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師

    大學三年級開始，我們開始轉入專業課的學習。給我們這個“工業統計班”講“工業統計”課的王老師是系副主任。他本人是當時國家工業統計主要指標“總產值”和“淨產值”的研究專家。有關當時中國大陸工業統計的一系列指標，客觀的講，那不是一門科學，而是經驗之談，您說是“方法論”也行。我對自己所學的工業統計專業就那麼回事兒。咱是老“知青”，1980年上大學時都27歲了，當時能湊合考上大學已屬萬幸。上大學的目的就是找個飯碗。乍一見覺得王老師特土。這位，看起來五十歲左右，塊頭挺大，不怎麼修邊幅；衣服不夠整潔，頭髮總是寸頭，亂蓬蓬的，還總戴個淺色的墨鏡。後來我知道，他的眼睛有一隻是瞎的，是小的時候得病看不見了的。自從一隻眼看不見後，另一隻眼就長得格外大，而另一隻便逐漸萎縮，完全縮在眼窩裡。這幅樣子還真有些難看呢。

    王老師來講課的時候我已經幹了一年的班長。剛上大學的時候班上的班長是校方指定的。咱是返城“知青”，當時屬於“待業青年”。校方指定的班長和團支部書記基本上通過檔案資料在應屆畢業生中挑。頭一年大學生活我屬於上課來下課走的主兒，對班上各種活動一概不聞不問。我也真和同班同學合不來。他們大都比我小八、九歲，最多的差十歲。在“文革”結束那會兒，這相當於差不多一代人。對同班同學所關心的事情我完全沒興趣。可大學第二年班幹部改選，一下子我便被推舉為班長。同學們選我沒別的原因，就因為我歲數大。他們講話，“老大哥見多識廣，就得你出來管事兒大家才聽。”我沒推辭，說“既然選我，那咱也只好干。我不怕挨罵，只希望為班上的同學們爭利益”。大家很是贊同。

    就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國內政治環境來說，應該是很“寬鬆”的。記得大學裡那會兒還興“獨立候選人”進行“人大代表”的選舉呢。自從返城後，我對國家政治在表面上毫無興趣，聲稱“咱最反對形式主義”。一到“上面”布置政治學習，我就宣布“大家回家自己看報紙去”，並讓各小組長自己編寫“政治學習的討論發言”，編好後我交到系裡交差。我這種“陽奉陰違”不會沒人打“小匯報”的。系裡一找我談話，我就說“您要覺得我幹得不好，可以把我這個班長撤了，我還不願意干呢”。

    後來校方換了個班上的“輔導員”（大學畢業生被留校後，先得任“輔導員”）。這顯然是校方“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手段。後來的這個“輔導員”特“事兒”。在政治學習上我們屢屢發生矛盾。如果我不組織“政治學習”，他就組織。然而去的學生不多。他“事兒媽”似的沒完沒了地到系裡告我。這種情形下，班上的同學都一邊倒地支持我。平常他在班上的時候，只要他的意見和我不一致，大家就起鬨。這時，王老師來給我們班上課了。

    那天我被王老師，也就是系裡的副主任招去談話。他見我來到他的辦公室劈頭就問班上的“輔導員”都有什麼“具體問題”。我還是那套，指出“輔導員”就是在“政治學習”上和我有不同觀點和做法。如果我做得校方不滿意，可以把我給撤了。王老師在反覆問“還有沒有其他事情”後便笑笑，“下次‘政治學習’我來參加。”我當時覺得有些意外。他看了我一眼，“‘政治學習’是‘上面’布置的。‘輔導員’的工作之一就有監督同學們進行‘政治學習’。你不要難為他。”

    這等於是王老師在我和“輔導員”之間當了“維和部隊”。現在我想想，當時咱也太愣頭青，難為了人家“輔導員”；而王老師其實也是在保護我，這才犧牲自己的時間來參加我們班上的“政治學習”。

