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康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氣陰沉，中午12:30，美國第三十五屆總統肯尼迪在乘車經過德克薩斯州達拉斯市迪利廣場西北側的榆樹街時遭槍擊，中了兩槍，半小時後身亡。坐在肯尼迪前面的德州州長康諾利(John Connally)也受到重傷，但活了下來。受嫌刺客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在逃跑時打死了警官梯皮特(J. D. Tippit)，但終於被以麥克唐納(Maurice McDonald)為首的幾個警官於下午1:48左右抓獲。副總統約翰遜的轎車在總統車隊中位於肯尼迪專車兩輛以後，在槍擊中約翰遜安然無恙，兩個多小時後，他就繼任了美國總統。奧斯瓦爾德否認他刺殺了肯尼迪，聲稱自己是替罪羊(Patsy，這個詞還有個意思是“容易上當的傻瓜”)。僅兩天后，奧斯瓦爾德在轉獄中被達拉斯一家夜總會的老闆魯比 (Jack Ruby)於眾目睽睽下槍殺。歷經十個月調查後才得出的報告中聲稱，刺殺肯尼迪是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的雇員奧斯瓦爾德一人所為，與任何組織都沒有關係。美國人普遍不相信這個結論，認為有人搞了陰謀，欲蓋彌彰。有關肯尼迪遇刺的各種猜測有至少36種之多。槍殺奧斯瓦爾德的魯比先是判了死刑，後來判決被推翻，法庭正準備於一九六七年二月重新審理他的案件，但魯比卻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死於肺栓塞。有關肯尼迪遇刺的英文書籍和文件多如牛毛，電影也有好幾個。然而，網絡上與之相關的中文材料並不全面。我就沒有找到捕獲奧斯瓦爾德的全過程。我的很多中國朋友根本不知道梯皮特是誰。不久前，我參觀了位於教科書倉庫大樓六樓的肯尼迪遇刺紀念館，並閱讀了一些有關刺殺的材料和推論，以及唯一在兩個槍殺現場都進行過採訪的記者Hugh Aynesworth直到二零零三年才出版的反陰謀論的著作Breaking the News。現在，特將我的總結和分析拿出來與大家分享。

且不說肯尼迪是誰槍殺的，槍是從哪裡放的；有人曾經從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大樓六樓窗口向總統轎車上的人開槍，這是不爭的事實。開槍之處在大樓臨街一角。 似乎是奧斯瓦爾德利用工作之便，在那裡用許多紙箱堆積了一個“狙擊手的巢穴”(Sniper’s nest)。這巢穴外人看上去就是一堆紙箱，但槍手可以在其中安心行事。博物館已將這個角落用玻璃牆隔開，既可以讓參觀者看見，又能夠維持原樣。透過玻璃，可以清楚地看到樓外的街道。槍擊的目標並不遙遠，在百米以內。然而，在現場找到的奧斯瓦爾德那支手動步槍，6.5×52mm意大利造卡爾卡諾M91/38，是一種老破槍，雖然配有望遠鏡瞄準器，聯邦調查局的神槍手在模擬實驗中卻沒有一個能用它擊中目標。

更大的疑問：槍手為什麼要等到總統的敞篷轎車從休斯敦街轉到榆樹街後才開槍？轎車在休斯敦街行駛時是面對槍手開來，雖然略微遠些，但相對運動要慢些，目標更穩定，更容易擊中。轉到榆樹街後，總統的轎車與教科書倉庫大樓平行，雖然近了幾米，車速也降到每小時十英里，但對槍手來說，目標在榆樹街上移動還是比在休斯敦街移動得快些，又有樹木遮擋，更難擊中。

