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老師

    我的中學時代？那僅僅是1968年初到1969年夏末的這一年半時間。1969年剛開年，“複課鬧革命”開始了。我們這些“文革”開始時“停課鬧革命”的小學五、六年級小學生“就近入學”成為“中學生”。我們“文革”開始是小學六年級的算是上了“初二”，這個新生的年級被命名為“三連”。比我們低一屆的小學生入學成為“初一”，所在年級算是“四連”。

    我們家門口就有一所中學，上學也就五分鐘路。那時中學裡那個亂，新入校的兩個“新生連”的男孩子們成天相互鬥毆。我是非常兇悍者之一。其實我的“出身”已經“黑”透了。母親是“叛徒”，父親是“特嫌”和“右派”。“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因這“黑鍋”在街道上時常被打得頭破血流。後來一幫胡同里的“頑主”救了我，我因此也成為成天在大街上尋釁的小痞子。我在中學裡不常打架，但動起手來極其殘忍，往死了打對方。在校園裡我出名的“手黑”。而且我總是在打群架的時候大打出手，那當然是“為哥們兒兩肋插刀”的意思。那時我真覺得活與死是無所謂的。

    因為自恃是一幫“頑主”中的一分子，在班上我想罵誰就罵誰，班上的好幾個男生只因發生點口角，我上去就拳打腳踢，甚至拿起隨手能拿到的東西就狠命地打。記得我有一次掄着鐵椅子追打一男生。在班上的同學看起來，我是個“怪物”。當時上課都是兩人同桌，可我是單獨一人，誰也不願意和我同桌。

    對上課的老師，我竭儘可能嘲弄之。我是不常去上課的。我猜測在我們班上課的老師如果看到課堂上沒有我在，都會長長的舒口氣。在他們眼裡我實在太壞了。

    對於中學老師來說，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年級“革委會”主任曹XX。他並沒有教課，“革委會主任”嘛。這小個子男人每次開大會或政治活動都很搶眼，帶頭喊口號，作批判發言，活躍得很。他個子小不說，長得和鄧小平有些相似。背地裡學生們都叫他“曹鄧”。可有一天他在大會上帶頭高呼口號的時候，竟然把“打倒劉少奇”喊成“打倒毛主席”。顯然這是口誤。然而在當時來說，這種口誤也是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記得他面對台下的議論紛紛，忽然轉身面對毛澤東的畫像深深地三鞠躬，然後鄭重其事地說：“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請罪……”云云。不過他這種機智的自救沒能使他免災。他被迅速撤掉年級“革委會主任”，同學校的“牛鬼蛇神”為伍去了。我看見他和另一“牛鬼蛇神”用大筐抬煤，非常地賣力。我在自己編的故事中有他的原型。

    另一個老師也沒教過我們班。他“文革”前師範學院畢業，從外地分配到我們學校教書。因為他沒有結婚，所以就住在學校的一間單身宿舍里。“新生連”入校後，不知為什麼他所教的班上男孩兒們總拿他尋開心；如把人整體骨骼的架子塞到他的被窩裡，冬天的時候把他取暖的爐子煙囪堵住等等。孩子們還根據他名字的諧音把他稱作“神經病”。他呢？總是默默的忍耐。記得有一天晚上因“毛主席發表最高最新指示”，大家都連夜進行慶祝遊行。在校園裡編隊的時候，我看見這瘦瘦高高的老師過來，就嬉皮笑臉地站在他面前喊了聲“神經病”。沒想到這次他一反常態，突然咆哮地撲過過來，把我一下子壓在身子下面就狠命地掐我的脖子。我當時都蒙啦。幸虧周圍的人一擁而上把他拉開。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驚慌失措，爬起來帶着一身的土拔腿就跑。嘿嘿，這真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那位老師這麼一干，事後再也沒人敢叫他“神經病”了。

    可另一位“文革”前大學畢業來教書的老師卻沒像前者。也難怪，她當時是為二十多歲的女青年。她是教我們班語文課的老師，並任班主任。因為她說話帶四川口音，人長得眼睛大大的。我們給她起外號叫“辣馬麗”；其實她性格挺柔軟。

