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桓武是一顆星（下）

彭先生在85歲前後，曾到醫院作過兩次白內障摘除並植入人工晶體及一次疝氣手術。所里派人去醫院陪房，他起初堅辭不許，後來去陪房的人說帶着書本和論文與他切磋，方才勉強同意。在治療中，先生還向陪房的人傳授強身養生之道，他說他年輕時體弱多病，不愛鍛煉，到清華後第一年是在清華馬約翰體育教授的“強壓”之下，才扭轉到健康的鍛煉之道。開始他一長跑就暈倒，後來從太極拳入門提高到長距離散步競走，身體素質大有改觀。歐洲遊學時，他喜歡郊遊，騎自行車上班；回國定居北京後，即使年過80，仍然常一人去登香山。他去香山從不要所里派車，也不要人陪，他總是挑下午人少時坐公共汽車去香山，手提一個又黑又舊的飯盒，內裝食物。有時我們不放心，要他招呼我們同去，但他很風趣地婉拒說道：“坐公共汽車可以練引體向上，提飯盒可增加安全感：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我沒有心血管毛病，我心中有數。”

彭先生對老年人自我保健有一套自己的“理論”，除了體格鍛煉外還注意“練腦”，在公園裡散步，他喜歡扎堆看人下象棋，在家裡他按時“上班”讀書，做研究，推導非常複雜的公式，年屆九十仍有研究引力的論文發表。他一人居家，家務管理得滴水不漏，家中的各種物品、文件、圖書、文獻都按陳列位置，全輸入電腦。有一次，我們替所里要他的一份多年前的住房證，他打開電腦，輸入“住房證”，電腦馬上顯示出在某間房、某屋子、左邊第幾抽屜，5分鐘後便找到我們要的東西。這令我們非常驚訝與羞愧，我們許多年青夫婦不是經常半天找不到存摺而互相埋怨？正是這種自強不息腦體並用的個人生活態度，使先生一人獨居至今仍然保持耳聰目明，健步不息的好身體。

彭先生不修邊幅，偶爾也穿西裝，但從不扎領帶。外出無論是公事或私事，他大都是乘公共汽車或徒步而行。打“的”或用公車對他像是毫不相干又毫無意義的事。因先天性疾病，他不能追車。一旦追上去就會昏倒，所以他乘公共汽車從不追趕，總是等車在面前停穩後再上。他多次去母校清華參加紀念恩師葉企孫的頒獎大會，會畢，來賓們紛紛乘小轎車而去，他卻徒步回中關村住地。有人把車讓給他坐，他堅辭不就，說：“不用坐車，走一走好。”

他在清華講課時，從不在學生面前拿腔捏調，與學生來往隨意相處甚為融洽。他上講台，總要帶一些花生米放在講台上，讓學生們吃，對學生的個性和愛好，他從不干涉，反而尊重有加……

1950年5月，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為開展工作，所里動員科學家去城裡廢品站揀一些可供研究用的舊金屬。身為副所長的彭桓武穿一身留學時的舊西裝，四邊幅不修，顯得不土不洋。一天他正在天橋廢品站集中精力尋找廢品，沒想到公安人員卻懷疑上了他，目光緊盯他不放。經觀察，公安人員認定他“有利可圖”，是個可供盤問追查的目標。於是走至彭桓武面前：“喂，跟我走一趟。”彭桓武放下手中廢品，直起了腰，但莫名其妙。“跟你走幹什麼？”“幹什麼？你想想你在幹什麼？”公安反問。“我揀廢品。”“快走，揀什麼廢品。別哆唆。”“去哪裡？”“派出所。”“我是物理研究所的，與派出所毫不搭界，去派出所幹什麼？”“快走，去了你就知道了”……

儘管彭桓武能將高深的相對論、量子力學講得頭頭是道，說服很多人，可是面對一個公安幹警他竟然顯得嘴拙，最終被帶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憨態可掬的彭桓武又竭力為自己辯白，可無論他怎麼擺理由，公安人員一直認定他是個可疑的壞人，要麼是小偷，要麼是想干其他破壞活動的，說拾廢品是假。最後還是錢三強（也是副所長）去做了一番解釋，才將他“領”了回來。

茨威格寫過一部中篇小說《象棋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一人在牢房裡下象棋，對手就是自己。初看起來，自己跟自己下棋只能是小說中的故事，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然而，我們的彭桓武卻完全充當了這小說中的角色。他經常在家自己跟自己下棋，往往拼殺得天昏地暗，難分勝負……

下象棋或看他人下象棋是彭桓武的一大嗜好。他曾在清華留校生的一次象棋比賽中奪得冠軍。1937年春夏之交，他在一棋友推薦下，拜“棋王”張德奎為師。師徒一陣對弈搏殺，彭桓武敗下陣來，但棋藝頗得張德奎的賞識。張說彭桓武與他下一個月棋就會大有長進。彭桓武也一時心潮澎湃，做着棋王夢。不久日軍逼至北京的炮火，迫使他逃至南方，棋王夢也隨之放棄。