可以解釋說：槍手錯過了機會，但我認為另有兩個更大的可能性。一是投鼠忌器。因為肯尼迪坐在德州州長康諾利後邊，總統轎車面對槍手開來時，如果他想射殺轎車上兩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會擊中另外一個。如果他想避免誤傷，就必須等到那敞篷汽車與他平行後再開槍。何況，總統轎車後面不遠，還有副總統的轎車。結果，總統和州長還是雙雙被擊中了，但這不一定是位於此窗口的槍手一人所為。有現場證人聽到槍聲從不同方向傳來，也有專家分析錄音，認為共有四聲槍響，但樓上槍手只開了三槍。第二個可能性是槍手不只樓上一個，至少還有一個埋伏在碧草丘(Grassy Knoll)後面，對轉到榆樹街上的轎車可以進行交叉火力射殺，增加命中係數。有位聾啞見證人就看見了這個槍手。詳情容我後述。

肯尼迪身中兩槍，一槍擊中頸部，一槍擊中後腦勺，鮮血和腦漿噴湧出來，濺撒在後車廂和車上同行人員的身上。肯尼迪癱倒在座位上，癱倒在夫人身旁，死難前未能發出一語。如果他僅僅是被樓上槍手擊中，子彈從背後打來，他應該朝前撲倒才對。但肯尼迪最終是朝後倒下。所以，第二顆擊中他的子彈一定是從他前面射來的，而碧草丘正是他右前方能夠隱藏槍手之處。州長康諾利後背、肋骨和手腕都受了傷，他曾大喊：“不，不，不。他們要把我們全都殺死！”(No, no, no. They are going to kill us all!) 州長夫人讓康諾利躺在自己的大腿上， 並盡力捂住他的傷口。醫生說這一措施挽救了州長的生命。人之將死，其言也真。他喊出的這句話耐人尋味：一連串的“不”在那種情況下，與其說是否定別人，不如說是表達自己的驚詫或者是在否定自己以前所相信之事。“他們”是泛指，還是特指？“我們”又是指誰？“全都殺死”是什麼意思？假如說他知曉原計劃只要殺死一個人，因自身中彈而吃驚，才大喊“不，不，不”，這種解釋是否合情合理？

司機聽到槍響後，停頓了一下，隨後立即踩油門，飛速駛離迪利廣場，沿高速公路開往四英里以外的醫院(Parkland Memorial Hospital)，幾分鐘後到達。先抬下車的是州長康諾利，然後才是總統肯尼迪。康諾利獲救，又活了30年，直到1993年夏才去世。但肯尼迪的心臟機能於下午1:00完全停止；克拉克醫生(Dr. Kemp Clark)宣布總統死亡。由於後腦被打掉那麼多，一位參加搶救的醫生表示：“我們從未對挽救他的生命抱有任何希望。”為肯尼迪做最後儀式的牧師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其實，總統在趕到醫院之前就已經離世了。”下午1:38，肯尼迪逝世的消息得到正式公布。隨即，未經達拉斯驗屍官做屍檢，肯尼迪的遺體就被送上空軍一號總統專機，運往首都。這是違反德州法律的，但情況特殊，謀殺案已由聯邦調查局接管。

更為特殊的是，約翰遜決定提前宣誓就職。他立即找到了誓詞，又把他家的好朋友、德州的地方女法官休斯(Sarah T. Hughes)找來主持儀式。約翰遜名符其實地在肯尼迪屍骨未寒之際，於當天下午3:38，也就是在宣布肯尼迪逝世後兩小時，就急不可待地在飛機上繼任了總統。肯尼迪夫人驚魂未定，但她應約翰遜要求站在他身旁參加儀式。她那粉紅色套裝上仍沾有肯尼迪的血和腦漿。她在悲哀和恍惚中看到自己丈夫原打算在下屆競選中甩掉的搭檔成為美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由女法官主持宣誓就職的總統。然而，在如此嚴肅而悲哀的場合，德州的國會議員湯姆斯(Albert Thomas)竟然對約翰遜擠眼一笑，被攝影機紀錄下來。