    她要是來上課，如果我沒逃學仍在教室里坐着，就沒完沒了地學她的四川口音。那拿腔拿調的學舌總是引起全班的哄堂大笑。忽然有一天，大家又一次聽到我學舌而狂笑的時候，“辣馬麗”不說話了。她瞪着我，大眼睛裡充滿了怨氣。跟着，她走到我邊上，一屁股坐在我邊上，“你為什麼總學我說話？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她說。我當時也學着她的口音說：“我就是要學你說話，請你鐵拳教育我。”班上又爆笑。這時，她忽然哭了起來，兩個大眼睛裡的眼淚一下子涌了出來。剎那間，全部的同學們都傻了，我也傻了。再後，她站起來哭着走出了教室；哭聲很響，在樓道里有着回音。我愣了半晌，也嘆口氣走出教室，逃學而去。其實我的母親就是高中語文老師，當時正在“牛棚”里“改造”。我可真沒心沒肺。

    “辣馬麗”從此不來我所在的班上課了，以後我好像也沒在校園裡見到她的身影。是不是調動工作了？現在她想起我，是否能給予原諒？不管怎麼說，我是深深地懺悔了。

    她走後，我們班主任換成楊老師。這位是印尼歸國華僑，人相貌堂堂；他的羽毛球打得好極了，我們看過他打羽毛球，扣殺的動作真漂亮；當時看起來他有三、四十歲。楊老師也總被班上男生嘲弄，但他從來都不發脾氣，總是滿臉微笑。因為他在我所在的班時間不太長，我對他印象最深的竟然是下鄉勞動。那時我們這些所謂中學生常下鄉“學農”。夏天和秋天我們不是去遠郊區幫助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收麥子，就是去割水稻。又一次割水稻，我看見楊老師割得特別吃力，臉上有痛苦的表情，便好奇地上前詢問。他說沒什麼，就是手上起了泡。說着把手伸出來給我看；哎喲，那右手上好幾個大泡。他真不是干農活的料。

    他在1968年底回印尼了。據說當時他和校“革委會主任”告別的時候說：“老X，這下我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了（《紅燈記》李玉和的台詞）。”

    楊老師走後田老師成為我們班的班主任。她當時不到三十多歲，很幹練的樣子。初夏的時候下鄉勞動，因為宿舍後面有條河，中午的時候我們常偷偷地去游泳。這事情被田老師知道後，她在我們正在屋子裡換褲衩的時候忽然闖了進來。我們這些男孩子都大叫“我們在換褲衩哪”。你看她雙手一叉腰，“那怎麼啦？我和你媽歲數都差不多，你們有什麼難為情的？我告訴你們，乖乖地在屋子裡給我待好了。不然我就把你們的行為告訴帶隊領導，要你們在全連大會上作檢查。還想偷偷地去游泳？淹死了看你媽怎麼哭！”

    我當時在班上已經沒有早先那麼鬧了。不過田老師好像也不怎麼管我。到了1969年9月，“69屆”，也就是我們這屆初中畢業生全部開始“上山下鄉”。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的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學生們走後，我所在學校里的“69屆”沒幾個人了。這些人之所以沒被內蒙古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接受，是因為這些學生的“出身”太糟糕。我屬於其中之列。後來又有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我就報了名，心想好歹也算“建設兵團”。

    記得第二天下午，我到學校去探問情況。正好遇到田老師。她劈頭就說“我正發愁到哪兒找你去呢”。她說她把我申請去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改成黑龍江山河農場。她見我茫然的樣子就說：“雲南…太遠了。黑龍江怎麼也離家近些……一走那麼遠，父母得多擔心啊……去農場和去生產建設兵團都是去幹革命，都是去為人民服務，沒有好壞之分。”她頓了頓，深情地對我說：“去了農場以後要好好干，可別自暴自棄呀。”

    1980年我返城後考上大學。冬天的時候我去上過的中學打聽田老師；很快我們就見了面。她知道我上了大學高興得什麼似的。那些年我逢年過節會去她家看望她。我確實感激她，因為農場的生活確實比雲南兵團好得多。她跟我說：“我對我教的那個班的學生說，‘我有個學生，文革中也就上了一年半的初中。就這一年半里也沒學什麼書本知識。可是他下鄉10年後回來就考上大學。現在看看你們，有這麼好的條件讀書卻不努力……”她還讓我給她帶的那個班做報告。我婉拒了。我確實努力，但實在沒那麼優秀。

    出國後我們斷了聯繫，我上學的那個中學也關閉了。我會想起田老師，會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