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為貴”，“二人同心，其力斷金”，“家和萬事興”，“人心齊泰山移”，“團結就是力量”——和諧是一個家庭、民族和國家追求的最高目標。如何實現和諧呢？有高人，直接從字面解釋，“和”者，人人有飯吃；“諧”者，人人都有發言權。一個社會作到這兩項，可致和諧。即使沒到，也是走在通往和諧的道路上。

對此，我深表贊同。只有一點異議，即：既然“和諧”是一個組織的最高目標，那麼，實現起來就有相當難度。困難不在“人人有飯吃”，而在“人人都有發言權”——因為，發言是有成本的，如果一個組織規模有限，小國寡民，或者“三五個人七八條槍”，讓每一個人的意見，都得到充分表達，避免一部分壓制另一部分，人人暢所欲言，是可行的。

然而，中國人喜歡“大鍋飯”，喜歡“大家庭”，喜歡“大一統”，像我們這個國家，有13多億人口，此時，再讓“人人都有發言權”，就不現實了。一方面，要讓13億人聽見一個人的發言；另一方面，想發言的人，要排隊等待等待再等待。中國的廣大農村，都有高音喇叭，集體開會，就在喇叭上曉諭全體村民，十分方便。在一個小山村，做到“人人都有發言權”，可以想到的辦法，就是高音喇叭。聚眾開會，也行；可是，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需要一個很大的場地，就算簡陋，也要擺點桌椅板凳。時間上，也要統一，難度就更大了。

小山村尚且如此，規模再大，就更無法保障“人人都有發言權”了。例如北京，再裝高音喇叭，召集全城人開會，肯定不行。電視、電話、手機和互聯網，也做不到；可以做到，把某個人或某些人的聲音，傳遞給所有人；但做不到，把所有人的意見傳遞給所有人。“人人都有發言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至少，在現代，還不可能實現。

我的建議是，退而求其次，不能實現最高的，就尋找一種接近最高的替代方案——以“吉祥”，求“和諧”。

“吉”，“士人之口”。士農工商，古代，“士”處於中國社會階層的最高端，受過教育，擔當着一定的社會職務，並承擔公共管理職能。具體來說，是指通過科舉取得功名的知識階層。在朝，為官，是皇帝的智囊和左膀右臂；在鄉，為紳，是鄉土中國的中流砥柱和社會楷模。要是古代中國的文人士大夫，都像李世民時期的魏徵一樣的話，“貞觀之治”，就不那麼稀少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也就可以期待了。

當代，“士”的內涵必然要發生變化。我以為，廣義地看，可包含所有知識分子——不是指受過多少教育，拿了多高的學位，而是指站在獨立的立場上，批評社會批評政府，甚至批評公眾的一群人；狹義地說，是指“參議員”和“眾議員”——民選出來的議員，是“人民的口舌”，人民將發表自我意願的權利，讓渡給議員，由議員代勞。

這就是“代議制”的來歷——“人人都有發言權”，是不可能的；職業化的議員，代替人民在決定社會公共事務的時候，發表“人民的呼聲”。議員是民選出來的，如果，他們說的話，不符合民眾的願望和利益，他們就沒有下一次了。議員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見，也是“士人之言”和吉言。現代議員，其職能和中國古代的諫議大夫、御史台並無不同，可惜的是，中國的議員，始終靠一己之力和皇權抗衡；西方的議員，卻由“單幹戶”，發展成制度化的議會制度。參眾兩院，豈不是士人匯聚之地嗎？

表達個人意見，可以用替代方案。因為個人意見，可以授予他人，經由他人表達。議員，就是公眾的經紀人和代言人。但是，在保障民生方面，卻只能親力親為，誰也不能代替誰。“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要是再提高一點標準，吃上味道鮮美的羊肉，就更好了。“祥”，由“示”和“羊”組成，“示”和“衣”，一點之差。為了我的創意，本人請求將“祥”之左邊，換成“衣”。如此這般，“祥”就意味着：“人人有衣穿，人人有羊肉吃”。

“吉祥”中國，並不比“和諧”社會降低要求，又有切實可行的實施途徑，何樂而不為呢？同意的中國公民，請投我一票。多謝了。

2010年5月2日星期日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