槍擊發生後，警察立即去搜查教科書倉庫大樓。奧斯瓦爾德在二樓午餐室和急匆匆沖入大樓的達拉斯警官貝克(Marrion Baker)迎面相撞。貝克用槍指着奧斯瓦爾德，問大樓經理楚利(Roy Truly)：“你認識這個人嗎？他在這兒工作嗎？” 楚利答：“是。” 貝克遂放行。奧斯瓦爾德買了一瓶可樂後，於12:32走出大樓。從開槍到他出門，只用了兩分鐘，他的行動急而不亂，舉止從容不迫。大約1:15，奧斯瓦爾德回家後，穿了件外衣，帶上手槍，又出來。他走到離家一英里左右一破爛住宅區時，碰到梯皮特警官開着他那輛63年的福特車出巡。梯皮特可能在收音機上聽到了總統遇刺的消息，奧斯瓦爾德的容貌符合刺客的形象，梯皮特便攔住他詢問。奧斯瓦爾德掏出左輪手槍，連發數槍，把梯皮特當場擊斃。有數人目擊槍殺，還有個出租車司機(William Scoggins)甚至聽到奧斯瓦爾德嘟囔：“可憐的笨蛋警察！”後來屍檢驗明，有三發子彈擊中胸膛，一發擊中太陽穴。目擊者報警後，警察立即趕來搜捕殺人犯。奧斯瓦爾德最終跑進傑弗遜街一家影院，混入正在看日場的觀眾中坐下。幾個警官圍過來，與奧斯瓦爾德搏鬥一番，將其制伏，但當時並不知道他是槍殺總統的嫌疑犯，這時還不到1:50。奧斯瓦爾德走出大樓的行為與他後來走出家門的行為，似乎判若兩人，難怪有人認為他根本不是樓上的槍手，他是在聽到總統遇刺的消息後才開始明戲，卻不知如何是好。當然，這只是猜測。

奧斯瓦爾德(1939年10月18日 – 1963年11月24日)是遺腹子。十八歲以前，隨着母親多次搬遷，性格內向，脾氣乖戾。他喜歡閱讀，十五歲左右，自稱信仰了馬克思主義。他高中沒念完就輟學，後來在海軍陸戰隊短期服役，成為不錯的射手，但遠非神槍手。他因羞澀和親蘇而與眾人疏遠，還因打架而受到軍事法庭審判。在服役期間，據稱他通過閱讀軍隊訂的《工人》雜誌自學了基礎俄文。一九五九年十月，他以“生活艱苦”要照顧母親為理由得以提前退役，在家呆了僅一天就乘船去了蘇聯。一到美國駐蘇聯使館，他就宣稱放棄美國公民，要求在蘇聯居住，這當然受到蘇聯歡迎。他被安排去明斯克市地平線電器廠當車工，配給住房，並享有其它特殊待遇。對他這些公開的經歷，許多人提出了各種疑問。我想指出，沒有人教，僅靠閱讀就能學會俄語，對講英語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語言天才，而奧斯瓦爾德連英語成績都不好。

一九六一年初，他與十九歲的藥理學生瑪麗娜•普魯薩科娃結婚。一九六二年六月，他攜妻帶女回美國，住在達拉斯市。對一個反叛過祖國的人，移民局竟然沒有跟他找什麼麻煩，也令人費解。奧斯瓦爾德做了幾種工作，每種做的時間都不長。據稱，他還曾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試圖刺殺沃克將軍( Edwin Walker) 。他在沃克家餐廳外約30米處向他開槍，但子彈打在窗櫺上，只傷了沃克的臂膀。這麼近，打幾乎靜止的人，卻沒有命中。如果肯尼迪真是他槍殺的，他的槍法怎麼會在九個月內提高了那麼多？當時，警察並沒有懷疑到奧斯瓦爾德，這是在調查肯尼迪刺殺案時的“意外收穫”。沃克曾在西德北約最高統帥手下指揮第24步兵師，因散發右翼傳單而被肯尼迪總統於一九六一年解職。退役後，他曾競選德州州長，輸給了康諾利。沃克激烈反共，這廣為人知。奧斯瓦爾德的步槍據分析就是為刺殺沃克而化名郵購的，但這也令人不解，因為他本可以用現款輕易買到各種槍支，好得多的槍，都無從查找。為什麼他偏偏要郵購？雖然用了假名，但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是非常容易查明的。他真是像他自己後來所說的那樣，是個“傻瓜”。刺殺沃克未遂後，奧斯瓦爾德去新奧爾良找了個工作，幹了四個月。他開始關注卡斯特羅和古巴問題，並因散發傳單和反對卡斯特羅的古巴學生發生衝突而遭逮捕。他還企圖借道墨西哥去古巴，但因文件不齊而未成行。