據說彭先生主持會議很有特色。有時他把較長的會議主持得很短，有的與會者剛剛到，便打道回府，有時他又把較短的會議開得很長。相對而言長會稍多一些，往往長到了耽誤了吃飯。而此時，他興許還在發表高見，等到他宣布會議結束。再一看表：“我的天呀，今天又晚了！”於是，又趕忙綴上結束語：“對不起，耽擱了大家的午餐時間，到××餐館去，我請客！”

時日一長，大家都摸到他主持會議的規律，也就沒有不樂意參加的。碰上短會，大家省下時間，另謀他事，遇上長會也能趕上“會餐”，沾點“油水”。為此，慷慨大度的他沒少掏腰包。

再說，“文革”中多所學校貼彭先生的大字報。別人遇到這類傷心事都繞道而走，可他卻無所畏懼。一天他聽說北京科技大學貼了他的大字報，就去看貼出了些什麼。他瞪大眼晴把“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看了好幾遍，一邊看一邊喜悅無限。事後逢人便說：“科大的大字報表揚我了，說我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多好哇，沒有加‘反動’二字，這不是表揚難道還是批判嗎？”

彭先生的意識很前衛，對一些新潮時尚的現象一般都不排斥，而且接受很快。裝防盜門之風在北京興起時，彭先生正搬家至現在的住處。雖說家裡一無所有，裝上防盜門興許給人更安全的感覺。因而他也追時尚安裝上了防盜門。一天他鎖上防盜門就外出，心裡似乎比沒有防盜門要踏實多了，還高興地對朋友說自己裝上了防盜門，很漂亮，很安全。那份快樂的心情已不言而喻。

但他萬沒想到，這時，小偷們已覬覦着他的家。當他回來時，竟然打不開防盜門，仔細一看才知防盜門鎖已被小偷弄壞了。他說這事真是怪得很，防盜門沒有防着小偷，竟然把自己“防”在外面進不了家門。小偷將他的家翻了一遍，所幸的是小偷一無所獲。

彭先生請人將防盜門鎖弄掉了，門上留下了一個洞，他一氣之下，再也不上鎖了，竟用紙將鎖洞糊上了事。那形同虛設的防盜門再也不被彭先生提起和關注，他的家門就這樣平常至今……

彭先生讓人開心樂懷，忍俊不禁的軼事很多很多，你可以從中看到科學家性情豐富的另一面。我曾與王淦昌先生談起過彭先生，王老說：“彭公很了不起，他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大科學家之一，悟性高，很有成就。他生活中看似很‘怪’的趣事，實際上是他聰明的個性使然，為他的生活平添了諸多樂趣……”

在理論學術研究上的彭桓武先生瀟灑智慧，現實生活中的彭桓武也灑脫風趣。假如你讓彭先生說說中國的行政級別、官職，你肯定不會想象他竟然回答不上來。他搞不清中國軍、師、旅、團、營誰大誰小。就是這麼個人。

為表彰彭老的卓越貢獻，1995年，第二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將科技成就獎頒給了他，獎金一百萬元港幣。可以想見，從來都功成不居的彭桓武，這次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後同樣“不為物慾所惑”。

在他80歲的時候，即1996年，他以自己獨有的方式，把全部獎金設立了一個特殊的獎項：彭桓武紀念贈款。第一位獲贈的，是一位曾經的合作者、因傷早退的黃毅英。彭桓武在贈款信中這樣說：“黃毅英同志：您好！彭桓武紀念贈款將於1996年10月-11月首次舉行。贈款對象為（暫定）彭桓武個人認為在核方面與他合作的工作中值得紀念的合作者。今年初辦，只贈一位，希望明年能贈兩位。在我多忘的記憶中首先浮出腦海的便是您，希望您能接受這次紀念贈款（不是獎，也不評）。款暫定為每人三萬元人民幣，已經準備好，現特商定尋求一個合適的時間，請您乘便來中關村一晤，並同去福利樓工商銀行辦理轉賬（我提取活期您再同時存入，利用通存通兌免得動用現鈔）。您最好帶一同伴來以減少您的勞累。時間在電話上商定更好，因為我有時還要出去有事。”

時隔4年，彭桓武紀念贈款又增添了新的項目，他在給黃毅英的信中這樣說：“黃毅英同志：您好！報告您一個消息，彭桓武紀念贈款，從2001年開始，將增加一項醫療補助報銷，專為過去和未來的紀念贈款獲得者，由於公費醫療改革，個人負擔份額加重而新設立的。因為銀行利率已幾次降低，贈款和補助報銷均以基金本金支付，用完即結束，所以補助報銷金額，根據實際情況，不作任何限制。北京人請20、21、22日電話告知我數目，23日我將準備好，電話聯繫待取。長期病號或外地人可協商簡化手續。”

黃毅英的女兒回憶說：我媽是1958年開始工作，到她1960年回來的時候人已病得很厲害。那時候我大概上小學一年級，所以在我的記憶里，就是我一上小學我媽就開始病。她在北醫三院看病，沒有任何一個大夫能說出來她是什麼病。彭老通知我們領贈款的時候，我還特別奇怪。蔡榮業先生告訴我，彭老希望把他得到的獎金同一些跟他合作過的同事分享。這些人都是早期參加核方面工作，健康受到過損傷，此後被人們忘記了的。任何獎、任何紀念都絕對不會輪到他們頭上。彭老的贈款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彭老決定是誰就是誰，然後彭老第一個紀念款就給了我媽。