    時間長了，我知道王老師在山東農村長大，家裡很窮。他雖然是財經學院畢業（那時學習成績好的學生是不考財經學院的），可人非常聰明，只是有些太厚道。王老師是黨員，看起來對政治不怎麼感興趣。其實他是有話悶在肚子裡，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畢竟比我大二十歲，懂得“言多必失”。

    彼此熟悉了，我還去過他家幾次，他有一兒一女。女孩兒上大學，兒子上初中。夫人居然相貌長得相當不錯，是個中學教師。王老師在他家的兩居室里竟然不睡在臥室里。他說自己睡覺打呼嚕，所以就一人睡在起居室里。他的呼嚕有這麼厲害？後來我們班在外地實習他帶隊，我領教了王老師的呼嚕，確實“驚天動地”，而且一點都沒有規律性。

    王老師明顯對我有好感。“工業統計”課結業考試時他監考。在我邊上一過就發現我做錯一道20分的大題。於是他反反覆覆地在我邊上走來走去。我覺得奇怪，可就是沒有意識到自己做錯了道大題。眼見着我就要交卷了，他真的急了，走到我身邊，乾脆用手在我答的那道大題上點了一下。我頓時明白自己犯了個低級錯誤，趕緊改了過來。第二天他見到我劈頭質問，“你是怎麼搞的？！這麼簡單的大題能看錯？”我趕緊四下亂看，生怕有班上的同學在邊上知道王老師作弊。

    實習結束後王老師希望我留校。我考慮到自己都年過三十，不想再用功學習了，想上機關當“機關炮（泡）”。他沉吟了一下說：“那班上品德好的同學你推薦兩個。”我便推薦了一男一女。我沒想到推薦的這兩個同學留校幾年後就結成夫妻，更沒想到那男同學現在竟然成了大學的副校長。我和這位男生在班上的時候很要好，別看他比我小九歲，但他不像其他班上同學那麼幼稚。他人品好是肯定的，然而我更沒想到他情商還特高。留校後幫王老師（那時已經是系主任）通過人際交往上辦成功了很多事情。記得我多年前回北京見到這位留校的同學，他和我講了很多王老師不善於人際交往的笑話。

    我們這個班畢業的時候，國家統計局來要人。王老師又讓我推薦。我先“毛遂自薦”，然後又推薦了五、六個同學。現在這幾個人都是司長或者處長。統計局在當時是個“清水衙門”，沒什麼油水。我推薦的幾個人都是人品上不錯的。他們到了國家統計局都沒有“下海”或者“跳槽”。結果只有我跟妻子飄洋過海在美國當個混混。我要是一直在國內是不是也混個一官半職？咱不善於當官兒；或者能混個處長吧。

    我有些愧見王老師。他那時覺得我會在國家統計局搞些方法研究，成為個專家。哎，辜負了他的期望。想想現在我都六十歲了，王老師該八十出頭的人了。他退休在家每天都幹些什麼呢？記得我們班在外地實習結束後，他讓我和另外幾個學習好的同學留下又搞了一個課題。隨後我們一起爬泰山。王老師一路上嚷着累，齜牙咧嘴。到了山頂他拿出兩隻德州扒雞讓大家吃。他塞了滿嘴的雞肉嘟囔着“這麼累呀，累死我了”。可他要是搞課題的時候，我們可是通宵達旦的幹活。他那隻大眼睛賊亮賊亮的。

    到國家統計局後我們也是經常有聯繫。如果在統計上出現方法上的問題，統計局的專家們都要找王老師會商。有時開研討會也要叫上王老師。那次是去黃山附近的屯溪開會。會後我們游黃山。我知道王老師胖，怕累。所以扛着王老師帶的所有東西同行。每到一山腳下，讓王老師看東西，年輕人都爬山。下了山拿起東西就走。黃山玩完，我拿的東西中有把很好的摺疊傘沒人認領。想必是我把別人的東西撿走了。幫王老師拿東西，得到了一把摺疊傘。晚上住旅館我和王老師一個房間，他震天且高高低低的鼾聲吵得我翻來覆去。照我的性格，一定會不斷地推醒打鼾者；但這次我甘心情願地忍着。

    想起王老師我內心總有着一種暖意。他是個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