奧斯瓦爾德回到達拉斯，教科書倉庫大樓經理楚利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九日雇他當臨時工，在六樓鋪地板。奧斯瓦爾德被捕後，對警察、記者、親人一口否認刺殺總統的指控。他母親始終堅信他是政府的諜報人員，是在代人受過。兩天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11:21，在押送奧斯瓦爾德從警察總署到附近監獄的過程中，夜總會老闆魯比在那麼嚴密的防範下，竟然得以帶槍混入其中並衝出人群，打了奧斯瓦爾德一槍，整個過程均發生在攝影機前，令電視機前的千萬觀眾震驚不已！這是美國人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殺人實況。奧斯瓦爾德立即被送往搶救肯尼迪的同一所醫院，但那顆子彈切斷了他腹部的大動脈，搶救無效，他在肯尼迪去世48小時7分鐘後死亡。

疑問：如果奧斯瓦爾德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同，或仇恨權威，或為了出名而刺殺肯尼迪，他成功了，為什麼要否認自己的行動呢？為什麼還聲稱自己是替罪羊/傻瓜？似乎另有三個可能性：1）確實不是他幹的；2）他個人刺殺的目標並不是肯尼迪總統，而是康諾利州長；3）他確實是要刺殺肯尼迪或康諾利兩者之一，而且他是受命行動，必須守口如瓶。第一種可能性不是沒有，槍雖然是他的，但也可能是別人陷害他放在那裡的。據目擊者說，他們看到六樓窗口有兩個人。而且從開槍到奧斯瓦爾德走出大樓的時間那麼短，還要藏搶，模擬時發現難以做到。槍殺梯皮特警官有見證人，奧斯瓦爾德難逃罪責，原因也許是他醒悟到自己被栽贓了，害怕被捕，才槍殺了梯皮特。第二種可能性足以解釋他為什麼否認刺殺總統，但不能解釋他為什麼說自己是替罪羊/傻瓜。況且，他與總統和州長都沒有私人恩怨，若是出於政治信仰而行刺，他為什麼不殺總統而求其次呢？第三種可能性能夠解釋刺殺後他所說的一切。他參與的行動規模巨大，他在事後才充分意識到自己的作為只是一項大計劃中的一個步驟，所以他說自己是替罪羊/傻瓜。看起來，第一和第三種可能性大於第二種。這兩種可能性都意味着還有其他人參加刺殺行動。當然，你也可以說奧斯瓦爾德在行刺後不敢承認了，或者說他是瘋子，不可理喻；還可以用其它類似的簡單解釋來取代任何懷疑和理性的推測。也可以說那些目擊者看花了眼。

魯比被捕後聲稱他的行動是向全世界展示“猶太人的勇氣”，他是為達拉斯市“恢復名譽”，而且說他槍殺奧斯瓦爾德是一時衝動所為，沒有考慮後果。隨後六個多月，魯比反覆要求與刺殺調查委員會成員直接交談，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才得以和主席沃倫及其他委員會成員面談，其中包括後來當了總統的福特。魯比曾數次請求沃倫帶他到首都去，因為他擔心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並聲稱：“一個全新的政府形式將接管國家，而我知道我不可能再次見到你們。”但沃倫說不能提供保護，拒絕了魯比的請求。一九六五年三月，魯比判罪一年後，在一次電視採訪中說：“人們還不知道與此案相關的全部事實。世人永遠也不會知道實情和我的動機。此案的受益者把我放在這個位置上有秘不可宣的動機，他們永遠也不會讓世人知道真相。”魯比死前不久還對勸他道出真相的朋友說：“你了解我，你知道我是個負責的生意人。要不是非那樣做不可，我不會那樣做的。”儘管人們對他含糊其辭的話有各種評論，有一點無疑，他的行動看來不是一時衝動所為，但他始終沒有承認與任何陰謀有關。在他坐牢三年一個多月後，在重審魯比案之前一個月，魯比還不滿56歲，就在肯尼迪和奧斯瓦爾德去世的同一所醫院病亡。由於魯比這些話和不時之病亡，就連許多堅信刺殺調查委員會所得結論的美國人都開始產生懷疑了。