下面是一段彭老和某節目主持人的對話，值得一看：

主持人：您在1995年的時候獲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獎金是100萬港幣，我想可能這也是您一生中獲得的數額最多的獎金了。

彭桓武：對！這100萬港幣到明年就要報銷完了。

主持人：您把它全部捐贈了？

彭桓武：全部贈了，紀念贈款明年就結束了。本來應該到後年，不過依照我現在的身體狀況，我想把後年的提前到明年，兩屆一塊給。

主持人：這100萬對普通人來說，意味着舒適的生活，但對您來說……

彭桓武：對我來說沒用。我生活足夠了，加不加這100萬都一樣。因為我一個人用不了那麼多錢。像我現在，大夫給我限制，每天只許吃這麼多東西，一天只許吃一個雞蛋，吃兩個雞蛋都不行，那個錢有什麼用？！

主持人：現在已經有將近三十五位科技工作者獲得了這筆贈款，分到他們每個人手裡的是三萬塊錢。您想通過它來表達您對這些同志的什麼敬意呢？是想用來解決他們生活上的實際困難嗎？

彭桓武：沒那個意思，就是表示紀念而已，紀念當初合作過、工作過的人。

主持人：您知道黃毅英先生已經去世了嗎？

彭桓武：這一次她病我都不知道，我的消息不靈通。上一次病時我讓蔡榮業送了兩萬塊錢醫療補助，她自己也不要，我只好自己送去了。上次她出院後我以為她沒事了，這回她又病我還不知道。她的工作是搞核潛艇的時候參加原子能所的大協作。每回她都帶頭作報告，工作也做得很好，所以我對她有印象。

主持人：看起來您是一個很固執很克制的人，但是談到您的同事，您很難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看來您是一個習慣於把感情藏起來的人。您的老伴兒去世快30年了，您一個人做菜、洗衣服，5年、10年我們能理解，但30年如此，您不覺得孤獨嗎？

彭桓武：不孤獨，我有理論物理陪伴我，不孤獨！如果實在難受我就寫詩，升華過去。所以我的詩里有三分之一是寫我的老伴兒。這是心理學的措施，轉移注意力，幹事去就完了，就沒功夫去想這些廢話了。

主持人：您為國家做了這麼多，留給自己的是什麼呢？

彭桓武：留給自己的就是樂趣呀，做事的樂趣！

主持人：您最終追求的是什麼？

彭桓武：追求什麼？科學家的追求還是做工作。王淦昌臨死前我見他最後一面，他就說，“我能做的都做了，再有工作我也做不了了”。就是這樣，就是要做工作。科學家最高的追求也無非就是做工作。

彭桓武對科研、對人生的從容淡定，一定程度上是得其父親真傳。當年父親留給他的，一是書，二是詩，其中有首《詠雪》：“本來明月是前身，玉骨冰肌別有真。百尺寒光能徹地，一毫餘熱不因人。方圓自在都無相，瀟灑風流總出塵。何事洛陽裘萬丈，袁安原不厭清貧。”

彭桓武把這種“方圓自在”的理念融入到他對人才的培養中。作為我國核事業及理論物理學界的奠基者、開創者、領導者，他不但為我國原子彈與氫彈研究作出重要貢獻，還指導、造就了一大批傑出人才，其學生、同事遍布我國物理學界和原子能科學界，包括周光召、黃祖洽等一大批中國國防科研的中堅力量。他是“大家推許的大家”、“培養物理學家的物理學家”。

彭桓武認為，每一創新，總要牽涉到多個領域，這要求以廣闊的知識結構為基礎，但這個廣闊不是指音體美，而是跟研究方向有關聯的廣闊，“我就不是全面發展的，我是個偏才。”而知識結構跟興趣有關，有的人在興趣的引導下從工科轉到理科，彭桓武自己則是從理科轉到工科，所以他認為這也要“順其自然”，不能“憑腦子空想”。他樂於與大家分享自己治學的“十六字訣”：“主動繼承、放開拓創、實事求是、後來居上。”

曾經，彭桓武對自己打破漢斯貝塔的紀錄滿懷信心。就在逝世前5個月，他還對筆者說：“我算了，我的平均壽命是93.6歲，加減2.8，所以94歲的可能性還不小。”所謂“平均壽命”是他自己精心計算後的“科學結果”：“我把數理學科院士的合理年齡拿來一比，超過九十的，加起來再除。”他笑得像個老頑童：“我還有三年。”

彭桓武並不忌諱談論年老和死亡，在他眼中，這都跟太陽東升西落一樣，純屬自然現象。

到了晚年，他清楚地知道：“我是一個病人了，老了，收縮了，百病纏身。”但他也樂觀地堅信：“我能在夾縫裡頭生長。”他還童心不泯：“玩是每天不可缺少的功課啊，不玩這個就玩那個，總歸要有玩的時間。”