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登奎與毛澤東

紀登奎在“文革”中相當有名。他原名籍登奎，1937年參加犧盟會，1938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49年後，任河南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68年後，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委書記。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從一個基層領導幹部，一步步進到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主要的是他有機會與毛澤東相遇，從相識到相知，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和重用。

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在1951年春；28歲的他是向毛澤東匯報工作。這個年輕人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以後的歲月里毛又幾次要他來匯報工作；最終在“文革”中點名要他進入中央工作。下面是有關資料中的摘編：

紀登奎初見毛澤東

紀登奎第一次見毛澤東是在1951年春。毛澤東乘專列由北京沿京廣鐵路南下視察，途經許昌時，停車聽取許昌地區領導人的工作匯報，着重想了解縣、市一級黨的建設和宣傳工作情況。

紀登奎當時是許昌地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他登上列車，見到毛澤東，不免有些緊張。他自報家門，說：“主席好，我是紀登奎。”

毛澤東見是一個年輕小伙子，示意他坐下，說：“你年紀不大嘛，有30歲嗎？”

紀登奎回答：“快了，今年28歲啦!”

“我58歲，過兩年就是耳順之年了，你還不到而立之年。”毛澤東說着，點燃一支煙：“路過這裡，想聽聽你們這裡的情況介紹。”

紀登奎先扼要地介紹許昌地區的地理人口、歷史文化、鄉土風情、資源物產等方面情況，匯報土改、治淮、抗美援朝、農業生產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然後，着重匯報許昌地區如何建立黨的宣傳網，以宣傳工作為龍頭，帶動其他工作蓬勃開展，密切黨與人民群眾聯繫的經驗。

紀登奎一口氣講了一個多小時，如果不是給他規定的時間已到，他還會滔滔不絕地講下去。

不過，要匯報的主要問題他還是都匯報了。毛澤東對紀登奎的匯報比較滿意。紀登奎匯報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在這時，毛澤東突然向他發問：“你挨過整嗎？”

紀登奎感到十分突然，把杯子放下，不知道毛澤東為什麼問他這個問題。

他抬頭看着毛澤東，毛澤東也正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紀登奎未加思索，立刻直言不諱地說：“挨過，挨過兩次。”

毛澤東對他的坦誠感到滿意，馬上聯繫到自己，坦率地說：“我挨過三次，比你多一次。”接着又說：“挨點整，有好處。”像是在安慰他。

說完，毛澤東看着他又問道：“人家整你，是整對了，還是整錯了？”

紀登奎說：“整錯了。兩次都整錯了。”

毛澤東注視着他，沒有說話。

紀登奎從毛澤東的眼神中，似乎覺得在問他為什麼整錯了。接着，他簡略地介紹了自己在冀魯豫兩次挨整的經過。

毛澤東聽了，話題一轉，又反問他：“那麼，你整過人嗎？”

紀登奎依然誠實地說：“整過。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錯過沒有？”

紀登奎說：“有，也整錯過。”

毛澤東突然嚴肅地問道：“你殺過人沒有？”

紀登奎稍稍怔了一下，心想主席怎麼問起這個問題。毛澤東的眼光正對着他，他沒有再猶豫，立刻答道：“殺過人。剿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殺了不少人。”

毛澤東又盯着他，問：“殺錯過人嗎？”

紀登奎答道：“也有殺錯的。”

他見毛澤東聽得那麼認真，便進一步解釋了殺錯的原因，說那是在情況非常緊急時發生的，沒有來得及做調查就把人殺了。最後承認：“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好。”