刺殺調查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肯尼迪遇刺一周后。約翰遜總統任命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為主席，委員會因此得名沃倫委員會。約翰遜還親自要求六個人擔任委員會委員，既有民主黨人，又有共和黨人。沃倫委員會進行了長達十個月的調查，聽取了552位證人的證詞和10個機構的報告，但許多證詞只有半數委員聽取，只有94次聽證是在全體委員在場時進行的。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委員會發表了近900頁調查報告和近17,000頁的證詞及彈道證明，其結論要點如下：

• 刺殺肯尼迪總統、擊傷康諾利州長是奧斯瓦爾德一人所為。

• 沒有發現其他人或團體參與了謀殺總統的行動。

• 沒有發現奧斯瓦爾德與美國共產黨和外國政府及黨派合謀刺殺總統的證據。

• 奧斯瓦爾德不是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或任何其它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

• 沒有發現奧斯瓦爾德和魯比相識的證據。

• 沒有任何政府官員參與謀殺總統或顛覆美國政府的活動。

• 奧斯瓦爾德是在德克薩斯州教科書倉庫大樓六樓窗口從背後向總統開槍，共打出三顆子彈：一顆擊中總統脖頸，從喉嚨下面穿出，又打傷了州長的後背、肋骨和手腕；一顆擊中總統後腦勺，導致總統死亡；還有一顆子彈擊中了觀眾里的泰格(James T. Tague)。

報告認為奧斯瓦爾德的行刺動機為“對一切權威根深蒂固的憎恨以及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報告否定了蘇聯或古巴插手的可能性，也否定了美國政府或任何組織參與刺殺的可能性，報告認為奧斯瓦爾德行刺及被刺是由兩個精神狀態不穩定者給美國造成的一場悲劇。沃倫委員會工作完畢，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將全部與刺殺有關的資料封存七十五年。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國人認為這簡直是瞞天過海，滑天下之大稽。最難以說服人之處就是那第一顆子彈的運行軌跡。調查報告堅持說只有奧斯瓦爾德一名槍手，而他那支槍只打了三顆子彈，在槍擊現場只有三個彈殼，一顆子彈打到路人泰格，一顆打中肯尼迪的後腦勺，那麼，肯尼迪的頸傷和州長康諾利的所有槍傷就只能是一顆子彈所造成的了。報告說那顆子彈打入肯尼迪的後脖頸，從咽喉側下方出來，又進入康諾利的右腋，擊碎了他的第五根肋骨，再從康諾利的胸右側出來，又進入他的右手腕，擊碎了他的橈骨，又進入康諾利的左腿，最後落到醫院的擔架上。而這顆子彈只在一側和頂部有很小的變形，太神奇了！在物理上簡直無法解釋。所以，它被稱為神奇的子彈或完好如初的子彈(magic bullet or pristine bullet)。

反對調查報告結論者認為從樓上打來的三發子彈，一發擊中了肯尼迪後脖頸，一發擊中了路人泰格，一發擊中了康諾利。而擊中肯尼迪後腦勺並致他死命的是第四發子彈，是從肯尼迪右前方的碧草丘射出的，使他向後向左倒下。而且有五十多個證人聽到第四聲槍響，其中好幾個人看到碧草丘那邊的火光和硝煙，還有一位聾啞人清清楚楚地看見有人在碧草丘開槍後，把槍交給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那人把槍拆為兩段，收入匣子中，不慌不忙地走開。槍擊發生時，一位名叫澤普魯德(Abraham Zapruder)的達拉斯市民正在用一架8毫米的攝影機拍攝，攝下了肯尼迪的最後時刻，包括他向後向左仰倒的鏡頭。澤普魯德最初作證時，很肯定槍手在他身後，也就是碧草丘。但後來給沃倫調查委員會作證時，他不那麼有把握了。無論如何，調查報告說只有一個槍手，這就無法解釋從後面打來的子彈怎麼可能讓肯尼迪往後倒下。

