明年8月就滿80歲了。他們的故事以及我們從中獲得的經驗教訓，將長久地流傳下去。他們在中國的經驗教會我們許多東西：在外勤地點做出正確決定十分重要，錯誤的決定會帶來災難性後果；要具有當前途渺茫的時候，仍然相信“一切還沒結束”的能力；要有熬過連續七千個不順利日子的韌性；要堅信自己會得到關照，並因此而獲得力量。然而，他們歸來後的經歷對我們也同樣很有啟迪，因為它印證了一個久經考驗的道理：絕對不要虛度生活在自由中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