事後，有人認為毛澤東在聽完匯報以後問的這番話，是在考問紀登奎，看他能不能說實話，敢不敢說實話。

是考也好，不是考也好，紀登奎的匯報使毛澤東比較滿意。對毛澤東所問的每個問題，紀登奎都講了實話，使毛澤東記住了紀登奎這個年輕人，並對他有了一個好印象。

毛澤東要聽真話

1953年春，毛澤東再次到河南視察。他問陪同的河南省委書記潘復生：紀登奎在不在？要聽聽他的匯報。於是，紀登奎再次被帶上毛澤東的專列。

紀登奎上車後在毛澤東對面坐下來。毛澤東要他講。

講什麼呢？紀登奎沒有準備，也不知道毛澤東想要哪方面的內容，便匯報起許昌地區的全面工作。毛澤東聽了一會兒，提出要聽許昌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情況。紀登奎就匯報全地區成立了多少互助組，多少合作社，群眾如何積極，領導怎樣引導等等。

毛澤東擺擺手，問紀登奎：“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個合作社的具體情況？”

在通常情況下，地委領導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區的綜合情況和若乾重要的統計數字，很少掌握某個合作社的具體情況。然而，湊巧的是紀登奎剛從魯山縣的一個合作社蹲點調查回來，滿腦子裝的都是這個合作社的事。

紀登奎把該合作社的情況作了詳細匯報。匯報中，毛澤東不時插話提問，紀登奎都圓滿地作了回答。

紀登奎記性好，匯報不看稿，加上他是宣傳部長出身，口才不錯，一口氣講了兩個小時，匯報得生動具體，有聲有色，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他的印象。

專列行至駐馬店車站停下來，毛澤東親自把潘復生和紀登奎送到車門口，囑咐隨行的公安部長羅瑞卿：給他們買車票，讓他們回去吧。

1963年，紀登奎滿40歲。3月，他剛步入不惑之年，就被提升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他還沒有到任，地委接到省委緊急通知：“紀登奎火速來鄭州。”

何以如此緊急？原來是毛澤東在鄭州要召見他。見到毛澤東，毛澤東要他匯報洛陽地區農村戰勝災荒，克服困難的情況。

三年“大躍進”帶來的後果是“大躍退”。嚴峻的現實，使人們開始反思過去的做法，總結教訓。

毛澤東此時的心情是複雜的。他說自己走到哪裡，都聽不到真實情況。他與老百姓是那麼近，卻感到是那麼遙遠。因為此時的毛澤東已被神化，被一種無形的障礙把他與實際隔開了。所以他要招能講實話的紀登奎前來匯報情況。

1964年6月，毛澤東又在鄭州聽取了劉建勛、紀登奎等人關於河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匯報。

1964年12月，中央辦公廳通知河南省委：毛澤東要紀登奎進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修改中央關於社教運動的《二十三條》。

紀登奎有了以上這些經歷，無疑使他更加緊跟毛澤東。

毛澤東稱紀登奎為“老朋友”

1967年1月，河南省委及河南的各級黨政領導機關被衝垮，河南省軍區及解放軍駐豫部隊奉命介入地方“文革”，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省軍區壓制了群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而紀登奎卻是支持“二七”公社這一派的。

2月12日，毛澤東在北京發話，河南鬧得很厲害，要他們雙方派代表到北京來談話，包括軍隊認為是反革命的這一派也要派代表去談，談一談就清楚了。

赴北京匯報的結果是：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劉建勛、紀登奎等人是革命領導幹部，受軍區壓制的“二七”公社成了革命造反派。不久，劉建勛就被任為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紀登奎為副組長。

9月22日，毛澤東在從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經過鄭州時稍作停留，劉建勛、王新、紀登奎應召登上毛澤東的專列。

毛澤東一見紀登奎，就高興地握着他的手說：“紀登奎，老朋友啦!”紀登奎受寵若驚，握着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毛主席好，毛主席萬歲!”