無法解釋的現象還有很多：為什麼聯邦調查局特務霍斯逖(James Hosty)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會出現在奧斯瓦爾德的聯絡簿上？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在隨後提供的打印表中把霍斯逖的名字給刪除了？通常，總統旅行路線一向都是由民主黨官員傑爾•布魯諾確定的。為什麼這次是由康諾利制定？這超越了他的職權範圍，他是否得到了副總統約翰遜的同意？更奇怪的是，在第一次呈送給白宮的行車路線圖中並沒有提到在榆樹街拐彎，是康諾利的助手普特曼在11月20日傳令改變路線的。誰批準的？奧斯瓦爾德怎麼可能知道總統車隊要從樓下經過？為什麼在22日，當車隊就要出發時，秘密警察突然改變了原先擬定的行車計劃，將護送總統轎車的摩托車減少了一半？為什麼沒有按常規沿途採取保安措施，監察臨街的樓房？為什麼秘密警察把向來安排在總統轎車前面的新聞車第一次放在車隊的尾部，以致在槍擊時現場竟然沒有一個記者、一架專業攝影機或照相機？為什麼當醫生還在搶救肯尼迪的時候，約翰遜就急不可待地下達清洗敞篷汽車的命令？為什麼約翰遜立即委派他的親信將康納利的血衣取回洗淨？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車一直在白宮的警衛看管下，為什麼才三天后，那留有彈痕的擋風玻璃就在11月25日被更換掉？為什麼保存在華盛頓國家檔案館裡肯尼迪的大腦在1964年後會神秘失蹤？為什麼凡是參加這次屍體解剖的醫生都收到不准隨便發言的警告？為什麼對那麼多說碧草丘還有槍手的證詞斷然否定？為什麼對魯比認識奧斯瓦爾德並與他有交往的證詞置之不理？

所有這些疑問，還有上文關於奧斯瓦爾德行刺和魯比行兇的種種疑問，都指向一個極大的可能性，即刺殺肯尼迪不是一個人幹的，而是一個事先周密安排，事後極力掩蓋的大行動、大陰謀。但如果說這是黑手黨，或古巴，或蘇聯在幕後指揮的，則顯然不可能。他們即使能夠成功地刺殺，也不可能成功地掩蓋。他們絕不可能調動總統的保安人員，也不可能影響沃倫委員會的調查。美國政府更沒有任何理由替他們掩蓋。那誰才能指揮這麼大的行動？誰才能在事後一手遮天？如果真有陰謀，如果真有掩蓋，那就只有一個人有能力、有權利、有機會、有理由來幹這件事並從中得利。這個人就是約翰遜。

約翰遜和肯尼迪的搭檔遠非理念相似和政策接近的結合，而是為贏得競選的權宜之計。約翰遜在一九六零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上敗給肯尼迪，對此，約翰遜一直耿耿於懷，每當談及此事，他都激烈地咒罵肯尼迪和其弟羅伯特是“愛爾蘭的小雜種”。而肯尼迪選約翰遜作副總統，完全是為了通過他來贏得南方州的選票，以便擊敗共和黨競選對手尼克松。結果，肯尼迪險勝。他三年多的政績非常傑出，他主持的白宮被美譽為“英雄薈萃之處”(Camelot)。對即將到來的一九六四年總統競選，肯尼迪胸有成竹，不再需要跟他面和心不和的約翰遜了。肯尼迪的弟弟，任司法部長的羅伯特(Robert Kennedy)曾一再向哥哥建議，不能讓涉嫌刑事案件、臭名昭著的約翰遜再擔任他的競選夥伴。據肯尼迪的秘書伊夫林•林肯說，就在肯尼迪飛往達拉斯之前，他還提到，下次總統選舉沒有約翰遜的份。於此三周前，肯尼迪在回答《華盛頓郵報》記者提問時也表明了同樣的態度，令約翰遜如坐針氈。肯尼迪和約翰遜代表的利益集團不同，肯尼迪的後台是麻州的大財團，而約翰遜的支持者是南部的石油大亨和大農場主。一九六三年十月，肯尼迪宣布要對稅收政策進行改革，更觸犯了石油壟斷集團老闆的利益。他們對越戰的態度也不同，肯尼迪打算撤軍，而約翰遜主張升級。肯尼迪達拉斯之行是為了爭取連任並調解民主黨內部的分歧，是約翰遜一手安排的。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肯尼迪、約翰遜和康諾利在華盛頓的一家飯店會晤，這兩個德克薩斯人想方設法說服了肯尼迪於秋天到達拉斯市訪問。康諾利和約翰遜的關係一直十分密切，他的綽號就是“約翰遜的小夥計”。約翰遜上台後，立即停止了從越南撤軍的計劃。不久，越戰升級，軍火商和石油大亨們發了大財。

指責約翰遜者不僅有以上推論，他們還有物證。比如經指紋專家達比(Nathan Darby)鑑定，以前在教科書大樓紙箱子上未能斷定的一個關鍵指紋是約翰遜的密友華萊士(Malcolm E. Wallace)的。他曾殺過人，而且認了罪，陪審團原判他終生監禁，法官(Charles O. Betts) 卻推翻了原判，改判五年，隨即又緩刑釋放，約翰遜還幫他安排了工作。此人後來又涉嫌其它殺人越貨的勾當，都與約翰遜有關。一九七一年一月七日，華萊士一個人開車，好像是睡着了，出事身亡。約翰遜的律師麥克里蘭(Barr McClellan)二零零三年出版的Blood, Money & Power: How L.B.J. Killed J.F.K.聲稱華萊士乃殺害肯尼迪的槍手之一，而約翰遜是主謀。指責約翰遜者還有人證，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約翰遜的情婦馬德萊娜 (Madeleine Brown) 接受了電視採訪，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內情，充分表明刺殺肯尼迪是德州的石油大亨出錢、約翰遜具體策劃並指揮的大陰謀。近三十年來，馬德萊娜對此一直守口如瓶，因為她始終愛着約翰遜，儘管明白他永遠不會娶她。她既是為了保護他，也是怕影響他們的兒子(Steven Mark Brown)的前程。約翰遜早在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作古，他們的兒子於一九九零年患癌症病故，馬德萊娜也到了垂暮之年，再也沒有什麼可顧慮的了，才說出了幕後真情。她在二零零二年去世前五年出版了自傳 Texas in the Morning: The Love Story of Madeleine Brown and President Lyndon Baines Johnson，講明她為什麼認為約翰遜是謀殺肯尼迪的主謀。

當然，馬德萊娜證實的不過是很多人的共同推測。這些人當中最著名的當屬路易斯安那州的地方檢察官伽里森(Jim Garrison)。他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逮捕了一個叫克雷•肖(Clay Shaw)的新奧爾良商人，他還是中央情報局前官員。伽里森指控他組織了一個小分隊謀殺肯尼迪，其中包括奧斯瓦爾德和法國籍的神槍手，前者是替罪羊。後者才是真殺手。他是案發後在現場抓到的三個流浪漢(Three Tramps)中的一個，根據華盛頓的命令，他們在被捕不到兩小時後便被驅逐到加拿大。伽里森以審判克雷•肖為切入點，矛頭直指約翰遜。雖然陪審團認為克雷•肖無罪，但因審判，伽里森得以調出澤普魯德拍攝的肯尼迪中彈影片，使公眾第一次看到肯尼迪中彈的情景，在各人心中對約翰遜進行了審判。後來，伽里森出版了三本有關肯尼迪遇刺的書，最著名的是On the Trail of the Assassins (1988)。導演斯通(Oliver Stone)根據伽里森的經歷和這本書於一九九一年拍成了電影《肯尼迪》(JFK)，雖然人們對伽里森所描述的刺殺過程不盡同意，但越來越多的人深信謀殺肯尼迪是約翰遜策劃的，並利用總統的權力和影響左右了調查、開脫了罪犯、掩蓋了真相。