各自坐下，劉建勛說：“紀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鍛煉了，他在運動中被關了四個多月，挨批鬥，坐飛機可多了。”

紀登奎馬上說：“大有好處，能夠鍛煉人。”

毛澤東聽說過批鬥有坐飛機的事，但沒有見過，感到稀奇，問起紀登奎挨斗的滋味：“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噴氣式飛機是什麼樣子？”

紀登奎報告說：“挨斗不少，有幾百次。坐噴氣式飛機就是把頭低下，兩隻胳臂背向後面，就跟割麥子差不多吧。”說着比劃着學了個噴氣式的姿勢，然後說：“站着不能動，腿上得有勁。要說也沒什麼，也是個鍛煉。”

後來，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講紀登奎如何挨斗、坐“噴氣式飛機”，誇獎他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

毛澤東的一句“老朋友”，使紀登奎不僅沒有被打倒，反而使他大紅大紫。紀登奎每到一地，都能夠聽到“向紀登奎同志學習”、“向紀登奎同志致敬”的歡呼聲。

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紀登奎任第二副主任，成為河南省政壇上的第三號人物。

1969年4月，紀登奎作為九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

4月12日，會議主席團派人和他談話，要他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主要講一下正確對待群眾問題，時間不超過10分鐘。

紀登奎說：“我作這個發言不合適。我不是革命幹部，只能算是解放幹部。”

來人說：“那你認為誰才是革命幹部呢？”

紀登奎說：“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幹部。大概人家劉格平、王效禹他們那些人，才應該算吧!”

來人說：“你知道嗎？這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談話，是毛主席讓你代表革命於部作大會發言的，你應該服從。”

紀登奎還是拒絕。來人表示很為難，說：“那我怎麼向毛主席匯報呢？”

紀登奎說：“你就把我說的原話向毛主席匯報。”

來人走後，很快又回來了，說：“我向毛主席匯報過了，主席說，他就是要讓你這個 解放幹部 在大會上發言。”

紀登奎只好聽命，不敢推辭，認真做了準備。

在大會上發言的共九人。周恩來、康生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陳永貴代表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紀登奎的發言，在見報時稱作是“革命幹部”代表。

當輪到紀登奎發言時，毛澤東扭過頭，在身後的主席團成員坐席上尋找，沒有見到，問身旁的周恩來：“紀登奎同志在哪裡？”

周恩來指着前面的代表席，答道：“紀登奎同志在下面。”

這時，紀登奎從代表席上站起來，走向主席台發言席。當他走到毛澤東前面的時候，毛澤東微笑着對他說：“請你講話。”

紀登奎走到發言席，還沒有講話，毛澤東就向全體代表說：“他叫紀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長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點災難就是了。多災多難啊!”

聽到毛澤東的公開介紹，人民大會堂頓時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紀登奎十分激動，更是熱情讚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對我教育太深了。”他在10分鐘的發言中，居然有37處提到毛澤東。他在發言的最後，一連呼了許多革命口號，其中一個口號是“緊跟毛主席就是勝利”。這似乎最充分地表達了紀登奎當時的思想和感情。

毛澤東讓紀登奎到北京“打短工”

毛澤東在九大會議上向全體代表介紹“老朋友”，更使紀登奎在全國家喻戶曉。紀登奎在這次大會上當選為九屆中央委員，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紀登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時年46歲。

1969年5月2日下午，毛澤東在京西賓館接見劉建勛、王新、紀登奎、耿起昌等河南領導人。在談話結束時，毛澤東說：“紀登奎要到北京工作，不當長工，當個短工吧。回頭，我要總理打電話給你。由總理通知你時就去吧。”

紀登奎真誠地說道：“我水平不行。”

毛澤東鼓勵說：“試試看嘛!”

6月1日，毛澤東由北京南巡，途經鄭州，在專列上召見了劉建勛、紀登奎，聽了河南省貫徹九大精神的匯報。完了，毛澤東再次說道：“紀登奎要調到北京，最近就去。”

紀登奎仍然謙虛地說：“我能力不行，水平低，到中央工作不行。”

毛澤東說：“兩頭跑。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地方。北京的事情難辦。在北京做機關工作，不可時間過長，不可過短，就去打個短工吧。”

紀登奎進北京，就這樣定下來了。

紀登奎到北京後，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中央分工主抓農業。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這個擔子自然不輕。好在他是從地委書記到省委書記，一級一級地幹上來的，對農業極熟，做農業工作對他來說是輕車熟路。