伽里森對克雷•肖的起訴使美國公民對肯尼迪遇刺案更加關心，更加質疑。再加上美國人民對馬丁•路德•金遇刺案調查結果的不滿，美國國會於一九七六年組成“特選刺殺調查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Assassinations),重新調查兩件刺殺案。委員會一九七九年發布報告，認為肯尼迪確係奧斯瓦爾德所殺，但很可能不是他一人所為，那只是行刺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委員會未能確認行刺陰謀的其他成員，但排除了蘇聯和古巴政府、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或總統保安人員參與陰謀的可能性，同時也表明不相信行刺與任何犯罪團體有關。剩下的可能性，其實也是最大的可能性，不言而喻。

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所依據的重要證據之一是音響專家對刺殺現場槍聲的分析和結論，即有第四聲槍響，而且是從碧草丘方向傳來的。委員會披露，僅在肯尼迪遇刺三天后，在正式調查開始之前，當時的司法部副部長卡森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就給總統助理莫亞斯(Bill Moyers)寫了一份備忘錄，一定要讓“公眾相信奧斯瓦爾德是行刺者，他沒有在逃的同謀，並讓公眾對證據滿意，判定奧斯瓦爾德有罪……不得讓人猜疑他的動機……可惜現有證據過於巧合---過於明顯（馬克思主義者、古巴、俄國妻子，等等）……我們需要其它證據誘導公眾和國會聽證另入歧途。”委員會還發現，約翰遜最初並不贊成組織沃倫委員會，卡森巴赫與聯邦調查局局長胡弗(J. Edgar Hoover)是組織沃倫委員會的主要策劃者。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約翰遜任命卡森巴赫為司法部部長，取代前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

儘管對肯尼迪遇刺案有如此之多的疑問，對沃倫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有如此之多相反的證據，還是有很多美國人，包括記者、法官、專家和官員，仍堅信該結論，並對諸多疑問皆有解釋：所謂第四聲槍響可能是回聲，也可能是證人聽錯了，記錯了；奧斯瓦爾德也許是草雞了，也許是故意攪渾水；魯比不過是一時衝動，後來又老想引人注目；沃倫和六名調查委員不可能都受約翰遜指使和影響；伽里森檢察官歪曲了一些專家核證過的事實，如彈道，而那顆子彈碰巧就是那麼神奇；克雷•肖已經接受過審判而且無罪釋放了；馬德萊娜是不是約翰遜的情婦還不一定呢，她無非是希望引人注目；約翰遜的律師麥克里蘭則是對上司不滿，也是想寫書賺錢；“特選刺殺調查委員會”重新審聽的錄音帶本身是否可信還有問題；卡森巴赫的備忘錄要誘導公眾和國會聽證另入歧途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國家安全，轉移美國公眾對共產黨的注意，以避免冷戰升級。

看着肯尼迪遇刺紀念館的各種圖片，讀着各種資料，包括對調查結果的懷疑和對刺殺的猜度和推論，聽着相關的錄音和證詞，以及各種反駁意見，我雖有傾向，但仍莫衷一是，唯一讓我能夠肯定的是美國的言論自由。我強烈地感受到美國憲政三權分立和制衡的作用，感受到美國人所享有的民主的光芒。即便真地有人能夠在某個事件中一手遮天，人們還是能夠看到黑手周邊的陽光，知道光明終將普照。如果並沒有什麼黑手，這些懷疑於社會也有益無害。不僅為茶餘飯後提供了談資和娛樂，而且給陰謀家敲響了警鐘。將來，若有誰企圖一手遮天，就更得思考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