“老朋友”受命摻沙子

紀登奎到中央工作後，還在軍內擔任要職，先是出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後來成為軍委辦公會議領導成員，參與過軍隊重要事項的決策和政策制訂。

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軍委辦事組，是“文革”特殊情況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後，軍委辦事組改組，由黃永勝、吳法憲任正、副組長，成員有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這時的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常委會，林彪一夥控制了軍委很大一部分權力。

毛澤東覺察後，考慮用“摻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勢力的增長。在和周恩來醞釀增選軍委辦事組人員名單時，確定有紀登奎、李德生。

1970年12日，紀登奎和李德生奉毛澤東之命，參加了“批陳整風”的華北會議，去“挖牆腳”，而後在北京軍區分別出任政治委員和司令員。用紀登奎的話說，這是毛主席對林彪的鬥爭，旨在奪過北京軍區這塊“陣地”。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澤東在南巡中談到：“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

毛澤東說的“甩石頭”，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評陳伯達的批語。“摻沙子”即在林彪集團控制的軍委辦事組增加新的成員。“挖牆角”即改組北京軍區，因為當時誤認為北京軍區負責人李雪峰、鄭維山是林彪集團的人。

以後，毛澤東親自點將，讓紀登奎去了“軍委辦事組”。毛澤東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當面對他們說：“你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啊，像黏土一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已經摻了一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你們再派一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紀登奎。怎麼樣啊？你們歡迎不歡迎啊？”

事後，紀登奎對兒子紀坡民說，他“到軍委辦事組完全是主席的意思。主席是怕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搞鬼，叫我去那裡，就是看着他們。”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又點名紀登奎出任葉劍英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按紀登奎的話說，“和軍隊的老總們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毛澤東去世後，紀登奎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

毛澤東去世以後，紀登奎很悲痛。他依然保持了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認為毛澤東決定了的就是正確的，是不能改變的。

一次，身為北京軍區政委的紀登奎對許世友說：“不管怎麼講，我認為黨中央現在必須保持高度的統一團結，誰也不應該做不利於團結的事。”許世友拿起一塊西瓜，啃了兩口說：“吃吧，吃點可以清醒清醒頭腦，現在我們沒了主席，每走一步都得自己動腦子了。我可不能一步走錯而栽了跟頭。”

紀登奎說：“你在軍隊裡有威望，大家對你很有信心，只要你帶頭穩定軍隊，我看可以起很大作用。”

紀登奎見許世友沒有說話，又小心翼翼地說：“毛主席剛去世，我們黨內就有人企圖搞內訌，對得起毛主席嗎？”

“你知道嗎？上海的民兵現在都發槍了。現在上海在搞緊急戰備，揚言要和走資派血戰一場，這又說明了什麼呢？”許世友說。

紀登奎愕然，不知所措地凝視着許世友，過了幾秒鐘，他說：“你是說，他們想搞分裂了？”

“王洪文最近在上海，誰知道他要搞什麼？反正我是看不慣張春橋那副陰陽怪氣的樣子。我不管他們誰當頭，反正都得高舉毛主席這面旗幟，不這樣我許世友堅決不干!”許挺直了身子，說得很堅決。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上，紀登奎下台了。

他交出主要工作之後，鄧小平找他談話，要他接任別的工作。後來，他管了一段時間旅遊工作。

三中全會以後，他一面接受批評、檢討錯誤，一面還在工作，不過事情遠沒有以前那麼多了。

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一九八零年二月)上，紀登奎正式提出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五中全會批准了他的辭職請求。

附錄：一封內參信

1976年7月，毛澤東病情加重。這時，姚文元收到了一封新華社負責人謝力夫轉來的內參信，是一名新華社河南分社記者寫的。信中反映1976年初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負責同志在北京養病期間，紀登奎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說，現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爭。毛主席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只要主席一死，老派就要大干。他們已經秘密串連，做了準備，到時候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來就是血雨腥風。無論老派新派誰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台好一些。寫信的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後，把信轉給毛主席。但這封信被姚文元鎖在了自己家的抽屜里，誰也沒有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